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石家庄新闻史料

解放前石家庄新闻史料

何  平
 

解放前，我在石家庄的旧报社做过校对、编辑工作；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在石家庄从事革命新闻工作三十多年，直至退休。出于一生在石家庄做新闻工作的特殊感情，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点石家庄新闻史料。此文受个人条件所限，解放前的所见所闻仅仅是一些很表面的现象，解放后，才有些较深的了解，作了补充，自然仍是一些片断，仅供参考。

一、“七七”事变前的报纸概况

石家庄在“七七”事变前一二十年，由于京汉和正太铁路通车，以交叉的车站为中心、市区急剧发展，由一村庄变成一“新兴”小城市，人口由清朝末年的五六百人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成立石门市时增加到六万。商贾云集，近村农民纷纷到车站、工厂当工人，有些昨天还是小商贩，无业游民，由于当“买办”，行商而几乎一夜之间变成“暴发大户”，也有些人由于“大鱼吃小鱼”，物价急起直落而顷刻间由富商大贾变得穷光。总的说，工人、商人、半农半工商者在人口中比重大大增加，生活方式迅速改变，加上军阀混战，时局多变，人们要求了解时局形势，要求传递信息，要求长点文化，要求娱乐享受……适应这种形势需要，报纸就陆续出现。

据1942年由《石门新报》社出版、该社社长张鹤魂编辑的《石门新指南》一书记载，参照几位印刷业老工人回忆，石市最早的报纸是1928年(民国17年)基督教徒李亚夫创办的《石门日报》，但出版不久即停刊，其次为任国忠创办的《实业公报》，出版不久亦告停刊。以后有两三年没有报纸创刊，但保定的《京北新报》、北京的《实报》等大小报纸相继在石市推销，当时推销各种新闻纸者为“五洲报社”，创办人为赵润身，所售报纸十种，收入相当丰厚。1933年，赵润身、陈直民，孟霭言三人合办《石门日报》、为时不久，赵、陈二人退出，孟一人办理。孟为人机警，善辞令，会唱京剧，常登台客票，商业界一些人和他交往甚密，见面呼他“孟大麻子”。他办的《石门日报》，内容稍显低级，有时含沙射影揭人隐私，陆续刊登《朱八爷游石记》连环漫画(以后出书)，为中下层社会人喜读。该报还出版《石门指南》一书。此报出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停刊。在1933年，还有《晓报》出版，到1936年停刊。1935年有《商报》出版，为商界一派势力支持，资金较多，主编为北京报人宋匡我，编辑、印刷都较好，出版年余后改名为《正言报》，编排仍照旧，在市面上影响较大。那二年还有《小石报》《英风报》《石市晓报》《当天报》《华北晚报》等发刊，都至“七七”事变时停刊。

《石门新指南》的上述记载，转自1933年出的《石门指南》，时间不久，比较可信。但据别处资料，《正言报》并非《商报》改名。

那时候的报纸，都是私人创办，背后有某种政治势力作靠山，但形势多变，派争激烈，靠山易倒，加以办报有赚亦有赔，所以常是此起彼落，时兴时衰。但报纸纷纷创办，彼落此起，也足见人们需要报纸。识字的人要看报纸，有些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人也想知道报纸上登的时局形势和新鲜事。当时石门还是个“土”城市，群众文化较低，很多人不识字。我在少年时就曾见到，在西花园一带，常有一种“讲报”的人，拿着报纸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向围着听的人讲报，讲几段收一次钱，然后再讲。当时人们没有收音机，又想知道新闻，就到街头找“讲报摊”听讲报。

二、日伪统办报纸

据《石门新指南》载，结合旧报社老年排字工人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10月日寇侵占石家庄，11月，一名叫陈毅的东北人创办四开四版的《正报》，宣传亲日，到1939年11月，报社交予日伪当局。据排字工人说，陈离开报社当了石市“社会局长”，从此日伪统办报纸于11月13日出版，报纸改名《石门新报》，先为对开大报，后又改为四开四版小报，初任社长曹树人，日人岛崎欠美、松清湲先后当顾问。到1941年3月20日，由张鹤魂继任社长，日人原田传当顾问。

日伪统办报纸的报社机构；社长、顾问(配有翻译员)，下分编辑部、经理部、营业部，编蹲部头头叫编辑长，下分内勤(编辑，校对、电务人员)，外勤(记者)；经理部部长下分财会课，工务课(印刷厂)等，营业部部长下有发行课、广告课。报纸发行除有一些报贩拿到街头叫卖零售外，主要是由发行课雇用一二十名投递员向订户送，而订户中一大批是强迫订阅，所以当时报纸发行额能达到五六千份。报费不高，广告费是主要收入。那时候，多么虚假骗人的东西也可以登广告，只要登广告人肯出钱，所以报社广告收入很大。

日寇对新闻的控制很严，报纸上的军政要闻只能是由汪伪的“中华通讯社”供稿，而这种稿不过是日本“同盟社”电讯稿的翻版。那时候，持有收音机(还没有半导体，都是从美、日、德进口的晶体管收音机)者很少，而持有收音机者都必须向日伪机关登记，而且把收音机的选台组焊死，只能收到当地日伪电台的广播，这种情况在报社也不例外。至于报纸登地方新闻，大部分是记者到伪政、法机关拿写现成的宣传材料或偷盗、暗杂等案件材料，所以报纸主要篇幅是为日寇的侵略和伪政权的反动统治服务的。

张鹤魂(当时约30岁)任《石门新报》社长后，除编《石门新指南》外，还编著一本《新闻学》。报纸与前两年报纸有所不同的是偶而发一些貌似“公正”的文字。如在报上辟有一“微言”专栏，张鹤魂用“何辉”笔名，编辑长赵幻云用“吴悠”笔名，常发表骂骂贪官污吏的杂文。我记得当时给人印象很深的一件事：1939年至1942年间，获鹿县仅县长朱能云由于横征暴欲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达一百万元(伪币)，民愤极大，当时民谣：“朱能云坐获鹿，天高三尺。”讽刺朱“刮地皮三尺厚”！特别是他的横征暴敛触动了某些地主豪绅的利益，获鹿县西土门村地主，石门佛教会会长谷钧与他为敌做对，狗咬狗的结果，华北伪政权接受谷钧等的控告，将朱抢决。这时，《石门新报》“微言”栏发表一杂文《替朱能云喊冤》，内容大意是：贪官污吏不止一个朱能云，只有朱能云被处死刑，所以朱“冤”，朱贪污一百万元，他如拿出五十万元上下买通，就不致于丧命，所以朱死的“冤”。这篇杂文当时给人印象是似乎“正直”，其实不过是讲了点人人皆知的无官不贪的现象，而在当时的社会效果只是使人们只对贪官污吏不满，掩盖了日伪反动统治的本质。

1944年秋，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陷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而不得不更加紧缩后方，以便集中力量支撑战局。这时，日寇采纳了大汉奸管翼贤的建议，在北平将《新民报》改为《华北新报》总社，管任总社社长，各地市地方报纸均改为该地《华北新报》，作为分社。在石家庄，也把《石门新报》改为《石门华北新报》，社址由南大街迁至黎明街，派陈重光接替张鹤魂当社长，顾问仍为原田传。这时的报纸更是奴颜婢膝，连一点像“微言”那样有刺的话也没有了。当时石市人口近二十万，报纸发行为六七千份。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告投降，《石门华北新报》日人顾问回国。报社一般职工和全国广大人民同样心情振奋，喜气洋洋，愿为胜利后的祖国效力。但这时无人来接管报社。陈重光就把报纸改名为《石门华北日报》继续出版八开两版小报，内容主要是用收音机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记录新闻”。过了不足一个月，高尚志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劫收了报社，

三、国民党接收后的《石门日报》

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派遣侯如墉为“先遣军”急速进入石家庄的同时，高尚志就从“地下”出来，于1945年9月上旬，以国民党中宣部平汉线特派员的身份接收《石门华北日报》，改出《石门日报》，社址仍在黎明街。随从人员有总编辑侯少君，经理部长姚炳黻，营业部长卜青田等。

高尚志是个旧官僚，不懂报纸业务，他曾问其左右：“我就分不清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广告，怎么分?”由于他有国民党中宣部华北特派员卜青茂的门子，在国民党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形势下，当了“接收大员”，当了《石门日报》社社长。接收报社时他还说他不管报社的事，他要去藁城县当县长。但他还没有去，藁城县已解放，他就在报社干起来。姚炳黻当时身份是国民党中宣部石德线特派员，主要是接收光明电影院(现工人影剧院)和劝业场电影院(大桥街东头)，但他兼报社经理部长，常住报社。

高尚志开始接收时，旧人员除几个头头离开之外，一般职工都留用。后来，高尚志陆续安插其亲友，被称为“赵县帮”。印报设备全用接收的，经营两年没有增添设备，铸字用的铜和印报用的纸也大部分是用的旧库存。报纸每天发行约三千份，先出八开两版，到1946年一月改为四开四版：第一版是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电讯稿，有时发社论，由侯少君和编辑部长张虎刚编写；第二版是发本市社会新闻，由记者一、二人采写，一个编辑编发组版，第三版是副刊，由一个编辑编，第四版是广告，一、二、三版共有校对二人。

当时的报社，虽然社长和总编辑不向记者编辑布置宣传内容，但是报纸登出的内容都是为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冶服务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编采人员的思想觉悟问题，另方面，当时报社制度规定，政治军事宣传只可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电讯稿，地方新闻稿大部分则是国民党政府、警察局、法院等宣传“政绩”的现成材料。记者只一、二人，每天要交七、八篇稿，也只好拿这些现成材料略加编写，各版都是一个编辑，所以也是就稿编稿。这些宣传“政绩”的材料，无非是夸大和歪曲，蒙骗人民群众。

资产阶级报纸新闻的实质，除夸大、歪曲之外，就是炫奇。《石门日报》地方新闻版上有一部分社会新闻，就是记者从警察局，法院或社会上联系的耳目那里采访的凶杀、失火、大盗窃、大诈骗等事件，情节越离奇认为越有价值，详细描写，突出发表，以便耸人听闻，从而吸引读者，扩大报纸发行。当然，其社会效果是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放毒。

报纸第一版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稿，开头是收南京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到1945年10月间，中央社石门特派记者(名义上自称分社主任)陈道履坐飞机来到石家庄，以“飞来的接收大员”资格召集石门日报和大同晚报的头头开了个会。侯少君、张虎开完会回到报社对人们说：陈道履非常骄横，要报社用他的油印电讯稿，而价格昂贵，还口口声声称他是从抗战后方飞来的大员，斥责曾在旧机关团体做事的人是伪人员，必须听他的指挥。侯、张对此十分不满。这时，正是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讲了“不论伪不伪，但问奸不奸”的话，于是、侯、张二人当晚就写了一篇社论，题为《不论伪不伪》，第二天见报，对抗陈道履。《大同晚报》总编曾任小学校长，会英语、日语，有才学，性刚烈，与陈道履吵了一架，石门日报、大同晚报商议决定不买陈的油印稿，仍用收音机抄收记录新闻。后来，石家庄又有三家报纸创刊，各报都自己增没收报机，收译电讯稿，陈道履就埋头不问了。

本来，抗战胜利了，遭受日寇蹂躏八年的沦陷区人民一片欢腾，兴高采烈，多数商店纷纷抛售物资，日寇投降前一日三涨的物价跌落下来，似乎今后就成了“国泰民安”的日子，但没过几天，情景大变、“先遣军”开进市区横征暴敛，“中央军”第三军开进市来，拿着大量的不值钱的“法币”大肆抢购物资，物价又飞涨起来，当时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过来更遭殃！”到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英勇反击。在石门日报社内，高尚志家乡赵县不断有其亲友逃亡石市，高则收容到报社，这些人不做多少工作，还要当个汁么长多挣钱，如高尚志的表哥刘番，五十多岁，当了“收发科长”。这时，侯少君和张虎刚辞职另谋职业去了。侯临走时介绍警察局外事秘书韩云中到报社兼任总编辑，又介绍商职学校体育主任宋乃吉到报社兼任编辑部长，他们都熟悉报纸业务。但高尚志继续收容其亲朋，人多饭少，办报的职工薪金微薄，生活困难，怨声载道。到10月间，在工人们的支持下，韩、宋和我(当时任编辑)商定，并约记者赵家骙参加，由我起草，四人签名，向高尚志交了一封“要求裁冗员、增薪金”的信，措词强硬，最后说：“如不答应增薪，我们四人都辞职”。按当时编辑部包括总编辑、编辑、记者、校对总共只八个人，如果真的这四个人辞职，报纸就马上难以出报，所以我们估计高尚志一定答应要求，再说这也是为他的报纸办下去着想。但是，出乎预料，记者赵家骙暗地里向高表示他不辞职，并可担当各项编采任务。高又从其亲友中物色了两个人当一、二版编辑。随后，高给韩、宋和我三人各写了一张“请兄另行高就”的纸条，把三人辞退了。

当时的报社，社长就是老板，所用的职工，没有什么调配、安置制度，都是经人介绍，议好条件，干多少工作，拿多少钱。包括总编辑在内，都是雇佣关系，任何一方如不满意，都可以解雇或辞职。

在韩、宋和我三人离开报社的那天，工人们自发地集合到院子里大骂高尚志，骂赵家骙是叛徒，高尚志等人也有谋算，老奸巨滑，能沉住气，都不露面，事情就结束了。按这次闹事，工人们斗争情绪很高，可惜没有正确的领导力量，没有周密的计划和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幼稚行动，结果失败了。但是，《石门日报》从此一蹶不振，卖纸张、卖铅，维持到1947年9月，宣告停刊。

四、私营《大同晚报》

日寇投降后，曾在汪伪“中华通讯社石门分社”当记者的米维馨，邀其友人李喜顺，与曾在《石门华北新报》当编辑长的赵幻云，创办了四开四版的《大同晚报》。他们三四个人，仅仅是剪剪其它报，弄几条社会新闻，拼凑四个版，交文德书局承印。解放后得知，这个报纸出了一个月，到九月底，就经营不景气，面临停刊。这时，孙连仲派高挺秀到石家庄任十一区专员公署行政督察专员，高挺秀为发展自己的势力，派其保安司令部中校谍报队长李俊明盘下了这份报纸。报纸名不变，但由高挺秀亲自另写了“大同晚报”报头，李俊明为社长，聘曾当小学校长的赵廷祜为总编辑，李喜顺为采访主任，林青为记者兼营业主任，米维馨和赵幻云为编辑。开头在赵廷祜家里(休门)编揖，后社址改在黎明街路东一个小院。报纸仍由文德书局承印，每天发行二三千份。

1946年1月，国共美三方军事调停处石家庄军调小组在石家庄谈判，天空呈现“和平”气氛。有一天，林青领着一位佩带“新华社记者”胸章的人到石门日报社编辑部访问，侯少君把编辑部的几个人召集在一起，与之座谈。当时，人们只知林青做记者工作很活跃。解放后得知，林青在1942年就是在石家庄坚持斗争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汪务，广泛地掌握石家庄市内敌人党、政、军、警、宪、特的活动情况，他辞掉柏林庄小学教师工作，接受明友赵廷祜、李喜顺的邀请，到《大同晚报》当了记者，兼营业印主任。林青利用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他结识了一批“显赫”人物，利用和这些人物的接触，搜集了敌人的不少情报，有的情报使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得以脱险，特别是1946年二三月军调小组谈判期间，林青利用其记者身份，利用他与国民党“头面人物”的交往，对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揭露国民党代表的诡计等，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同晚报》于46年三月底因后台高挺秀丢了乌纱帽而停刊。林青也于四月间离石回到解放区。

五、私营《醒民日报》

《醒民日报》创刊于1945年11月，创办人是杜振江和其子杜泽林，社址就在桥东民生街路北巷子的杜泽林家里。当时日寇投降不久，人们关心时局，想从报纸上看到点形势发展变化。杜振江父子有钱，认为这是既可图名又可图利的机会。杜振江与刚进入石市的国民党第三军三十二师的魏显廷团长交情甚厚，便依靠魏团长作靠山。杜泽林任社长，杜振江任经理。当时杜泽林常对人们说起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是他的后台，内情如何，不得而知，但魏显廷既是他的靠山，自然也是得到刘英的支持的。报社编采人员先后有所变动，我知道的是：曾在日伪报社当编辑的王振东曾任总编辑，编辑有米维馨的弟弟米桂馨，记者有张育民，胡松涛等。办的是四开四版小报，没有什么特色，每日发行二、三千份。

六、国民党第三军办的《前锋报》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第三军于1945年10月进驻石门市。军政治部有个《扫荡简报》班，于1946午一月，由私营印刷厂“新民商行“承印”出版《扫荡简报》，专门在军队中发行。到1946年5月，以简报班人员为骨干，中校班主任程振东为社长，少校管汉先为总编辑兼记者，中尉王捷三为总务等，出版《前锋报》向社会公开发行。另外，又雇用非军职的编辑，记者、校对、营业员等五，六人。其中，我离开《石门日报》后即被其聘为社会新闻版编辑，又聘女中教员张捷为记者，聘宋乃吉为“采访主任”。报社地址在民族街路北一个北屋有二层楼的四合院内。报纸内容都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统治和欺骗人民服务的。《扫荡简报》继续出，办法是《前锋报》印完后，把报头换“扫荡简报”，用《前锋报》第一版(都是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稿)作第一版，用《前锋报》第四版的半版“经纬”副刊，另排半版向国民党军队讲话的反动文章作第二版，印成八开两版小报，向其部队发行。

《前锋报》社长程振东是南京国民党国防部委派的，此人为其反动事业和个人谋利煞费心思，当时约四十岁已经秃顶，他在报社实行封建专制，遇事独断专行，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一人住楼上，宿舍兼办公室，凡军官来与他谈活郎是在楼上。楼下是编辑部，他下午到楼下审稿。编辑部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山大王”，一听楼梯响就打招呼：“山大王下山了!”屋内就肃静无声。在报纸经营方面，他极苛薄。给军部出《扫荡简报》，军部给经费，但他实际是用前锋报的两个版更换报头，略加补充就印报，他就贪污了经费。他办《前锋报》，主要是几个拿军饷的军人，他只雇用了六七个职工，而且工资很低，甚至几个钱他也抠。如宋乃吉到报社兼职“采访主任”，他说，兼职嘛，只能给半个工资。所以，报社开支很小。他左打右算，赚了不少钱。他的行踪诡秘，反动嗅觉很灵，1947年春天，他去了一趟南京回来，过了五六个月，石市空气一紧张，他就让中尉王捷三给买了些黄金带上，在石市解放前夕就坐飞机跑了。

报社有一编辑刘萍，原名刘壮恒，1922年生，束鹿人，曾在石市丁字斜街小学校当教员，1946年初参加《扫荡简报》班当少尉编辑，《前锋报》创刊后，他编副刊，自己也写诗文，比较活跃，交往较广。突然，1947年3月21日深夜，几个便衣武装特务闯进报社，把刘萍抓走。当夜，特务们又把与刘萍住在一间宿舍里的王一夫抓走，王一夫是1946年冬天才经人介绍到报社来当文书(非军职）的。

这时，社长程振东不在报社，已于一个月前去了南京，报社由管汉先负责。赵、王被捕，报社里几个非军人职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一般问题，便联合买了些烟、点心等托勤务兵杨吉昌设法转交刘、王，并打算联名递“保状”，请求保释。但过了两天，管汉先说，据政治部告知，刘萍是共产党，不要再过问此事了。又过了两个月，听说刘萍已被杀害。

解放后得知：刘萍秉性刚强，富有进取心，日寇投降后认为参加“国军”可以为国效力，但到扫荡简报班后，看到国民党统治仍然极为黑暗，便心情苦闷，后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引导，他树立了打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进步思想，加入了地下组织，积极搞一些情报向领导他的冀中十一专区石东办事处报告，并在他编的副刊上写些讽刺文字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但是，1947年3月间，由于交通员赵新原叛变告密，敌人立即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汇报，南京即密电驻石的国民党党部，军部和铁路联合破案(与刘萍同时被叛徒出卖的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铁路大厂青工李永锁)。于是，3月11日夜，刘萍与李永锁同时被捕。他们在敌人的酷刑毒打下始终坚贞不屈。4月27日夜，敌人将刘萍和李永锁押到“光明新村”后面水坑旁刺倒活埋了。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刘萍、李永锁等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将杀害刘萍，李永锁二同志的凶手马庆芳、甘俊岭、刘昌模处决。

与刘萍同时被国民党抓捕的王一夫同志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石市解放时被解放军从国民党监狱中救出。

《前锋报》社里，刘萍被捕后，第三军政治部派少校军官沙清泉编副刊。沙是木刻画家，兼编《黑白画报》。《前锋报》于石市解放前夕停刊。

七、私营《新生日报》

《新生日报》是1947年7月创刊，也是四开型小报，但版型是立式两面。社址在中山路西段与中华大街交叉处，创办人宋乃吉。

1947年5、6月间，宋乃吉在《前锋报》兼任“采访主任”时，与《醒民日报》记者张育民，以及一家倒闭银号经理白蘋洲，共议筹办报纸。宋乃吉找到市政府市长尹文堂，请尹出面担任董事长。尹文堂是1946年4月由孙连仲派来，接收高挺秀在任时的市政筹备处，成立市政府。宋乃吉对尹文堂说，党部有了石门日报，军方有了前锋报，政府也该有个报纸呀。尹文堂答应了，并答应以“尹市长为董事长”的名义募集股金。市警察局行政科长苏澜生(解放后得知，他是军统特务，已被处决)代募了一部分股金，也成为一名股东。创刊前夕，发生了一场哄动当时新闻界的纠纷：原定宋乃吉为社长和创行人，可是创刊号报纸正在排版时，本来商定只当股东不参与报社事务的苏澜生强要在报上排上他是社长和发行人。宋不允。但闹的结果，宋退让了，条件是苏挂个名义，不干预报社内容事务，宋任副社长兼主编。其它职务是：张育民任经理，白苹洲任事务主任，总编辑是曾在市广播电台当科长的张逸农，记者编辑有禹平，时向春等。报纸办了三个多月，石家庄解放前夕停刊。

                                                                                                                     1988年4月2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