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解放忆述（八）

　　1994年4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中组部宿舍，我们走访了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杨法陶同志(已离休)，请他谈谈1947年石家庄解放初他当街长的经历。杨老虽然年届83岁高龄，但思维敏捷，往事已隔47年，仍记忆犹新，追往忆昔，感慨万端。兹记录整理如下：

　　我是1947年石家庄一解放就进市的，和韩子仪、李振海等同志参加了市委调查组，访贫问苦，了解情况。石家庄解放后，取消了国民党保甲制，建立人民政权，一切都处于试验、探索阶段，我就向市委要求，留在基层参加政权建设，市委同意了我的要求，我就到1区5街任街长。当时的行政建制，市以下设区，全市共有8个区，市内4个，郊区4个。区下设街，全市共33个街。街以下是闾，每30户居民划分为一闾，闾下是组，10户一组。我在的1区5街辖大桥街、三民街(原升平街，现五一街)和西小街3条街道，共有500多户居民，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段。大桥街是石家庄的主要商业区，店铺集中。三民街(升平街)有升平戏院，有石家庄最大的饭馆，有照相馆、金店、茶庄，还有引人瞩目的头等、二等妓院；西小街却是个贫民街，做苦工的，吹喇叭的、钉鞋的等三教九流杂居在这里。这样，5街的工作就非常复杂了。入城之初，石家庄群众不了解我们，受国民党欺骗宣传，非常害怕我们。而我们也不了解石家庄，没有做城市工作的经验，工作伊始，千头万绪，如同一团乱麻，要在极短的时间理出头绪来，谈何容易!街政府连街长才4个人。当时卡子未开，出市要到街政府开证明。市内主要是进行清查登记工作，还要发动群众搜查国民党残余分子，谁也说不清每天都会遇到什么事。有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留在了市内，没有收入，不能让饿死，还得管他们吃、穿，保证他们的生活。街的工作根本没有上下班之说，有时深夜刚躺下，又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进城的解放军战士迷了路，赶紧爬起来，派人送出市。这样的事，一天不知要碰上多少起。

　　工作忙乱还是小事。进城的干部政策水平不同，执行政策有很大差别，再加上对城市的许多事不懂，也给工作增加了难度，还闹出了不少笑话，甚至出过伤亡事故。比如，开始搞大搜查，查武器，查敌特，查封一些商户和居民户，看到拖把，我们的同志不知道是用来拖地板的，非要人家交出大炮不可。看电影，有的同志抢着往头一排坐，以后逢人便说：“进了城，千万别去看电影，晃眼，不能看。”税务局几个人都不懂电，当年除夕有人用湿抹布擦灯泡，触电而亡。类似这样的笑话乃至悲剧闹出了不少，影响了我们在群众中的形象。再就是“挖蒋根儿”，我们初进城摸不着底，宣传动员国民党员主动登记，由于蒋方人员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不敢主动登记。有的街干部怕自己负连带责任，出现了过火行为。各街掌握政策不尽一致，加重了群众的心理负担。

　　总之，当时的情形是群众不了解我们，不信任我们，我们又不懂城市，“左”的思想影响着不少同志的头脑，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建立起稳固的政权，这是我任街长时面临的重大课题。

　　工作千头万绪，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重要。政策对头是当务之急。建政之初，每一件工作政策性都很强，又是我们不熟悉的工作，不大懂，就边干边研究，边摸索，边改进，既费力，更费心。柯庆施市长也经常把街长们找去，了解街里工作情况、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为市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在我们5街，工商户集中，能不能稳定他们的思想，是城市生活能不能正常进行、经济能不能保持稳定和繁荣的大事。我们十分注意掌握分寸。坚决贯彻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比如“挖蒋根儿”，我们掌握一个原则，有问题个人负责，绝对不搞株连，特别是涉及工商户经理、掌柜的，更加慎重处理，只要不是和敌特有联系，问题说清了、查实了，就立即开会说明，恢复公民权利。不仅不能伤害工商业者，还要保护扶持工商业者。大桥街“乐仁堂”是很有名气的药店，总店设在天津，很有经营特色。石家庄解放后，药店掌柜走了，无货可售，关门停业，伙计们非要回天津不可。让走不让走?争论很大。我考虑，在石家庄，无钱无货，干不成买卖，他们又害怕，如果硬坚持不让他们走，只说留在石家庄大有前途，他们未必真信，不见得有实际效果，不如让他们回去。可是，工商局坚决不同意，说：“让他们走了，有违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我说：“药店眼下没钱没货，伙计们又害怕，门也开不了，还怎么发展?让他们回去，不会有什么坏的影响。”争执不下，请示市委，市委同意放行。于是把伙计们都放走了，只有一个伙夫尤师傅守门，他是唯一坚守岗位没有离开药店的人，而那些伙计们回到总店后，受到总经理的严厉斥责，尤师傅去找我，说：“店里没钱没货，总也不开门，我回天津和总柜说说，让他们早点发货开业。”我又同意他走了，他回到天津。过去伙夫到总店是见不到总经理的，而这次总经理将他当上宾对待，陪吃陪喝，给零用钱，并任命他为乐仁堂药店的经理，立即想办法发了几车药，让先前回总店的伙计们返回石家庄，很快开了业。这显然是我们政策对头，工作方法得当，使工商业者逐步相信了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工作中，感情不能代替政策。我们都是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和农村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感情，使我们有些同志往往用农民的眼光，站在农村的立场来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刚入城，有一件事争论很大，就是让不让农村的铁轮车进市的问题。城市里的柏油路面是经不起铁轮车碾压的。可是，我们刚从农村进城，就不准农民的铁轮车进市，岂不是忘了农村?乡亲们还不骂我们忘本?感情上怎么也扭不过来。最后，柯庆施等领导讨论决定：要往前看，往远处看，要着眼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经济，不能在我们共产党手里毁了市政设施，否则，我们怎么交待?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随即出示布告，禁止铁轮车进市。这才保护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柏油路。

　　取信于民，站稳脚跟，除了政策正确外，我们进城干部的表率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让群众信服共产党，信服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就得实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创业，做出榜样。

　　我当街长8个月，亲身感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干部的表率作用是最有说服力的。当时，我们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月只发一元钱的零用费，比在农村还苦。柯市长对干部要求相当严格，纪律非常严明，他曾给我们进市干部下命令，一年内，谁也不许在市内买东西。我一年就花了一角钱买了双鞋垫。那时吃得就更差了，一般是有霉味的公粮小米，能吃上一顿窝头、杂面汤，就是改善生活了。几个闾长差不多天天到街政府，日子久了，看我们天天如此，民权街张国祯闾长就对我说：“你们这样的生活能受得了吗?石家庄被围几个月，那么困难，也不像你们这样。开始，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做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你们天天这样，才知道是真的，世界上哪有这样傻的人，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他们从内心服了我们，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那时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绝不许向群众耍官僚作风，更不准打人骂人。西小街有一户偷电，电业局干部打了人家。我们就开现场会严厉批评电业局的干部，电业局长想不通，找到建设局长臧伯平诉苦，臧伯平狠批了他，指出打人是法西斯作风，是无能的表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这样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

　　这样，群众和我们靠近了，相信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干部，由怀疑、观望变为信服、拥护。工商界人士也逐渐和我们靠拢、交心了。有个金店掌柜，因经营金银首饰不对路了，改行经营百货。开始资金缺，我们给贷款，但经营仍然不景气，但没多久，却大有起色。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向我们讲了真话。原来，当时我驻军、机关团体很多还在石家庄周围农村，进城买东西，进了店铺门，先问是国营还是私营。是国营就买，是私营扭头就走。他说：我们最怕这一问，该怎么回答?说是私营，做不成买卖，可我们又不敢冒充国营。怎么办?想了个说法，既不冒充国营，也不说是私营，只说：“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商业。”这样一说，还真管用，买卖有的做了。有时要得货多，像毛巾一买就是几打，店里哪有这么多货，我们就请他们等一等，说到仓库去拿。其实，我们哪有仓库?而是到百货公司去买。连这样的话他们都敢和我们讲了，说明他们向我们交了心，我们已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站稳了脚。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争取群众，让群众信服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全靠艰苦奋斗、全心全意、实心实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最根本的。现在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群众深恶痛绝，如不能有效遏止，反腐倡廉斗争不能取得显著效果，那将是很危险的。

　　我当了8个月街长后，调任市工商联主任。1949年，刘秀峰接任市委书记后，因为市场物价涨得厉害，为了弥补经费不足，5月间，市委让我组建土产公司，后又兼管烟草公司。1950年初，市属工商业合并，成立企业公司，我又到企业公司任副经理。1950年11月，我被调到市委办公室任主任，一直到“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于1952年10月，调中央组织部工作。

　　注：本文选自1995年出版《石家庄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人民城市的曙光》一书。作者在石家庄解放初任一区5街街长、石家庄市工商联主任、市委办公室主任，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