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城市荣光（七）

　　石家庄刚刚解放我就来到市政府工作，跟随石家庄市第一任市长柯庆施当警卫员。曾跟随市委、市政府领导接待过许多中央首长。

　　石家庄解放后，平山县西柏坡仍然是中央首长所在地。但西柏坡没有机场，当时中央首长们进出西柏坡，都要先在石家庄落脚休息，并视察工作、研究重大问题。许多中央军政首长来石后，多数都住在一处代号为“309号”房院。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处院子没有留下文字记载。1985年9月，为了搞清“309号”院的历史真实面貌，我专程赴京，访问了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同志、原市委书记毛铎同志、市政府秘书长(后任市长)臧伯平等同志，并和中央组织部杨法陶同志、胡耀邦夫人李昭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都鼓励我写有“309号”院的回忆录。为写好回忆录还和当年在市委、市政府工作过的王子兴、彭子堪、黄承龙、田清泉、江天、邢燕、周树杰等20多位老同志认真地对“309号”院进行了回忆，充实了有关“309号”的许多重要内容。

　　1985年冬，我开始实地查找，徒步查访了桥西许多地方，因时间久远，市政建设一日千里，在我记忆中的那一片空地中央突出的那个独院，如今是很难找到了。

　　后来，我猛然回忆起一次柯庆施市长让收发员黄承龙去给“309号”送信，黄不知在什么地方，柯市长亲自带黄和我到花园饭店西边，向南指着约500米外一处独院说：“那就是309号院。”想到这里我灵机一动，先到花园饭店，从西建街北口向南寻找到西建街南头，当两次看到路东西建街1号时，不禁一阵激动，要找的那个独院不就在眼前吗?顾不得多想，连忙走近，察看方位，目测距离，都与记忆中的地形地貌基本吻合。当确信这就是要找的那个房院后，我叩开了西建街1号的门。说明来意后，房主很热情，并领我巡视了室内外，还向我介绍这个独院是解放前国民党铁路局长杨毅的公馆。

　　房主介绍的与我知道的完全相符，现外门虽改为向北，但主房的原貌未变，40年前它的周围是一片菜园，唯独中间这处砖木结构的瓦房，显得格外别致。这处房子是日本时期的建筑，围墙上有电网，门口左墙装有一块二尺高一尺宽有“柳庄”二字的汉白玉石雕，进门右边是收发室，东北角是警卫室，正房台阶下有一圆水池，大藤萝架下几条石凳供人休息，可以说当时是本市最高级的招待场所。

　　经过反复核实，我又和黄承龙再次察看，确信无疑后，即上书市委专题报告了该院的情况，当年一些老同志得知“309号”找到后，也非常激动。

　　许多同志前来询问了解，并积极帮助回忆“309号”当年的情况。经过当年在市委、市政府工作过的老同志反复回忆，从1947年至1949年上半年，石家庄市虽已解放，但全国还未解放，为了安全，首长们在石家庄的一切活动，如接见起义的著名人士，召开各种会议，讨论军政形势，对外都说是在西柏坡。为此上级多次指示：一不广播，二不登报，三不诉诸文字，四不许对任何人讲。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有关“309号”的一切文字记载都未能留存。这也许是现在许多人不了解“309号”的根本原因吧。

　　在我带领市委工作人员在“309号”进行实地考察拍照时，从有关方面获悉，此院5月至6月间要拆掉，改建。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感深时间紧迫，难道保留至今近40年的革命遗址，就要被拆掉吗？我心急如焚，立即联系了王子兴、周树杰、黄承龙等5位老同志，在《石家庄日报》提出紧急呼吁——保留“309号”房院(刊登于1986年3月10日《石家庄日报〈晚报〉》第一版)。让全社会都来关心这一革命遗址的保留和修复。

　　呼吁发表后，引起省、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反响，表示拥护保留，认为这是省会历史上的光荣。市长王葆华同志责成市建委立即与有关部门进行联系，并委派副市长孙永生同志负责落实具体工作。市政协副主席田清泉等同志向在北京的毛铎同志汇报了“309号”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紧急呼吁，毛铎同志很高兴，当即给市委写了信，表示支持我们的呼吁，并提出修复意见。市委书记贾然同志收到毛铎同志的信后，十分重视，在信上作了批示。副市长孙永生、建委主任吴金玉、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盛邦及文化局领导，分别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先后到“309号”进行了实地考察。

　　1986年3月，为了考证“309号”有关事宜，市委有关领导委派我和党史办工作人员陈小宝同志专程赴京与原在本市工作过的有关领导同志李先念、荣高棠、叶楚平、李昭、毛铎、臧伯平、刘昂、于文兰、叶子龙、周巍峙、田踌、任桂林进行了联系。一些老同志给予肯定的答复，并提供了有关“309号”的很多重要历史情况。

　　1986年5月26日，市建委代表市政府召开了研究保留修复“309号”的会议，有许多单位参加。大会特约我介绍了有关“309号”的历史和赴京调查的结果以及在京老同志们的心声。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表示支持保留“309号”并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恢复原貌。

　　1986年5月29日，市政府发出通知(<86>市政第8号文)指出，我市西建街1号（原华安西街12号）是解放初期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首长居住工作过的地方。现在中央工作的许多老同志建议保留和修复这个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地方，确定对西建街1号院要认真加以保护，并作出了具体规定。

解放初期中央领导同志在309号院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时局的发展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快。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先后到达西柏坡，石家庄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家庄召开一些军事、后勤会议，分散在各解放区的中央委员和军政首长去西柏坡，往返时都要在石家庄落脚，国外华人、各界进步人士和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投奔党中央驻地，多数要经过石家庄。这样，石家庄的接待任务日趋繁重，原有设施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指挥，增设招待所，扩建交际处。柯庆施市长亲自选定了华安西街12号(现西建街1号)为交际处的一部分，并向交际处张处长交代，此院编为“309号”——特殊使用。

　　当时，特殊使用的“309号”房院有时住一位中央首长，有时住几位首长，从没间断过。经当时的老领导和战友们回忆，从石家庄解放到1949年3月这一段，在“309号”房院居住工作过的中央首长就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邓小平、陈毅、刘伯承、李先念、董必武、聂荣臻、徐向前等十五六位。

　　在我的记忆中，1948年冬大雪后的一天晚上，我跟柯市长去“309号”房院。当时院内警戒很严，柯市长进门后直奔正房，我便到收发室等候，时间久了我去给柯市长送大衣，当我走进会客室时，看见毛主席和柯市长坐在沙发上谈话，我轻轻地从地毯上走过去，把大衣交给柯市长，即刻退出门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86年4月4日，北京我们走访了中央戏曲学院副院长，原石家庄市文教局副局长任桂林同志，他介绍了1948年冬毛主席住在石家庄市西部一个独院(即“309号”)，去石家庄电影院(现人民影院)看戏时的情景。那天晚上刚下过雪，天很冷，毛主席身穿军大衣，脚穿绿色包头毛皮鞋，为了保密还戴着大口罩，看李和曾主演的京剧《捉放曹》《苏武牧羊》。任又说：在延安时毛主席很爱看京戏，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看李和曾演的京戏。我也回忆起那天是我和柯市长护送毛主席出影院的。任桂林接着回忆说，在这之后他亲自精选了京剧、河北梆子主要演员，并带队专程到西柏坡给中央机关的首长们演戏。

　　1948年夏季的一个晚上10点后，我跟柯市长去“309号”房院，见到周恩来副主席、聂荣臻司令员等4人，正在藤萝架下乘凉谈话。

　　1948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在袁家营市政府宿舍会客室见到个身材魁梧的客人坐在沙发上等候，说是从平山来，姓彭。我报告了柯庆施市长，他本来患感冒休息，听了立即起床，穿好衣服出外屋，又让我通知总务科准备客饭，晚上柯市长又去“309号”看望他，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彭德怀副总司令。第二天，柯市长把臧伯平、王子兴、社会局长韩子毅、财政局长赵子尚、公安局两位局长陈叔亮、王应慈叫来，向彭总汇报城市的恢复建设及社会治安、财政经济等情况。中午，柯市长招待彭总吃午饭，正吃着，电话通知往南线的火车快开了，彭总连饭也没有吃完，戴上军帽、穿上大衣匆匆地走了。

　　还有1948年夏末，又是在“309号”房院，朱总同徐向前、聂荣臻二位司令员制订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解放太原的战斗打响后，徐向前司令员不顾身患重病，乘担架从这里起身奔赴前线，指挥战斗。在粉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后，在“309号”房院朱总亲自指示柯市长抓紧时间，赶修大郭村飞机场，以备特殊使用。

秘密接待处

　　在全国解放前，“309号”房院也是中央首长秘密接见国民党人士、和谈代表和起义投诚人员的地方。由于战局向有利于我党我军方面发展，1948年12月16日晚上，俞勃等5人驾驶B—24巨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飞来石家庄，在大郭村机场降落，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1948年12月19日，朱总及解放军总部有关首长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的陪同下，在“309号”房院接见了驾驶B—24巨型轰炸机起义归来的俞勃、周作舟、郄程桥、陈久英、张祖礼5人，朱总高度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

　　此后，在短短的半年内，青岛、杭州、上海、西安、汉口、南郑等地国民党空军中有近20架飞机、50余名机组人员起义投诚。

　　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后，迫于压力表示接受和谈8条建议，安排了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人士，以上海“和平使者团”的名义(邵力子以私人名义参加的)，于1949年2月14日由上海飞抵北平，然后从北平飞抵石家庄。

　　1949年2月22日上午，刮着大风，由傅作义、邓宝珊两位将军同这个代表团4个人，同机飞抵石家庄时，中共中央李维汉等首长及市领导刘秀峰、柯庆施、曾涌泉等乘车到大郭村飞机场迎接他们到市区新开街交际处的。记得，李维汉接的章士钊，刘秀峰接的颜惠庆，柯庆施接的邵力子，曾涌泉接的傅作义。这时，周恩来副主席在市交际处出面，在小会客室里同他们见了面。上午11点，周副主席同他们共进午餐。

　　下午，在“309号”房院，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毛主席接见了上海“和平使者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人士，对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诸项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次日，在“309号”房院还是在周副主席陪同下，毛主席还接见了同机到达的傅作义、邓宝珊两位将军。在这之前，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就委派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曾在石家庄“309号”房院，同北平傅作义秘密派出的代表进行过谈判。

　　1986年8月

　　注：本文选自1987年出版《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作者曾任石家庄市市长柯庆施警卫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