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解放忆述（七）

　　1994年4月23日，我们走访了石家庄解放初的第一位女局长、市政府委员郭彤同志。郭老年届75岁，曾任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局长、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已离休。她的经历，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开始，从城市走向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又从根据地走进城市的大批女干部的缩影。我们将郭老的回忆整理成文面世，以慰前辈，以示后人。其回忆整理如下：

　　我是1947年11月27日进石家庄的。当时，我任冀晋区妇联副主任，正参加晋察冀边区土改会议，刚结束时，组织上决定让我立即进石家庄。

　　入城后，先住西焦村搞土改，我是土改工作组组长，马志新是副组长。那时，把农村搞土改那一套全搬进了城。成立区政府时，分配我到二区区委任宣传委员。我所接触到的干部，大都是一个思想，在城市贯彻阶级路线，就是依靠城市贫民，街政府还酝酿过成立贫民会。市内形势一度很紧张，一些工商业者惶恐不安。我们二区管辖的中山路一带是石家庄的新市区，大商店很多，有些日子，闹得大商店都不敢开门，整天上着门板，只留着一条缝。大约到了1948年初春，市长柯庆施到中央开会，回来在和平剧院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指示，城市工作依靠城市贫民是错误的，要立即把弯子转过来，依靠工人阶级，保护工商业，发展工商业，繁荣城市经济。开始，大家转不过这个弯，之后市委书记刘秀峰同志到市后又组织市、区干部参观铁路大厂、炼焦厂、发电厂、大兴纱厂，以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才扭转过来。

　　建区之初，工作主要是搞调查，深入贫民阶层了解社会情况，发现依靠对象和积极分子，然后就是“挖蒋根”，登记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分子、还乡团等，结合着做治安工作。当时“挖蒋根”很严厉，我们半夜不睡，走街串户去查国民党军政人员，查潜伏特

　　务和逃亡地主，挨门逐户查，吓得那些人直往床底下钻。当然事先有目标、有重点，不是盲目地乱查。我到过一个居民大院，有一位从解放区来的妇女，提供了不少情况。白天发现线索，夜间去找。区政府刚成立时，这一项工作花的时间长，费得精力大，所以印象很深。

　　此外，还要排雷管，挖炸弹。国民党军埋藏丢弃的这些东西到处都是，连我们办公室的窗台上都有。开始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但见外表精致，像小孩的玩具，谁也没去动它。大约是1948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我在外边工作，国民党飞机来轰炸。宿舍里留着我的才一岁半的女儿，一个小保姆带着。我不放心，急忙跑回来看看。见没事，也近中午了，就躺在床上歇了一会儿。院子里“咣”的一声巨响，我从床上惊起，以为是飞机把炸弹扔到了院子里，两个孩子还在院里玩呢。我不顾一切地冲出门，只见孩子喊：“妈妈！妈妈！”往我跟前跑，我也迎着她跑过去，一把抱起来，只见孩子满身满头是血，成了个小血人，她立时晕了过去。原来，她们把窗台上的那些“玩艺儿”当捻捻转儿转着玩，一下子爆炸了。我吓坏了，区里的同志们闻讯跑了来，急忙喊着：“快，送人民医院！”我说：“孩子死了，还送什么医院！”他们说：“不要紧，快送！”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找了个三轮车，把两个孩子送到医院。接到电话老王他们1区和我们2区很多同志都赶到了医院，围着孩子喊啊叫啊，很长时间孩子才苏醒过来，身上有40多块豆粒、米粒大的小弹片，浑身裹满了纱布，发烧，说胡话。小保姆膝盖以下都是碎炸弹片，吓出了神经病。她是我们从根据地带过来的，很聪明的一个孩子，才16岁，本来准备让她参加工作的，这一来，伤愈后只好送她回家去了。为此，我们心里一直很内疚、不安。当时，我们对蒋军留下的这些东西全然不知，后来才知道是迫击炮弹的引信。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寻找、清理弹药。其实，说是解放了，也不安全，危险时时有，好在大家都经过战争的考验，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

　　照现在人的想法，从农村到城市，那是享福去了。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入城后，生活十分艰苦，比在农村还苦。在根据地，我们还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改善生活，而入城后，仍然是供给制，而且什么都要买，伙食不好，整天吃小米饭，加点绿豆，老咸菜，不变样，吃得人直反胃。尤其是当时我正怀孕，反应厉害，小米饭本来很好，我们吃了十年，可是那时一闻到小米饭就吐。不吃这些，又吃什么呢?还得硬着头皮吃。有苦也不叫苦，有难也不说难，没有谁想过打退堂鼓。

　　当时很多名人来到石家庄，可以说，石家庄是名人大荟萃的地方。像著名导演凌子风，是从延安鲁艺过来的，任石家庄电影院经理。他的夫人石联星是著名演员，饰演过赵一曼。中央也派了很多高级干部来石家庄考察、调查城市管理、工商业发展、社会状况，像黄敬、胡乔木等人都来过，研究城市工作，准备解放、管理全国的城市。1948年，中央派杨黎原(后任天津财委秘书长)来石家庄在我们2区住了几个月，搞社会各阶级、各阶层调查。

　　我在区里一直工作到1948年底。1949年初筹备市妇代会，因我在冀晋区是搞妇女工作的，又开始做城市妇女工作了。1949年春，甘棠、赵全林等人到北京参加全国妇女会，把我留下主持工作。当时，我们和工会挤在一处办公，条件十分差，我就找到财政局长郭辛光同志要房子，他把中山路两处房子拨给我们使用，一处机关办公用，一处是妇女生产合作社，条件才好转了。这样，妇联很像样子了，又有了一个过硬的班子：甘棠任主任，赵全林任副主任，组织部部长是刘勉，副部长是段克强(海南岛解放后去海南工作了)，宣传部部长张林。我主要抓妇女生产合作社，沿用了延安办妇女合作社的办法，把街道年轻妇女组织起来，做童装、童帽、童鞋，搞扎花等手工艺品，很火热，出了很多产品，也畅销。我还写了篇组织妇女生产的文章，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我在妇联没多久，刘秀峰同志提出妇女参政，就调我到民政局任局长了，我和副局长沈万山两人负责，他是由4区区委书记调来的，秘书是刘金(后来在市委党校工作)。民政局摊子铺得很大，内有优抚科、房产科、人事科、社会科、民族、宗教、幼儿园等部门，业务很大，工作面很宽。优抚救济搞得很火热，年年春节开优抚大会。民族工作主要是做回族工作，因为石家庄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

　　1949年7月，市里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因为有了一年多的工作基础，各方面的工作关系都理顺了，选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选出的代表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会有规模较大的主席团，由各方面代表人物组成，轮流主持大会，我也是主席团成员，主持过大会。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工商界代表、文教界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都踊跃上台发言，气氛热烈。我还保存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位农民代表上台发言的，因天热，他光着膀子，操着大芭蕉扇，我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还和他打招呼呢。另一张是我讲话的。可惜，现在一时找不到了。经过选举，组成了市政府委员会，刘秀峰同志当选为市长(这之前柯庆施已调南京)，臧伯平同志当选为副市长(原任建设局局长)，我也当选为政府委员，任民政局局长。从此，政府工作逐步正规，各种制度和例会都健全起来。

　　当时，政府组成有一个显著特点，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比较重视民主人士参政，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仅市政府委员有党外人士，而且各局也安排了一批党外人士任副局长，如税务局杨鸣远、工业局赵铭、商业局申希礼、卫生局王济民等。他们都很起作用，大会小会积极发表政见，关于工商、税务、监察等各方面，都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他们中不少人还出席过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石家庄市人民政权建设确实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

　　注：本文选自1995年出版《石家庄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人民城市的曙光》。作者曾任石家庄市民政局长、市政府委员，后调任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