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解放忆述（十）

　　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野战兵团胜利解放了华北重镇石家庄。晋察冀党委随即按照事先部署，开始了全面的接管工作。由黄敬同志出任“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组织了有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接管石家庄的主要工矿企业。我原在晋察冀边区工业局民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被姚依林同志亲自要到石家庄，参与大兴纱厂的接管工作，并委以经理兼厂长。记得当时刘建章同志接管石家庄铁路管理局和铁路大厂；沈鸿同志接管石家庄工具机械厂；林××同志接管石家庄电业局和发电厂；李苏同志接管石家庄炼焦厂，还指派陆铨同志成立新工会等。经过三五年的工作，改进了原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了业务、生产技术的水平，增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这不是旧中国所能办到的。现我仅就接管石家庄大兴纱厂的工作情况简述如后。

　　记得我是在解放石家庄市的第二天(即11月13日)拂晓7时许入城的。进城不一会儿，也就是在8时左右、敌机又开始袭击市内。我和警卫员丁萱同志掩避于一所学校院内树下。此时敌机就轮番地疯狂轰炸，达十多小时之久。直到下午6时，我们才按照市内交通图，朝着大兴纱厂方向前进。

　　经过一条小街，看到家家关门闭户。我们遵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尽管一天一夜饮食未进，也没去打扰群众。这时，天渐渐黑了，方向难辨，我们只好坐卧在民房外檐下台阶上待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清晨5时许，我们才找到大兴纱厂。

　　由于敌机日夜循环轰炸，并以市内大兴纱厂为重点目标之一。我军也用高射机关枪、迫击炮还击，阻止敌机低空扫射和瞄准投弹。

　　敌机的日夜循环轰炸，竟达七八日之久。

　　好在大兴纱厂的发电厂和职工宿舍未受损失。但厂内仓库被炸塌了，纱场清花车间被炸；布场车间全部被炸毁，幸好500台自动布机机架尚存；布场其余附设准备车间和综筘全部烧毁。

　　我们进厂接管后，及时召回全厂职工，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宣传了人民政府接管大兴纱厂的方针、政策，并号召职工同舟共济，保卫工厂，修复机台，争取早日开工恢复生产。

　　自此，全厂职工精神焕发，干劲冲天。如有些老技术工人，日夜都在被炸毁的仓库里，用手挖、用铁耙清理机器零件和复工所需的物料和材料。如是，全厂原有职工不再畏惧敌机轰轰之声，也不再日夜在外避难不归。

　　我们乘全厂职工稍加安定之时，积极地清理和加固厂内的原有防空洞，同时又新建了由厂内通向厂外出口的防空壕。至于工厂里一切有用的建筑通道、水汽管道等以及工具设备、模型资料、会计财务账簿都安排专人负责保管。

　　如此工作后，工厂还建立了护厂纠察队，厂门内外都有警卫。库房修复后，由专人负责日夜巡逻。

　　不久400千瓦的发电厂经检修后也运转发电了。

　　石家庄大兴纱厂是20年代的老厂，设备比较陈旧，动力是用皮带式集体传动的。我接管时，只有棉纺锭3万枚，自动布机500台。全厂职工(原两班制)，约有3600人。纱厂年产中支纱4万件左右，12磅粗棉布年产量约1400万米。但是，该厂在我们1947年以前所接管的纺织厂中，算得上是一个较正规的纺织企业。因此，党中央和地区党委都很重视。这时中央及时派来工作组。晋察冀党委也派有得力干部，协助工厂的清队、职工教育以及工、青、妇的建设工作等。特别是有中央领导——朱德总司令、彭真同志、彭德怀副司令和萧克将军亲自来厂指示和教导。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职工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而且工厂的修复和生产秩序，均走上了正轨，为工厂早日恢复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当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厂里有些生产物料不足，甚至有些关键的材料和零件严重缺乏。由于敌人封锁，工厂无法从外购回。比如纱厂细纱机经过敌机轰炸，虽未直接中弹，但由于轰炸时起火，将细纱机上的纺纱的皮辊全部烧毁。细纱机上的皮辊是最关键的零部件，况且皮辊心里面是用高质量的纯毛呢(商业名为法兰绒)做的，皮辊外面是用小牛皮包的。如无皮辊纺纱，纺出的纱就失去弹性和牵伸倍数，而且纱的支数、捻度、条杆均匀度都不能得到控制。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充分发扬了延安精神。没有法兰绒布，就在市场上收买败走敌军的呢大衣代用；没有小牛皮，就设法用单宁酸鞣制小羊皮代用。同时，改进了上漆上油的工艺。经过在单机上的多次试用，结果证明可以代用。然后我们逐机运转成功，就在12月上旬正式恢复生产。

　　这次风驰电掣迅速复工，是同上级领导的关怀分不开的，也是全厂职工日夜抢修20多天的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为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我们不断地克服种种困难。例如由于纺纱机久停未用，厂内的温、湿度都不符合纺纱的要求，所以断头率越来越多，皮花满地，大量地浪费原棉。如是，我们厂便招收职工子女80人，改为日夜“三班制”，采取换班不停车的措施(即每班8小时，纺纱机24小时不停运转)。这样，不仅改进了生产条件，减少了浪费，而且增加了生产量，为国家多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时有的人提出了异议，说军工厂每日两班制，而大兴纱厂却是三班制，这是不适当的，并向中央作了反映。但是，中央主要领导指示，“大兴纱厂的做法是正确的”。从此就巩固了大兴纱厂三班制的制度。

　　由于工厂生产不断提高，我们又将落地的油花和短纤维，增纺十支粗支纱，作为供应新建棉毯分厂生产棉毯之用。因此，工厂在市区开设了销售产品门市部，以棉纱而论，每件棉纱重400磅，一般售价合400银元一件，边币也以折价通用。这时真所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对繁荣市场、供给军需、稳定边币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12月左右，石家庄市委刘秀峰书记和柯庆施市长，为加强交流各经济企业的生产经验，成立了市工厂管理委员会、工厂竞赛委员会。大兴纱厂也参加了。

　　经过这段时间，大兴纱厂的生产形势更好，产量、质量均有所提高，职工生产热情也很高。

　　曾记得是一天晚上，萧克同志来厂对我面示，说原国民党傅作义部，乘我人民解放军调往东北战场之际，有偷袭石家庄的可能。由于时间紧迫，要求我厂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我得知此情后，连夜召开党、政、工、团以及生产、供销班、组负责人紧急联席会议，商讨布置转移计划。决定边生产、边撤机，在三天三夜之内，将纱厂、布厂、职工和家属等迅速转移。接着我们动员了畜力大车千余辆，先将轻型机器及开工必需的原材料连夜转移到赞皇县，并把愿意转移的职工及其家属也一并送往赞皇几个村庄。在此同时，成立集体伙食团、托儿所和子弟小学。对有老年人的职工生活，也作了妥善的安排，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对大型电机、马达以及笨重的设备，用火车连夜运往石德铁路衡水站，靠近路旁、田边安置，上面盖着麻包、草皮掩护，以防水湿和暴露，并有专人日夜巡逻看守。

　　约有10日之久，傅作义部失利，其企图偷袭石家庄的计划终成泡影，我们也立即迁回原厂复工了。从此，石家庄已成钢铁长城，永远在人民手中。这也教育了全厂的职工，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我们接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天津中纺公司。根据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中央决定将石家庄大兴纱厂发还私营。发还过程经过了4个来月的协商，约于1949年8月左右，在中央重工业部刘鼎部长领导下，于北京签订协议、办理移交手续。当时私方代表是大兴董事会驻天津办事处某董事(名字失记)，会谈进行很顺利，当时《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霍厂长交还大兴纱厂》为题发表新闻，并附有记者商凯所写《旁听记》一文，报导了双方会谈纪实。

　　记得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基本上有这样几条，双方同意(国营为甲方，私营为乙方)：

　　(一)我入城接管大兴纱厂时，由华北工业部投资的开办费、修复费、职工工资费等共计约50亿元(以边币计)，不要现时乙方付还。

　　(二)大兴纱厂从复工之日起至移交之日止，机器折旧费，现在私方也不应要求甲方偿还。

　　(三)工厂新增设备和所存物料、材料等，均应按当时原价，交给甲方。

　　(四)接管时分配的主要干部，由部调回。对大兴纱厂原有职工，一律交乙方安排。

　　在移交私营的职工大会上，宣布私方对职工的福利、工时及一切权利等，必须遵守人民政府有关规章制度，不准欺压工人，男、女、青工必须同工同酬。

　　为了加强工厂的技术力量，我撤出大兴纱厂前，还向私方推荐了何功京(又名何仲元)为该厂工程师。他是武汉地下特委何功高的弟弟，与我在南通纺专是同班同学，为人正直，对工人很有感情。我这样做，也想在我们走后，避免工作受损失。

　　1987年4月于四川成都

注：本文节选自1987年出版《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作者曾任石家庄大兴纱厂经理兼厂长，参与大兴纱厂接管工作。后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