石家庄城市印记·解放忆述（五）

受命进入石门

　　1945年8月初，我由束鹿县（今辛集市）公安局被派到石门，做党的地下工作。进入石门后，我归冀中十一分区城工部领导。

　　十一分区城工部机关先后驻藁城（编者注：今藁城区。下同）、栾城、赵县三角地带的郄马村、马房村、梅花镇等村镇。部长林润田、朱康，副部长刘汝西，干事有李继真等。进城之前，分区敌工部的马捷、商亚平对我说：“为了摸清石门敌军的情况，为解放石门打下基础，打算叫你到那里去做地下工作。”并说，“石门的敌人很顽固，但被我们4个分区包围着，当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解放区在扩大，敌占区在缩小”。城工部部长朱康说：“一是要提高警惕。石门的国民党军进了大城市，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二是必须以群众为基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三是保守秘密，不论在任何环境和情况下，不能随意乱说。在敌人内部做工作，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要牢记党的纪律，坚定不移，威武不屈，即使牺牲也决不能暴露党的机密。”

　　马捷还说：“这次之所以派你去，是因为日本投降后驻束鹿县辛集镇的伪军赵学臣团，投靠了石门侯子固（侯如墉）先遣军，你比较熟悉他们的情况。赵是杂牌军，不是国民党的嫡系，他们撤到石门后，二营赵副营长曾派人到辛集镇找原来镇公所的通讯员王庄庄去接关系。赵副营长在束鹿时是我们的关系，供给过我们情报。我们已和赵副营长说好，他要求我们尽快和他取得联系，你去后在二营安排个位置，先打到这个营部里，将来把这个队伍掌握过来，争取起义。”

　　领导为了慎重，先派王庄庄带着马捷的信去石门找赵副营长联系，同时侦察敌情。王回来说没有什么变化。然后由我亲自去联系。

　　我到石门后，先到柏树胡同12号我的老乡殷明飞家里隐蔽。当时殷明飞在警察局收发室当班长，与我们党组织已取上联系。他家院内住着3户，我去后和邻居拉得很近乎。为了更好地掩护开展工作，我改名叫殷志杰，和殷明飞兄弟相称。我对明飞说：“明天我到西花园与通讯员见面，如果办好了，我就到赵学臣团第二营里去做隐蔽工作，以便了解先遣军的情况，瓦解敌人，争取起义。”殷明飞说：“近来敌军很疯狂，到石门来接关系的人有的被捕和牺牲了，你千万提高警惕，别上当。”

　　我和王庄庄约定：第二天上午9点，在和平剧院见面。10点，在阜康路一个大车店，等赵副营长来接头。

　　第二天，与王庄庄见面后，他说：“没有什么情况，我们一同去吧!”走到地洞（现在旧地道桥），我对王庄庄说：“到阜康路大车店附近时，你先到马路东边看看赵副营长来了没有，他们来了多少人，带什么武器，态度如何，有没有反常行动。我在西边路北侧等你。”庄庄两次侦察的情况都是来了十多个士兵，没有带大枪，也没有赵副营长。他们行动鬼祟，态度蛮横，大摇大摆地进了大车店。一直等到12点多，我们的关系也没有露面。我感到情况有变，决定暂不接头了。

　　我与王庄庄约定，第二天10点再到西花园和平剧院后边见面。次日见面，我亲自到大车店去了解一下。我问大车店店主，昨天来的士兵到店里找什么人。他说，当兵的说找一个姓李的有事商量，他们一进店，两个士兵在门口内站了暗岗，两个士兵看店铺，其他士兵到各房间去搜查，没有找到姓李的就走了。

　　回来后，我马上写信让王庄庄回十一分区汇报，两天后我也回到分区，向马捷作了详细汇报。马捷说：“姓赵的在束鹿讲得好好的，怎么到石门就变了卦。看来情况更加复杂了。”

　　这次打入敌军的计划未成功。我们就以辛集镇王庄庄的名义给姓赵的副营长发了第二封信，一是表扬他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二是批评他有的情报不详细，对团长赵学臣活动报得不清等。这封信发出后有意让赵学臣知道。结果赵学臣发现后将赵解了职。

　　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完成进入石门争取敌军的工作，有些灰心丧气。几天后，我到石门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曙光、组织部长李继真二位领导同我谈了话。他们耐心地启发我、鼓励我，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  

　　经组织批准，我带了通讯员李中业再次进入石门，仍住在殷明飞家。

　　这次我首先对石门的地形、机场、敌情等做了初步的了解，对国民党军队和行政机构，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情况做了初步的侦察。并通过通讯员及时向十一分区作了汇报。

　　根据分区领导指示，经李继真同志批准，我发展了一批力量。除殷明飞外，有石门警察局一分局侦缉队队副吴景仁，高柱派出所警察王钟文、王书栋，在商场经商的殷春满，在西花园戏院卖糖果、香烟的姬景海，三轮车夫马大牛，中山路东头开烟店的李中孚、李中业，以烟店为掩护、搞社会情报的马根山，还有经我介绍到石门《醒民日报》副编辑李达三、行情记者内线胡松涛等。这些人在党的教育下，利用他们的身份，配合我做了不少工作。

　　1947年上半年，殷明飞在西花园派出所任户籍警长，吴景仁管机要文件。锁赓元当时是一分局局长兼侦缉队长和“十九号”副组长。机要文书的上报、下达文件均经锁批示后，由吴景仁存档保管。这样通过殷、吴的配合就截留了下边特务报来的我方人员来石活动的情报，利用这样的情报先后有两次，我们的人在得到消息后提前撤离，安全脱险。

打入虎穴

　　为了更好地隐蔽下来，组织上决定让我打入《醒民日报》社。该报社位于中山路东头八条胡同，社长杜文明原本在中山路市场街开诊疗所并任所长，其父杜振江与国民党第三军32师的团长魏显廷是莫逆之交，他利用这层关系，让魏团长出面开办了《醒民日报》。报社共有60多人，原国民党河北省宣传部三青团选核班书记张学勤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王跃东、李达三为副总编。报社开办时，曾得到殷明飞、吴景仁的支持。我利用这一关系，经殷、吴两人介绍，进入报社当了发报组组长。我借报社自由职业者之名，搜集了解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各机关的秘密情报，并及时转给党组织。

1946年春天，十一分区领导在分析形势后认为，我继续在《醒民日报》工作不能深入敌人内部，不易达到“寻找线索，打入特务组织”的目的。于是我辞去《醒民日报》社的工作，准备打入敌特组织。

当时石门的敌特组织情况是：国民党石门先遣军是一支地方杂牌军，司令侯如墉是石门的地头蛇，有较大的特务机构。军统特务任福如是侯如墉十一总队谍报队队长（后来任北平行署领导下的石门第三联络组组长，1947年任华北“剿总”二处石门联络组组长，归“剿总”二处处长史洪、副处长王世超直接领导）。其中，石门国民党统治权力最大的是国防部二厅领导的军统特务机关，头子是张景岳，这个机关是石门特务组织的首脑机关，设在石门法院街4号。下边是警察局特务机关，头子是锁赓元，在石门势力最大。另有以军统特务黄青为首的一派，在民族街路南设有一部电台，直属北平行辕领导。还有中统特务组织设在南大街24号，调统室主任是赵志成，是搞学运宣传教育的，是文的，没有武装特务力量。另外还有一支，国民党市党部，由中统特务、书记长刘昌模领导，主要是管党组织。

　　要打入特务组织，从哪里入手呢?经研究分析，决定从军统入手，找关系打入军统内部，站住脚，打开局面。

　　据殷明飞介绍说：有一个叫刘文贵的天津人，常住石门收买机械零件，住在龙泉池北边胡同的福中旅馆。此人好吃好喝，爱交朋友，是殷明飞、吴景仁在查店时结识的。他看到殷、吴都是警察，很想在他们的保护下做生意，所以经常与殷、吴在一起吃喝打牌。他与大兴纱厂机修车间主任张志华关系十分密切，并和军统特务任福如吃喝不分，是老朋友。

　　张志华是石门郊区大郭村人，与石门任栗村人、军统特务任福如从小都在大兴纱厂学徒，既是师兄弟，又沾亲，他们来往很密切，十分知己，任在参加特务组织后，张志华常在经济上接济他，张志华还和侯如墉的参谋长于啸青是干兄弟，认于的母亲做干娘。

　　张志华虽然和特务、敌伪人员接触多，但他讲义气，重朋友、爱交际，不问政治，但有一定的是非观，是我们打入敌特机关的关键人物。于是我们拟定了从刘文贵入手，结识张志华，拉拢于啸青，进攻任福如，打入敌人内部的详细计划，报请十一分区领导批准。

　　在十一分区领导批准后，由殷明飞、吴景仁出面，找到刘文贵说殷明飞的哥哥叫殷志杰，很想找个工作混碗饭吃，请他帮忙在大兴找个事做。刘满口答应，并通过张志华把我安排进大兴纱厂做工。不久，张又向厂里要了间工房叫我搬去住。

　　与张志华在一起生活，了解到张自小进厂当徒工，曾受过资本家剥削压迫之苦，因而对工人有同情心。尤其是看到日本侵略军在石门郊区实行“三光”政策，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抓住这些，我经常给他及其妻子讲一些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其后，我又利用张志华之妻与任福如的嫂子是叔伯姐妹的关系，打入任福如的特务队。

　　打入特务组织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是张志华的保举，后又在华北饭庄宴请了赵振华、高峰、高鹏等人。当场由赵振华执笔写了保证书，张志华、吴景仁两人签字做的保证，才算正式办了手续。

　　任福如特务组织由6个人组成领导班子，有任福如、赵振华、高峰、潘树精、高胖子、傅之信。这些人都是经军统华北特务机关批准备案的。他们设有情报组、行动组、内勤组、外勤组。原来他们没有电台，发报时就通过侯如墉的电台发报，后来又通过张景岳的电台发报。1947年春，接收黄青情报站后，由民生街搬到民族街，自己才有了电台。任福如有时在民族街中间路南小门里办公，有时在任栗村东路北他的家里办公，或在民生街路北胡同里办公。

　　开始我在任福如手下做试用情报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正式提升为情报员。冀中十一分区对我初步打入虎穴作了肯定。同时指示我继续努力，逐步深入，争取更大胜利。石委会领导还指示我，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要组织石门地下党支部，任命我为支部书记，下有殷明飞、殷蕊芳、王钟文、李全忠等四五名党员，实行单线领导。地下隐蔽工作建立了核心领导机构。

经受考验

　　特务队里的人，对我非常怀疑，因而多次对我进行考察，百般刁难，甚至经常派人对我进行秘密监督、跟踪。我处处小心，同时有意去接近任福如的家属，得到了他家属的信任。又经组织上批准，故意泄露给任一些我们的情报。就这样，他们监督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任何毛病，逐渐消除了一些对我的怀疑。记得1946年春，殷明飞的婶子病故，我名义上是她的侄儿，为了遮人耳目，应付敌人，经党支部研究，我身穿重孝，痛哭流涕地守了七天灵。任福如、赵振华几次派人来看我，名义上是问候，实质是在监督考察我，但他们没有看出破绽来。在往束鹿送灵时，赵振华派特务以送灵为借口暗中盯着我，可是，我没有出卡子，送到市郊就回来了。

　　但赵振华、高峰等还是对我不放心。1946年秋天，任对我说：“你的工作要深入下去，要在藁城、栾城、赵县、宁晋一带建立情报站，在面上铺开。”我将敌特的要求向石委会作了汇报，经李继真同志研究后，伪造了几个联络站，从束鹿县发展起到晋县（编者注：今晋州市。下同）、宁晋、栾城和20名地富分子人名单，由我转交了任福如。过了几个月，任福如说：“把你建立的情报员叫到石门来，我和他们谈谈。”我说：“叫来可以，如果暴露了怎么办？你能保证在市里不出问题，保证不了市外。出了事怎么办？”我从任的二老婆那里听说，任是因为赵、高怀疑我哪来的这么多社会关系，不可能每县都搞一个联络站。他们怀疑我有假，又不易辨证。而出去看看他们怕出石门被八路军抓住；不去，又打消不了戒心。后来任叫赵振华跟我一起到各县去看看。我知道任与赵、高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怀疑有矛盾，故意说：“一旦队副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责任。”任说：“如果发现赵可疑，你可以随时处理，该杀就杀。”第二天，我立即向李继真汇报。李继真、林润田两人分析情况后说：“可以叫赵来，等他来了就把他抓起来。”我说：“这样弄不好，我就回不了石门了。”李继真说：“我们审他十几天再一同放你们回去，没关系。”我回石门后，对任说：“如果赵振华在市外出了事，给今后的工作找了麻烦怎么办？”任福如说把权交给你了，出了问题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任对赵说：“你既然对殷志杰不放心，你可跟他到东边各县去视察一下。”赵怕出事，就找理由说家有父母，需要照顾，出了事不好办等。任坚持叫他去。赵没有办法，反过来对我说好话，说：“老弟，这可不是检查你的工作，咱们去玩一圈就行了。回来后，我帮你整理材料。你保我平安回来，我保证向上边说你好话。”

　　后来我和赵振华商定，上午9点在西三教东边见面。他化装成农民，我和通讯员化装成商人，一起到解放区去视察情报站。在约定地点等了一会，赵与他老婆来了，他说： “老婆来是为咱们送行的。”快出卡子时，赵得意地对我说： “你以为我真同你去吗？我去了一旦出了事，你如何向任组长交代，你对得起你大嫂吗？还得连累你，你还是自己去吧！你走后，我在家里藏着不出门，对组里说我已出市。等你回来后，到我家，我一定好吃好喝地待你，边吃边喝，边编写材料，保证福如哥满意，保证你升官也满意。”我说各县联络站都等着赵组长大驾光临，这样不好向任福如交代。但说什么他也不去。他老婆在旁边哭哭啼啼为他说好话求情，对我说：“你回来后，嫂子给你做好吃的招待。”我看他实在不敢去，只好作罢。于是我和通讯员到石委会住了十几天。向李继真同志做了汇报。李继真同志说：“这样也好，他不来你就主动了。回去你怎么说怎么对，还抓住了赵振华的小辫子。造成了任福如和赵振华之间更深的矛盾，工作更加主动。你回去后，要抓住时机，一点一点地跟任福如说，逐步加深他们的矛盾。”我从石委会回来后，第二天才去找赵振华。他以好吃好喝招待我，开始他还想叫我自己写，以便将来有问题他好推脱。我不干，我说：“出去前你说好的，材料由你来写。”我把县里建立情报点、联络站活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并把束鹿县的几名民兵保护我和宁晋县民兵怎样查我、审我，我又是如何逃脱回来等编了一大套。又骗他说，如果不是联络站情报员保我，就有被捕的危险。幸亏赵组长没有去，不然也得经经这场凶险。还把联络员怎样搜集情报也编了一大堆。最后又说军事上由他看着写。

　　赵把材料写好后，我和他一同去找任汇报。任也信以为真，很满意，请我们到大春芳饭店吃喝了一顿。我对任福如说：“还怀疑我吗？这些情况可都是赵振华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写的。”我这样一吹，赵也很得意。赵向特务们吹捧我说：“志杰真能干，各县建立的组织名不虚传，都是真的，起作用很大。我和各情报站的人也都谈了话，干劲很足。如果没有联络站的人协助，我们二人都回不来了。”任福如和特务们都信以为真。从此，把我提升为正式情报员，每月发给60斤大麦片。

两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是叛徒出卖。赵振华接收了一个赵县人，叫钱好义，原在十一分区做地下工作，后来成了叛徒。钱对赵振华说：“殷志杰可能与藁城县城工部有联系，也可能与十一分区李继真有关系。”于是赵派他到我组搞情报，以便引我上钩。有一次钱对我说，他在十一分区做地下工作，现在不干了，因为十一分区光要干工作不发生活费，为了革命，把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可现在又不要我了。我听他谈话前后有矛盾，很可疑。第二天就派通讯员回十一分区向李继真汇报，证实钱好义叛变了。李继真叫我再观察一段时间，如钱好义没有悔改之意，就想法干掉他。后来，果然这个叛徒向敌人出卖了我，因而我被敌人抓了起来，送到3军拘留所。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只是钱的一面之词，我又拒不承认，后来通过任福如把我要了出来。后来高峰把钱派到正定东边一个村驻防，因分赃不均，高峰把钱干掉了。我们终于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叛变革命的败类。

　　我第二次被捕是在1947年的秋天。当时，李继真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利用特务身份，掩护干部进入石门。

　　我们约定在将到敌占区时，由我在前边走，那名干部和通信员李中业在后边走。我们三人经郄马到邱头村口时，我一个人先进了村。刚进村就钻出两个扛大枪的国民党士兵，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了起来，进行盘问。为了让后边的通讯员和干部看到，我大声和国民党兵纠缠起来，后来国民党兵把我带到连部对我进行了搜查，搜出了我身上带的《论联合政府》、两份过时的《冀中导报》，还有几份揭露敌人的小册子。他们对我进行了审讯。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党国机密，上级叫我搞的，不见组长不能说。我因为带着特务身份证，以搞情报工作的面目出现，态度很硬。第二天，我被送到3军军法处监狱审问。我说是军统任福如的人，出石门有任务，如果你们不信可打电话问任福如。但他们不通知任福如，对我进行了秘密关押。我看出他们是想叫我给些钱，借故敲诈。一个专门管犯人的班长，外号叫“龙头班长”，很蛮横。别人对我说，龙头班长看上了你的手表，想要，但又不好直说，你把手表给他吧!他让你向外送个信，那你就方便多了。我就把手表送给了“龙头班长”，又给了他5万元，请他给殷明飞、吴景仁、张志华送个信。他们3人知道后来看望我，我把被捕的过程告诉了他们，并叫殷明飞去找李中业，马上向石委会汇报，让张志华去找任福如，叫任想办法把我要出去。任找了3军的军法处几次，就是不放。其原因就是要钱。任仗恃特务组长的身份不肯出钱，而且说话还很硬，扬言要到北平告状。但军法处还是不放人。结果由张志华、殷明飞七凑八借，搞到300多万元，给了姓吴的法官，在他随3军北上时才放我出了狱。

配合解放石家庄

　　1947年秋我被放出后，当时清风店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第3军被歼灭，石门军事吃紧，我军正要攻打石门，解放石门说法越来越多。在石的敌人只剩下32师，军心大乱。上级指示让我抓紧搜集军事情报，弄清石门国民党的驻军、火力、碉堡。我们搞清了敌人的党、政、军、警、中统、军统，各机关、团体等情报。为了配合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我们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力量都发动起来，对群众宣传不要怕，不要跑，不要躲藏，要群众团结起来支援解放石家庄的战役。

　　在大兴纱厂，我利用大兴纱厂的“八大盟兄弟”，发动工人为解放石家庄做工作。当时大兴纱厂分地方派和南方派，厂部经理及主要头头都是南方人，而“八大兄弟”都是北方人，他们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我利用他们的矛盾，为我党顺利开展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市东南角护城沟电网，是大兴纱厂电厂供电的，电网直接阻碍我解放军的进入。在解放石门战斗打响后，领导指示我设法把电网拆掉，为攻打石门扫清障碍。但两次破坏未成，我找发电厂主任马奎元说：“八路军要打石门了，护城沟电网用的咱们的电。打起仗来，阻碍解放军进攻石市，使八路军受到损失，你我都跑不了，咱们都有责任。”经我这么一说，他答应到时候帮助断电。我与张志华在攻打石门那天晚上10点钟左右，把电网破坏掉了，使攻打石家庄的解放军顺利地突破了防线，为解放石家庄开辟了道路。

　　同时，我们也按上级的意图，保存了敌人的一些重要档案。我对吴景仁说：“掩护好身份，不要暴露，要把警察局一分局的档案材料保护好，不能让敌人带走!”在战斗打起来之后，他把档案巧妙地埋藏好。等战斗结束后，我们一同把敌档案材料全部挖出来，交给晋察冀社会部许建国同志，并汇报了潜伏在石家庄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全部情况。

　　许部长指示：石家庄的特务机关最多，特务满天飞，敌人统治时间很长，基础很深。有一部分特务可能乘机跑到平、津、保去了，有一部分死心塌地的特务可能借混乱时期潜伏起来等待天再变，和我们作拼命斗争。在平、津、保的特务机关还会不断派遣有经验的特务来石市。我们要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寻找特务潜伏点，一网打尽。同时，搞好同敌人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这是巩固石市胜利的关键。

特殊的战斗

　　石家庄解放后，石家庄市公安局成立，局长陈守中，侦察科长王应慈，副科长李继真。李继真找我秘密谈话，让我继续追踪特务头子任福如，以便把潜伏下来的特务一网打尽。任福如在解放前夕，跑到北平没有回来，高峰、赵振华在解放时乘乱也跑到北平。但他的下属人员大部潜伏起来，有的特务还继续造谣活动。当时，北平、天津、保定、太原、元氏都没解放，因在解放前任福如来信说让我安排特务组的工作，和我还挂着钩。为了彻底消灭特务任福如及其下属，王应慈、李继真要我继续潜伏在任福如组内工作，于是由我和王耕、殷明飞负责组织了地下工作队。为了掩护工作，我们在新华路于家北胡同口开设了自行车修理部，伪装为修自行车的小工商业者，还把王耕同志的爱人接来掩护。

　　石家庄解放后军管时期，一天，任福如的小老婆李月娥(外号二百五)偷偷找我说，她要到北平找任福如去，要求我送她。我和张志华商量了一下，不送她去，她也会偷偷跑掉，不如把她送给任福如，以使任福如更相信我们，为我们今后工作创造条件。我向市公安局领导汇报，局领导同意送她去北平。我找到李月娥说：“计划把你送走，可石家庄解放时钱放在厂里，没有钱怎么走？”因她急着去北平，就给了两个金镯子卖掉做路费。张志华和李中孚用自行车带着她，从石德路到天津(当时火车不通，也没有汽车)，并把王耕同志介绍给李月娥，说他是我们的人，在工商局工作，把他们送出解放区。到北平找到了任福如，他一看我们把李月娥送去了很高兴，说了感谢我的话，还要求有机会把他妻子和儿媳都送来，我们也答应了。张志华把送李月娥的经过和石家庄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任，使他对我更加信任了。

　　任福如对张志华布置了在石家庄的任务，让我把组织搞起来，继续搜集情报。志华对任说：“石家庄当前形势对我们不利，在那里站脚很不容易，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建立情报组织的事，看看形势变化再说吧。”

　　回来后，张志华向王应慈、李继真作了汇报。局长陈守中、社会部长许建国两位领导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任福如内部，为保卫党中央和石家庄而斗争。一定要把任福如案件搞清，搞彻底，最后消灭他。确定我的工作重点是以搜集敌人军事特务活动的情报为主。

　　此后，由殷明飞、王耕、张志华、李中孚、李宗悦、马根山等几个人组织起石门情报组，由我负责。经领导批准，报告了任福如。同时派张志华、李中孚以跑行商为掩护做交通员，从敌占区购工业原料、电器五金、医药等产品，支援我市工业发展，从中也获一部分利润。

　　为了使任更信任我，领导决定由张志华等人把任的大老婆、儿媳及冯增杰的老婆送往北平，由王耕送到定县以北。家属见到任福如和冯增杰，异口同声地说我的好话。张志华顺便说我“真对得起福如兄”。冯增杰也帮腔说我们真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任福如见人就吹捧我。要求我为他们做好工作，并说叫我去保定商议石门建组织情况等。为使隐蔽斗争坚持下去，我借用任福如本家任振翰、任福海、任振朝的力量稳住任福如。张志华约请他们3人以经商买药品为掩护，经常跑北平、天津、保定，常在任福如家落脚。任也对我进行了解，可是3个人都不知道我的真面目，只知道我在石家庄为他们工作，建立组织，开大众书店、自行车铺等。他们说：“殷志杰不是八路军，是我们的人，诚心诚意为我们搜集情报。”他们这一讲，别人也在外边讲，任福如手下的人都知道我和任很要好，是他的嫡系。因此，对我由怀疑变成惧怕，很多人都相信我在石市有力量。说我坏话和怀疑我的人被压住了。

再进虎穴

　　任福如一心让我去北平见面，我向局里请示，决定第三次进虎穴去北平。王应慈、李继真说：“要了解敌特对石市的阴谋活动，处处事事要多加小心，提高警惕，随机应变，说话要有余地。对我们党公开的，同时也可以让敌人知道的事，你就向任福如讲，作为送给任福如的情报”。我把公开的资料抄写了一部分作为见面礼。这次去有我、张志华、李中孚，是坐大车绕道天津到北平的，住在北平大栅栏一个旅社(任在此有包房，常在此办公)。结果他不在，到保定去了。我们就拍电报叫他回北平，商议建组织之事。

　　当时北平最高特务机关是华北“剿总”二处，处长史虹、王世超。史虹是戴笠时代“八大金刚”之一，是傅作义驻军的军统特务头子。那时各地都有戴笠的嫡系，权势很大，任福如就成了华北“剿总”二处的爪牙。任让我在石家庄建立电台，还让我搜集八路军军事、政治情报和石家庄警备司令部的情况，还定了今后如何联系。我答应叫张志华当交通员，负责来回联系，在解放区有王耕协助。高峰要求把他在民生街大春芳饭馆当女招待的姘妇菊芳送到保定，我答应回石找到后就办。这次去把北平、天津、保定的情况了解了一些，特别是“剿总”二处的情况，回来后向王应慈科长作了全面汇报。同意把高峰的姘妇菊芳送到保定。

　　经过几天寻找，在西花园找到她，此时她以当暗娼为生。当把高峰让她去保定的事告诉她，她很高兴。当时，高峰在石家庄的人也不少。为了把高峰的特务全部挖出来，我就对她说：“任福如、高峰让我在石家庄建立组织，现已有若干人，因人员少，还得再找一些人。”经多次谈话做工作，她才相信了我，并把高峰在石家庄用过的特务、地痞流氓、行商、投机倒把人员等全部提供给我，我向局里汇报了。当把她知道的特务全部弄清之后，决定把她送走，作为我在石市为任福如工作的证明人，从而减少了高峰对我的怀疑。

　　1948年，我们与任福如斗争非常尖锐，由张志华来回带情况。我们为了彻底肃清任福如留下的特务，秘密组织了任福如石门联络组，并以吸收组员的名义，从中发现了几十个在石门活动的敌党政军特务分子。经汇报公安局后，这些人有的被惩办，有的暂时被控制使用。

　　1948年春，我去北平领电台，先请示了公安局陈守中局长，陈局长又请示中央批准把电台弄到石家庄，目的是通过敌人的电台了解敌情。接到指示我们连夜进行了研究，王应慈、李继真对我说：“电台给不给还不清楚，将电台拿到手也是一场斗争，实在不行就回来，不能作无谓的牺牲。”并告诫我在工作中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要提高警惕，注意斗争策略等等。

　　这次去北平有张志华、李中孚和我。我们到了保定杀牛胡同路东周敬之家，这里是任的特务队部。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任福如、刘铸明、冯增杰、高峰、赵振华，并了解了他们特务组的机构。任是组长，刘、高、赵为副组长，黄文为电台长，张青为译电员。这次去他们都很高兴，看样子是要靠我在石家庄为他们建立电台搞情报了。我问任电台在哪里，任说可以到华北“剿总”二处去领。任说：“你和张志华、冯增杰同伴，让冯增杰（特务组秘书）给你们带路!”第二天，我们3人到北平，见到特务头子史虹和王世超，把来的意图和在保定见到任福如的情况一一作了说明。史、王很警惕，盘问我叫什么，哪里人，石门发展多少情报员，如何掩护电台、电报联系时间，怎样运回电台、一旦被八路军察觉了怎么办等等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结果他们很满意。史虹还说傅作义司令很重视石家庄的形势，只要你们好好干，将来有前途。午饭后，又让曹总电台长领我看了几十部电台的工作情况，并说要给我们一部美式电台，我问：“石门有电台联系否?”曹说：“等你回去就有了。”史虹说：“明天领电台时，你们找两名少将军衔保人，这是领电台的规定。”

　　我和张志华、冯增杰共同商量，到哪里找保人，找谁给担保？冯说：“咱们找于啸青去。”见到于啸青后，说明在石家庄建立电台，为任福如搞情报，到二处领电台还要两名少将保人。于啸青说：“我算一个，你们再去找侯子固求情就办了。”我们又找到侯子固，说明领电台要找保人的困难，侯子固同意担保，并招待了我们。第二天，“剿总”处就发给了我们一部美式新电台，定了频道，并给了一个密码本。当时史虹要了一辆车把我们送回旅馆，并派郝副官送我们到保定。第二天，我们买了汽车票，连同电台一起运到保定，见到任福如后，又研究怎么带电台到解放区进石门。我们买了一部分中药品，把药品装在箱子里，药中间放着电台，用大席包伪装好。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石家庄的时候，突然收到华北“剿总”二处的电报，说运往石家庄的电台暂时不要启运。接着二处的信也来了。信的内容是：赵振华写信告发我，说我靠不住，有被八路军查出的危险。第二天，我对任福如说，“你相信我殷志杰，还是相信赵振华?这是你要下决心表态的时候了!不相信我，电台我也不用往回运了。你考虑考虑吧。”任一时拿不定主意，好言安慰我让我再等等。我和张志华在旅馆等了两三天，张志华去找任说：“殷志杰非走不可，说再也不和狼心狗肺的赵振华在一起干了，让赵振华给你干吧。志杰干了几年你还不相信，我也不干了，回石家庄当工人去!”郝副官和张志华找到赵，问他根据什么怀疑殷志杰？结果赵振华也说不出理由，只是说他怕出事。郝副官说赵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于是任、郝两人让赵振华写信给华北“剿总”二处，承认其阻挡在石门建电台是错误的。同时，任也向二处写信说明保证不出问题。两三天后二处回信同意任和郝副官的意见。就在我们起身时，任福如说：“志杰，你要真的是八路军，我的命就算交给你了。我为你在石门建电台一事，在二处立了军令状。”最后在保定一家饭馆吃喝了一顿，赵当场表示歉意。他们把我们送到清苑县杨家庄，也就是敌占区卡子处。我们带着电台长刘令群，出了敌占区。后来找到王耕同志一起，把电台安全带到石家庄。

引狼出洞

这次带来的电台长刘令群，原籍邢台，天主教徒，20多岁，是特务头子侯子固培养出来的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我对他说：“你到石市后，尽量少活动，不要走亲访友。可到大众书店玩玩。人民政府干部王耕，是咱们的人，你有事可找王耕商量。北于家胡同是咱们的联络点，有事也可直接找我。等你站住了脚，可将你妻儿接来同住。”我们的目的，是用家属解决他的胡思乱想，进一步互相建立私人感情，控制他的活动。

　　安装电台的地方找了好几处，当时派出所配合我们经常查户口找麻烦，意在使刘认为在解放区做事不容易。最后建在北于家胡同马根山家的一间小暗室里。不久，与华北“剿总”二处联系上。

　　二处规定每两天报告一次。我们报告的内容都经王应慈科长批准，都是我方公开发表的一些情况，换回敌人政治、军事等情报，都向局里作了汇报。大约两个月后，电台坏了。准备派人去找任福如，我向王应慈科长请示，决定让张志华、李中孚与刘令群同去，并借机了解刘在敌区的活动情况。他们3人到保定后，任福如十分高兴，任说我（志杰）真能干。感到刘令群能来保定很不容易，就给了他一些钱。刘后来到华北“剿总”二处报告了石家庄的情况，并说志杰完全可靠。如果电台不出毛病可以继续下去。后发给刘令群几组电池、电料和电台零件，奖励了他几十万元。

后来，领导研究想把任福如调来石市，将他们一网打尽。任福如来不来呢?怎样调他呢?我拍电报、写信让他来石市检查工作，当时华北“剿总”二处也催促任来石检查电台的情况，可任不敢来。他来信告诉我，先派冯增杰来石看看。我向局里汇报后，局里同意让他们来，并派王耕到保定附近去接。冯增杰来石后，住在马根山的南屋。领导指示生活上好好照顾他，争取他，从他口中了解潜藏在石市的敌特线索。我问他任为什么不来？冯说先让我来看看，下次他会来的，因“剿总”二处也非让他来石不可。我问石家庄还有没有任的人呢？冯说没有，实际上都在保定。我把石家庄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并说我组人员生活上有困难，任福如得支援，多从敌区运些物品，从中得利以维持生活，让他转告任福如。电台也让他看了，并让他看了向“剿总”发报的困难过程，他表示很满意。他要求回保定，对我说要到“剿总”二处汇报我的成绩，保我升级。经向市局请示，就让他回去了。

华北“剿总”二处催促任福如来石。在二处的压力下，任不得不来石门看看。华北“剿总”二处来电报对我说：任去石家庄要保证他的安全。我们决定王耕和我到定县出入解放区岗卡“迎接”。按王应慈科长保证安全、严密监视、发现敌特线索的指示，李继真带十六七个侦察员，打扮成商人模样到滹沱河“保护”。接到任福如后，我把“迎接”他的人一一作了介绍，并告诉他都是自己人。我们围住他问长问短，他见来了这么多人接他，很高兴。路灯亮后才进石家庄，安排他住在张志华家中。张志华对我说：任偷偷带来20片安眠药，目的是万一被捕就自杀。任看了存放电台的地方，也亲眼看了向北平史虹发报的情况。史虹用电报鼓励任说，你在石家庄很安全就好。我们向史虹拍了一些石家庄情况的电报，任很满意。在石家庄呆了七八天，任便想回去。我向局领导汇报后，决定将任密捕起来，争取他为我们服务。陈叔亮局长说：“要密捕，要快审，不能出问题，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并决定在捕的时候让我和张志华跟着他，把他送到于家胡同口，张志华和任福如一块走，连张志华一起捕（事先已告诉志华）。

　　第二天天还不亮，任福如要出市，张志华跟着他。当他俩走出于家胡同口时，有几个同志把任、张志华抓住。侦查员靳英抢先一步抓住任的上衣兜，掏出了安眠药片，任束手就擒。任和张志华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在审讯时，他只承认是特务，就是不说活动。一天夜里，他对张志华说：“志杰被捕了没有，如果他也被捕了那就全完了。如果没有被捕就该来看看我们。”这些话张志华对王应慈说了。随后通知我，让我来看任。我一见他，他就说我对不起他，不该出卖他等等。我说：“怎么对不起你，我是为了保护你。为了挽救你和你的全家，政府安排了几十个人为你工作，你应该好好想想，你的前途究竟是什么？你早该清醒了，是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的时候了。”我还对他说：“如果你不投降，电台马上停止发报，对你也没好处。”他说：“如果公安局放我回去，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我说：“你在保定，我在石家庄，咱们联合起来和敌人斗争。”同意了。王应慈请示市委，根据投降立功政策，多次对他做工作，他写了悔过书，签了字，盖了章。随后，王应慈、李继真把我们叫去，又面对面对任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对任说：“你的一切我们全保密，保证不向外讲，连电台长刘令群也不让知道，并保证你的安全，要求你对革命有利的事多作，不利人民的事勿做!”任交代了特务组织机构、敌人活动情况，并说：“今后一定听共产党的话，让怎么干就怎样干。”过了几天，派人把任送回保定。任回到北平，说此次去石家庄看了看，殷志杰在那里干得很好，也建立了组织，电台掩护得很严密，是好情报员。他走到那儿说到那儿，把他们上下的特务弄得莫名其妙。由于我们保密工作做的好，敌人丝毫也没有觉察。他们来石的人都安全回去了，也摸不清我们的底细。

还有一个人最坏，罪大恶极，一直与我们作对，这个人就是赵振华。我们想把他调来石家庄收拾掉，铲除这棵毒草。我给任去电报，让赵振华来石，检查我的工作。但赵不愿来，怕出事。可看到任福如等来石都安全回去了，他也就比较放心了，只好硬着头皮和他的老婆一块儿来了。我把他们安排在中山路路南李中孚的小烟店里。我对他说：“住在这里安全可靠，又能看到中山路来往人的活动。”他很满意。对他们的监视都由王应慈科长派的侦察人员负责。我每天晚上去看他，问他想到哪里去，目的是通过他的活动发现敌特线索。经请示市公安局批准，对他的要求，都依着他，对他所去的地方和联系的人，我们都做了调查，没有发现新问题。但是他的老婆不知看出了什么，劝他快走，时间长了可能会有麻烦。他准备第二天就走。我向局里做了汇报，决定逮捕他。王应慈、李继真说：“赵振华是亡命徒，千万要提防。”就在他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志将他抓住，连同他的老婆一起押到公安局。经过审讯，他交代了一些问题和罪行后，被送到华北公安局获鹿劳改队关押。

赵振华被政府关押后，还有高峰呢。高峰这个人很狡猾，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去信叫任福如命令高峰来石。

　　高峰来信说：“剿总”二处命他带电台到衡水去，在衡水建联络点，准备长期隐蔽下去。还说来石后叫我帮助在衡水把电台建起来。时间不长，高峰来石家庄了。我们安排他住在三民街兴华诊疗所，负责人是任福如本家。高峰住了几天，想去衡水建电台，但他对把电台安在衡水是否可靠没有把握。后来他说：“电台来了就先放在你这儿，你可以指挥两部电台呼号。一个以石家庄电台呼号，一个以衡水呼号，我住在保定两个月来一次。”我带他看了几个地方，玩了几天，并没有发现新线索。我向王应慈科长建议，逮捕高峰。局里不同意。因为捕了他电台就弄不来了，如果敌人通过别人真将电台弄到衡水，那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败。我同意市公安局领导决定，陪同高住了几天，就把他送回了保定。一个多月后。保定解放了，电台也没有弄来。

　　再往后，我正式公开身份，到市公安局任职，李继真把侦察科的一摊子工作交给了我，我开始担任侦察科长的工作。

关于傅作义部队偷袭石家庄

　　石家庄解放之后，1948年10月，傅作义曾计划偷袭石家庄。

　　傅作义偷袭石家庄之前，华北“剿总”二处曾来电报，内容是：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缓和山西太原形势。叫二处来石市与联络站取得联系，不要我们暴露身份，继续隐蔽，最好离开石家庄，国军在石不会久住等等。我立即向局里汇报。

　　为了迷惑敌人，利用敌人电台与敌特展开斗争，我们编写了一套与敌特斗争的方案。经市局批准后，我们向二处发报说：“石家庄从大军区调来解放军几个师，部署到外围，共有3道防线：一道是新乐（今新乐市）沙河一带，二道是正定北新安村车站一带，三道是滹沱河。布置5万多解放军，还有民兵1.8万，准备在滹沱河决一死战，把傅作义部队打回去，决不能叫傅部到石家庄。”二处收到电报后信以为真。后来敌人到定县唐河停止了前进，返回保定。回电说：“部队暂时不打石家庄了，等以后再说。”我们的电报以假乱真，敌人认为电报是千真万确，果然不敢来了。我们的胜利，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我们电报里说的有5万解放军，3道防线，还有民兵等虽然都是假设的，但也确实做了大量的防御准备工作，这就是有名的石家庄“备战”活动。

　　傅作义派出的美式装备机械化团，从保定回北平时，走到徐水，被我解放军包围全歼。当时我们给华北“剿总”二处去电报说，国民党机械化团被保卫石家庄的解放军给打散了，他们认为石家庄解放军确实有实力。经过这一战役，傅作义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来打石家庄了。为此，敌人提升我为“中校”，奖给500万元（旧币）奖金。

　　以上就是我在石家庄解放前后深入虎穴、与敌人进行特殊战斗的一些回忆。

注：本文选自1985年9月出版《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三辑。作者曾在石家庄解放前后从事地下工作，后曾任石家庄市公安局侦察科长、副局长。整理者系石家庄市公安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