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解放忆述（十二）

一

　　石家庄是1947年11月解放的。解放的第二天，我便从邢台骑自行车到石家庄，住在市委机关里。因石家庄是打进来的，所以街道上弹痕累累，电线杆横七竖八，死尸正在掩埋中。

　　当时党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石家庄的解放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关内第一个解放的城市。我们党22年来都在农村里打仗，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为此，便派了大批主要干部来到石家庄市，如柯庆施、刘秀峰、毛铎、臧伯平、吴立人等领导干部。

　　那时石家庄还处于恢复整顿时期。因河北省政府还未成立，石家庄受华北局领导，所以有不少华北局和中央的领导同志，来往于石家庄和西柏坡之间，给予石家庄以重要指示。

　　我们华北平（京）剧院（延安平剧研究院，迁到华北后改组而成，今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之一），原属华北联合大学领导，来石家庄后即归石家庄市委领导。这是华北局的指示。当时，华北平剧院派张梦庚率领几位同志，去接收石家庄的剧社，计有：革新京剧社、丝弦剧团、评剧社。张梦庚还兼任华北平剧院的工作。

二

　　一天下午，阿甲和我同逛南花园，在南花园的南边，有一个旧汽车库，里面没有汽车，却听到了锣鼓声。是什么人在这里唱戏，唱的是什么戏?我们进去一看，是演河北梆子，便坐下来看。台上演的是《算军粮》，只见主要演员扮相好，唱得更好，做功也好，可谓是个唱做俱佳的好演员。看完戏我们走出来，连口称赞，这么好的演员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唱戏呢?她到底是谁呢?我们四处打听，原来是著名河北梆子演员贾桂兰，艺名小金刚钻。

　　我决定寻访这位难得的优秀演员。于是又四处打听，打听到她住在花园南小街，门牌却不知道。于是我贸然前去，果然在南小街路西的一间小房子里见到了她。我这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她家，完全出乎她的意外。我说明来意，并且说我在华北平剧院工作，也是演员，唱小生的。她听到我对她的演出如此赞美，才打消了顾虑。看样子她的生活并不好。她告诉我说，现在河北省的河北梆子剧团，只有两个业余的了。河北梆子本来是河北人民最喜爱的，想不到如此凋敝。她参加演出只不过聊以糊口而已。我们谈得很融洽。

　　我们华北平剧院接到了党中央的命令，叫我们去西柏坡演出。是庆祝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还是闭幕，我已记不清楚了，反正与七届二中全会是有关系的。我们在延安时，经常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演出，已经是习以为常，所以记不得了。有一次去西柏坡，我们邀请了革新剧社的主要演员唐佩文。当时唐佩文很年轻，扮相好看，身条秀丽，她演的什么戏，我现在回忆不起来了。另外也邀请贾桂兰参加了，她演的《杜十娘》我还记得，因为我演的李甲，赵魁英演的孙富。我俩都不会唱河北梆子，还是贾桂兰教我们的，好歹李甲的唱不多，我记得贾桂兰对我说，你能演京剧，学河北梆子也不难，就这样演出了《杜十娘》。没有想《杜十娘》才是贾桂兰的拿手好戏，她的表演处处有戏，全身都在戏中，真是出好戏!解放后，她又把这出戏教给了她的徒弟张淑敏，我在中国戏剧协会小礼堂里，看了她的这出戏，真是唱做俱佳，催人泪下。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淑敏不幸逝世，令人十分惋惜!我们华北平剧院演的什么戏，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回来的路上，连戏装带人满满三大卡车，我们坐在露天的大卡车里，冻得打抖。下车后，赶紧取暖，有好长的时间才暖过身子来。

　　华北平剧院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之后，阿甲和我便创作了《进长安》一剧，也算是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的。这戏的故事，大概是：李自成进了长安之后，建立起大顺王朝。这时长安有个大地主(名字忘掉了)，要将自己的亲生女儿献给李自成。可是李自成不为女色所动，拒绝了此事，并识破了这个地主的美人计，将他斥责，弄得他狼狈不堪。阿甲自导自演这个地主，把老生和丑角的表演艺术融合在一起，有不少的身段是阿甲创造的。赵容美演李自成，方华演地主的女儿。后来，平剧院进京后和在京的戏曲界联欢，在大众剧场演出了这个戏，梅兰芳也看了，他认为这个戏内容好，阿甲的表演艺术有创造性，是出好戏。可是后来阿甲放弃了演员生活，改为从事导演工作，此剧就再也没有演出过。

三

　　当时，正面临着全国的解放，一切工作都为进入城市做准备。我们华北平剧院则为跟随党中央进入北平作准备。可是我们自感力量不足，需要补充人员。正好在此时，李和曾领导的民主剧团在新中国大戏院演出，叫座能力很强，我们曾提出和民主剧团合并在一起，这样就有较强的力量了。石家庄市委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叫我们去做工作。当时认为这个工作很不好做，像我们是供给制，每人每月70斤小米，折合人民币7元钱，这样大的差距是很难做工作的。万没想到和李和曾一谈就通了，而且他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在他的影响下，有吴葆华、吴素英、王颉竹等同志，都参加了华北平剧院。市委认为对他们应有优待，李和曾每月也不过三四百斤小米，他的父母还跟随着，这也能看出他们的思想觉悟来。市委还在石家庄电影院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吴立人同志讲了话。

　　当时平剧院的武戏较弱，最感缺少一名好武生演员，可是民主剧团却偏偏有个好武生，叫刘英坤。我们动员他参加平剧院，他却是坚决不参加。因参加后将减少许多收入，我们也不能强迫人家，只好作罢。

　　李和曾自参加平剧院后，表现积极，思想进步很快，经平剧院的薛思厚和张梦庚的介绍，由市委副书记吴立人的批准，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其他同志多数也在到北京后不久，陆续解决了党籍问题。

　　解放前，北平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干部进入解放区，有些同志到了西柏坡，有些同志到了石家庄。田汉到了西柏坡，马彦祥到了石家庄，当时成立起一个华北戏剧音乐委员会，委员人数不少，但做实际工作的有马彦祥、李紫贵、刘乃崇、曹慕髡、徐特等人，这个委员会由华北局宣传部领导，也就是由当时的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周扬领导。这个委员会虽成立时间不长，可是做了重要的工作，写出了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叫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以专论的形式，发表在华北《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是在周扬的领导下完成的，曾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和研究，可以说是党对戏曲工作带有指导性的一篇重要文章。

四

　　到了1949年的春季，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华北平剧院跟随党中央到了北平，属戏曲改进局（1951年3月文化部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改进局与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合并，原戏曲改进局部分干部充实了戏曲研究院，继续进行戏曲研究实验工作）领导。周扬同志调到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兼部党组书记。华北平剧院临走时，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吴立人向周扬提出，要求留下几名干部在石家庄。周扬问我愿不愿意留在石家庄。我经过再三考虑，觉得一个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这里又是我的故乡，于是我便答应下来，并提出我一人不行，要求把齐修林、韩洪涛、孟刚等同志，也都留在石家庄工作，他们也同意了。

　　我留下来之后，先担任市文艺工作委员会主任，后来吴立人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做文教局副局长，我不愿接受，对他说我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不能胜任。他说他也没有做过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工作，现在缺少干部，只能在做中学习。我没有办法，只好接受下来。

　　文教局当时的局长是刘星华，副局长除我之外，还有一位民主人士李纯朴。这位李局长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为人甚好，只是不敢做工作，刘星华把中小学教育全部抓了起来，我则把全部文化工作管了起来。齐修林任艺术科长，孟刚分管丝弦剧团，韩洪祷分管革新剧社和评剧团的工作，既分工又合作。我在当时除了过问这3个剧团的情况外，还管文化馆、体育、幼儿园及各个影剧院的工作。当时确是十分繁忙，因人少事多，我们经常是白天处理各种工作，晚上到各个剧院去看节目，或者看电影节目，这都是带审查性质的。我还得参加市委、市政府的一些会议。

　　不久南京解放，柯庆施调往南京任市长，毛铎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刘秀峰同志任市委书记。不久刘秀峰同志也调往北平，毛铎同志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任市长，臧伯平同志任副市长，吴立人同志仍是以前的职务，王力同志任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干部甚少，我记得曾在石家庄集训了5万干部，准备南下，可是这5万干部到南方去，也是不够用的。

五

　　我在石家庄工作期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禁演了30多出京剧和评剧，如《大劈棺》《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等。这是脱离群众的表现。有一次，我和翟福林去北平租片子，碰到了张梦庚。据梦庚告诉我，彭真同志曾对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北平也禁演了50多出戏。彭真讲，你们(指干部)都是供给制，有饭吃，你们禁演了艺人们的戏，艺人们吃饭成了问题，谁来管饭。于是彭真下命令开禁了这50多出戏。我听到此消息后，赶忙回到石家庄，向臧伯平副市长作了汇报，臧市长说还是执行彭真同志的指示为好。于是我又把禁演的30多出戏开放了。后来在周扬的领导下，邀请了在北平戏曲界所有的知名人士，经过协商和讨论，慎重地禁演了26出戏，文化部通知了全国文化部门执行。

　　华北局也随着党中央到了北平，这时已成立了河北省人民政府，省委副书记是林铁，省主席是杨秀峰，文教厅厅长是孙文淑，她是杨主席的妻子，副厅长是胡苏，全省的文化工作由胡苏主管，石家庄已是河北省政府的一个直辖市了。

　　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中央召开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给了石家庄市两个名额，我因工作忙离不开，于是叫洪涛和陈因两位同志前去参加。这是一个盛会，把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和国统区的文艺干部团结起来。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恩来同志也讲了话。

　　洪涛和陈因回石家庄后，传达了大会的精神，石家庄的文艺干部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团结无间，为建设石家庄而努力工作。

　　河北省在中央召开文代会之后，紧跟着也召开了全省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我们石家庄市组织了个较大的代表团，代表团除了干部外，还有丝弦剧团的刘魁显、刘直彦，评剧团的李哈哈和贾桂兰，革新剧社是谁我已记不清楚了。在会议期间，不知是谁透露出我会演京剧，会议中许多同志都要求我演一演，我为了庆祝大会的胜利召开，便演了一出《奇双会》，受到了好评。我们回石家庄后，也相继召开了市的文代会，在会上我作了石家庄文艺工作的发言，毛铎市长和臧伯平副市长也到会祝贺。最后市文代会经过选举，选举我兼任市文联主任，洪涛为副主任。在文联的工作人员有陈因、郭钧、贾华含、路深、程瑞征、贺昭等人。市文联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业余文艺工作者开展文艺活动。

六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帝国主义便开始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目的是侵略中国，趁着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美帝国主义大举出兵，向朝鲜发动进攻，并在仁川登陆。眼看着直捣鸭绿江的时候，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的号召，中国军队大批人马迅速渡江援助朝鲜。美帝国主义认为他有精良的武器，可以击败朝鲜和中国，战争打得很激烈。正当此时，国内遗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蠢蠢欲动，于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开始了。

　　我记得那时，全国各地区的领导人，有些人手软，毛主席几乎每天有电报，毛铎同志也几乎每天早上叫我们去市委看毛主席的电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打击反革命要稳、准、狠，目前主要是突出准和狠。当时在石家庄，也是谣言四起，我们做宣传工作，配合政府，向群众作解释。我记得石家庄市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经过镇压反革命分子，社会秩序才日趋于安定。

　　在镇反之后，石家庄的各项工作都逐渐上了轨道。在这种形势下，市委决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刘星华、李纯朴和我都是代表，另外还选了艺人作代表，我记得刘魁显也是代表。在石家庄电影院开的大会，毛铎同志代表市政府作了石家庄近一二年来的工作报告。这次会议是很成功的。

七

　　1950年，中央文化部召开了戏曲工作会议之后，石家庄市各个剧团逐渐开始排演新戏的活动，首先以丝弦剧团作为试点，开始排演新戏。原先，他们是请一位说书的，来说个故事情节，演员临时现编唱词和说白，比如《封神榜》就是这样排出来的。刘魁显演姜太公，还是真不错的。现在排新戏排什么呢?齐修林提出排演我在延安时写的《陈胜王》剧本。这个剧本是我在延安时和魏静生合写的，他写前部叫作《揭竿起义》，我写后部叫《陈胜王》。可是当时魏静生已到了北平，剧本无法要来，因此只排了《陈胜王》。这个剧本的故事，大致是写中国农民第一次大起义，陈胜、吴广不堪忍受秦王朝的残暴压迫，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取得了初步胜利后，陈胜就有些骄傲了。他本应该继续进攻秦兵，却忙于称王。有一位和他一同做活的雇农，前去见他，他却傲慢不见，把这位老友气走了。由于他脱离了群众，而招致失败。虽然失败了，却给秦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从此群雄四起，最后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王永春演的陈胜，刘魁显演的那位雇农。排演是在他们演完了夜戏之后才开始进行的。演员们也有股干劲，我记得排演不久就演出了。不过这个戏排演得很粗糙，演出效果一般，没有演出几场，就收兵了。

　　当时党中央制定了新的婚姻法，颁布于全国，各地都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了宣传婚姻法的工作。贾华含和我看了一篇通讯，是藁城县的一位少女，采取婚姻自主，而与男方结了婚。我们觉得这篇通讯很有戏剧性，于是华含和我专程到了藁城县，找到了这名妇女，名叫赵小烟，她和我们详细地谈了她如何摆脱父母包办的经过，华含作了记录。回石家庄后，我和华含拟好了提纲，于是华含和我合作，写出剧本，叫《唐小烟》，交给评剧团排演。排好后，刚刚演出时，我们又把赵小烟夫妇邀请到石家庄观看此剧，没想到他们看过戏后，还很满意。评剧团也是夜戏后排演的，虽然有些粗糙，戏确实演得不错。后来我调到华北局后，又把华含请来，进行了修改，由华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随华北大行政区的撤销而停办）出版了。

　　华含和路深本是从晋冀鲁豫边区文联调到石家庄来的，在边区文联就曾写出了《土地还家》。我们觉得这个题材很好，正好配合土地改革。虽然土地改革在冀中，已是余波，但仍未结束。于是我们把这个《土地还家》采取曲艺中拉洋片的形式，由陈因、郭钧绘画，华含写词，交给艺人们演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我们还编了不少的快板书，也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

　　在那个时期，我们认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政治与艺术，同属于上层建筑，艺术应该为经济基础服务，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当时我们不认识这个问题，所以创作的一些作品，难免有些口号式的说教，所以只能起一时的作用，很难作保留节目。艺术本来应该寓教于乐，要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要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来，这才是艺术的发展规律，也是艺术史的结论。

八

　　我和刘星华商议，准备成立一个文工团，他很同意。文联的同志更是同意，因为没有一个专业性的文工团，感到十分不方便。当然，也不放弃业余的文艺工作。我们向市政府写了个报告，提出成立一个有三四十人的文工团，市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任命程瑞征为团长，已有了几位有经验的话剧工作者，如贺守文、李翔等，又招收30名年轻的队员，如白良、张子亭、张晓梅等人，也没有开办费，是白手起家的。当时洪涛、贺昭也很关心这个文工团的建立，大家挤在一所四合院里，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排演了不少的小节目，有歌舞、快板书，为当前政治服务是很紧密的。

　　当时洪涛、贺昭辅导铁路文艺工作，铁路工会宣传部有个干事叫邹连，和我们也有联系。那时铁路检车段工人魏连珍，曾写过《穷人恨》的剧本，又写了一个剧本叫《不是蝉》。我们看后，认为这个剧本有生活气息，还不错，于是要文工团演出这个大型话剧。

　　我们把魏连珍请到文联来，大家对剧本提了不少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加工，使剧本更有戏，更完整。这个剧本的内容，大致是有个老工人，耐心地帮助一个青年工人，这个青年工人叫马顺保。因为他只爱说空话，不好好做工。人们给他起个绰号叫“麻知了”。在老工人帮助下，他改掉了陋习，变成了一个一心工作的好工人。

　　我们为排好这出戏，当时组织了导演团，执行导演是郑哀伶。演老工人的是贺守文，演马顺保的是张子亭，人员配备很整齐，全团队员们都参加了，排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把戏排好，在石家庄市首先演出。没想到这出戏竟受到热烈的欢迎，各工厂纷纷要求演出，市文工团则有求必应，大家都很高兴。

　　程瑞征和我商量，打算去北京演出，我很同意，便和刘星华商议，他也表示赞成，并说要请示市政府。于是我向毛铎市长和臧伯平副市长请示，他们说去趟北京也好，主要是听取意见，那里的专家甚多，都同意了。于是由程瑞征带队，去北京演出了。在北京首先招待了文艺界，然后公演。没想在北京引起强烈的反响，又是一个工人写的剧本，受到了好评。还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写了评论文章，召开了座谈会。后来程瑞征专门去找周扬同志，听取他的意见。周扬说，戏演得很成功，很好，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加班加点不宜宣传和提倡，文工团很容易地作了修改。接着，剧团从北京回来，又到上海演出，在上海演出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场场满座，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文工团去北京、去上海还赚了些钱，于是买了些乐器和服装等，把文工团装备了一下，才回到了石家庄。文工团还受到了市政府的表扬和鼓励。

　　1951年冬季，突然接到华北局调令，调我到华北局去工作，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我把工作交给了李纯朴，我一家4口人乘火车到了北京。

　　1986年10月于北京中国戏曲学院

　　注：本文选自1987年出版《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作者曾任石家庄市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文教局副局长、文联主任。后调任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