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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城市印记·城市荣光(八)

(毛泽东1951年在石家庄活动记略 张建华)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19-10-12   浏览量:

  1951年,在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曾来到石家庄休养两个多月。在石家庄期间,他选编了《毛泽东选集》,领导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亲送爱子毛岸英赴朝参战。1950年11 月26日,毛岸英不幸在一次空袭中牺牲。消息传回国内,出于对毛泽东身体考虑,中央领导将消息压了两个多月。直到1951 年元旦过后,捷报传来。毛泽东看到朝鲜前线传来的电报心情非常好。此时,周恩来让秘书叶子龙把毛岸英牺牲的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电报足足看了三四分钟,他强压着悲痛的心情对叶子龙说:“战争嘛,总要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为减轻毛泽东身心的伤痛,中央决定安排毛泽东休养一个时期。毛泽东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编辑《毛泽东选集》。一天,他说:“我得离开北京,在这里什么也干不成。”他对负责警卫的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


  汪东兴提出了天津、张家口、石家庄三个地方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提到天津,毛泽东说:“天津不行。天津和北京一样乱。”提到张家口,毛泽东说不行。提到石家庄时,毛泽东说:“好,石家庄好。”


  石家庄距北京约 270 公里,纵南北、贯东西的京广、石太、石德几条铁路交会于此,交通方便,是早在1947 年就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社会稳定。1948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进驻石家庄西部的西柏坡,在这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从这里踏上了进京建立新中国之途。在西柏坡期间,毛泽东就对石家庄非常熟悉。因此,石家庄就此成为中央为毛泽东休养选择的地方。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和行政处副处长田畴先期到达石家庄,察看环境选定住所,最后与石家庄市委领导一起将毛泽东的住所选定在石家庄保育院(今白楼宾馆的前身)。


  1951年2月4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石家庄。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早在1944年7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许多的重要著作不可能收入进去,所收入选集的著作体例杂乱不一,文字也多有错讹。新中国成立以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学习毛泽东思想,编辑出版一部完整的《毛泽东选集》,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同时也是外国共产党人所期待的事情。中共中央决定编辑一部完整的《毛泽东选集》。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也向毛泽东提出了将毛泽东写过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和报告编辑成书出版的建议。毛泽东也表示同意。


  回国后不久,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得到政治局的一直赞同。会议决定立即着手《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并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工作人员有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由陈伯达、田家英负责整理中文稿件,毛泽东最后审定。中央政治局秘书室主任兼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和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负责稿件的汉译俄工作。这样,《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开始了。


  编辑之初,毛泽东由于繁忙的领导事务,不可能集中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稿件的修改和审定工作。在石家庄休息的日子里,他集中精力投入了编辑工作。在保育院,毛泽东整日伏案工作,手不离卷,埋头疾书,修改文章,他聚精会神地审稿、写作……唯一的休息是在院子里散散步,偶尔哼两声京剧,兴致上来对着空旷的院子唱几句湖南花鼓戏以调剂一下疲倦的大脑。


  在这里,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选编工作主要是选稿编目、修改文章、撰写题解注释,还亲自参加了一些校对工作。


  对《毛泽东选集》要收入的文章,毛泽东都是慎之又慎,对每篇文稿都详审细阅,反复斟酌,多次修改。仅以《矛盾论》这篇文章为例。1951年3月8日,毛泽东在致田家英等人的信中写道:“《矛盾论》做了一次修改……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还须做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3月15日,毛泽东又致信秘书田家英:“《矛盾论》即请送来。”在反复修改后,他对原来第二章的“形式伦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 ”这一部分仍不满意,遂整章删去。《矛盾论》的修改,前后大约删掉7000字,增加约6000字。即便是这样,《矛盾论》原来已列入《毛泽东选集 》一卷的选稿目录中,但毛泽东在校阅中还是感到不满意,又从已入选的文稿中抽了出来。1951年10月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没有收入这篇文章。后又经修改补充,直到毛泽东感到满意,才收入到 1952年4月10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以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再版时,才按时间顺序将它移入第一卷。


  在选编工作中,毛泽东对每一篇文章总是对照原稿反复修改、补充,然后付印、校阅、再修改。《实践论》一文,已修改了多遍,但毛泽东仍在清样上批道:“此件改正后,连同原稿,再送我看。”在《矛盾论》的清样上,毛泽东批道:“照此改正,连同已经改正的清样一起送来再看,第一次原稿也请送来。”


  4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4月16日,他又在信中对田家英交代:“以上这些(指9篇已修改过的文章,本文作者注)及昨日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看一遍”“再看一遍”“校后再送我看”……这里足见毛泽东在选编《毛泽东选集》中付出的艰辛和耗费的巨大心血。


  在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的同时,毛泽东对文章的题目也都重新选拟或进行了修改。如一卷中,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后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类似重新拟题和更改的有数十篇之多,使题目既准确又鲜明而切文。


  除对文章内容和题目充实、修改外,毛泽东还对文章的题解和注释也进行了逐条审改。仅在《毛泽东选集》一卷的题解中,毛泽东就撰写和修改了10条;在249条注释中,撰写和修改了120条以上。一卷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题解,《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关于“管公堂”和“收学租”的注释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这些题解经毛泽东修改后,内容更充实,思想性、理论性也更强了。此外,毛泽东对注释的内容和前后排列顺序都提出要求。


  在编辑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还亲自做了一些校对工作。1951年3月15日, 他在给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毛泽东往往亲自对照原稿或清样逐字逐句进行校阅。在校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时,有三处字排得不好。毛泽东看到后即在此批道:“排拢”“排齐”,还划出校对符号。不仅如此,校对中发现数字有疑也打上问号要求重新核实。


  毛泽东对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要求很严,许多原来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稿,虽几经修改,反复审阅,但最后还是未能入选。在审定过的文稿中有30多篇批上了“此件不用”,“此件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样。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讲演词》最初曾考虑选入第三卷,毛泽东曾将标题改为《反对吃磨擦饭》,并定了题解,最后仍觉不满意,还是未能入选。


  与此同时,《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也在加紧进行着。


  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编辑工作终告完成,脱手发排。


  1951年10月12日,凝聚着全党集体智慧和毛泽东本人巨大心血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也分别于1952年、1953年出版。对于《毛泽东选集》, 他也从未看作是他个人的东西,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曾经几次说过:毛选什么是我的? 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的代价的。



  在石家庄的日日夜夜,除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外 , 毛泽东每天还要批阅大量来文来电和书信。毛泽东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三大运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和数百件批语,领导和指挥了各项运动的开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在中国大陆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及潜藏的土匪、恶霸、反动党团、封建道会门分子蠢蠢欲动。他们盼望蒋介石卷土重来,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美军即将打进中国”。这些人不仅造谣惑众、蛊惑人心, 而且以暗杀、投毒、破坏等各种方式残害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面对国外敌人的威胁和国内敌人的捣乱,为了保卫新生的政权和人民群众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于 1950 年7月发出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城乡轰轰烈烈展开。毛泽东虽然身在石家庄,但他依然关注并领导着镇反工作。他在石家庄多次写信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随时送给我”。以后又要求“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此外,其它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毛泽东还去信要求各大中城市都向中央作一个镇反工作报告。


  在镇反运动初期,由于许多地方片面强调宽大,对镇反方针执行不利,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偏向,致使一些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得到应有的惩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危害。对此,人民有怨气,批评政府“有天无法”“简直不像人民政府的样子”。


  看到各地报送的一份份电文,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示:“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起来。”他从来电来文中选了两个“宽大无边”的典型材料批给一位领导,指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还指出,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刑者均判刑,应管制者均应给予管制,务使反动势力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就在全国镇反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开枪杀害。黄祖炎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任毛泽东的秘书,长期担任军队中重要职务。1951年3月13日在济南作报告时被暗藏在军队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消息引起毛泽东的巨大震惊和高度警觉,他立即去信给山东军区询问,并在一个月中三次起草文件和指示通报全党全军。毛泽东指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的警惕。”


  面对内忧外患,毛泽东心有所虑。全国开展的抗美援朝、土改和镇反三大运动能不能取得胜利,事关能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政权能不能巩固,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得到维护的大问题。开展土改和镇反以来,还有一些人不理解。


  为教育和团结各界人士,毛泽东多次致信各大区领导,并以中央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土改和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


  在党的号召下,一些著名人士、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队,并到各地考察。他们深入农村、工矿了解土改和镇反的真实情况,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考察结束后,他们从巨大变化中,深切感受到共产党的政策,坚定了对新中国的信心。


  看到这些材料和汇报,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多次致信政务院新闻署长胡乔木,要他对此广为宣传。


  随着纠偏,镇反运动深入而有步骤地展开,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各地充分发挥报纸、电台的宣传作用,通过举办展览,广泛发动,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人民群众充分行动起来,反革命分子纷纷落网,广大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然而,随着运动走向高潮,各地又出现了草率从事的倾向。毛泽东从各地报来的材料中洞察到这种情况,他在1951年3月30日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中写道:“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毛泽东的指示,及时纠正和扭转了镇反工作中的种种偏向和失误,使镇反工作按党的方针、政策健康发展。



  毛泽东在石家庄期间,正值进行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毛泽东身在石家庄,却时刻注意着朝鲜战局的一牵一发,一举一动,时刻挂念着前方将士的安危冷暖。


  1951年1月25日,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敌军纠集23万兵力,依恃优势装备,迅速由退却转入进攻,向志愿军展开攻势。敌人企图发挥其现代化装备机动快、火力猛的优势,始终同志愿军保持接触,以消耗、疲惫我志愿军。


  在分析了敌我作战情况后, 1951年3月1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入朝持久作战的思想。他在给志愿军的指示中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毛泽东还指出:在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需备和我军长期消制战的情况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毛泽东提出了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消灭敌人,粉碎敌人意图之目的,我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4月初,我志愿军继续运动防御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敌军攻势减弱,我第二番入朝部队也已到达集结位置。毛泽东依然关心着前方战局。4月9日,他致电彭德怀,指示第一批作战部队主力应部署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并协同各兵团作战之任务。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和前方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到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志愿军歼敌78 万,大大超过前三次战役的歼敌数量,同时积累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的作战经验,为胜利完成防御任务赢得了时间,也为第五次战役胜利创造了条件。


  4月,为解决西藏和谈问题,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与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和谈代表团在北京谈判。毛泽东对谈判方针作了交代,谈判开始后,在石家庄专门审阅和修改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为谈判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石家庄休养期间,毛泽东曾会见秘密来华的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会见后,毛泽东招待德田球一观看了反映井冈山根据地人民在红军撤离苏区后,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电影《翠岗红旗》。



  冬去春来,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一天下午,阳光和煦,5 时左右,毛泽东起床后招呼卫士外出散步,三辆汽车从住地出发,沿石(家庄)获(鹿) 公路一直向西驶去。一路上,看到远方山岭高峻,公路两侧返青的麦苗嫩绿在微风吹拂下起伏波动,毛泽东心情非常好。当车子开到临近山脚下的地方,他看到路旁有老乡在麦田里干活,便叫车停下,走下公路,来到麦田,一边弯腰俯看小麦长势,一边与干活的老乡交谈。毛泽东指着远处一座山问:那座山叫什么山?老乡回答: 叫抱犊寨。


  为什么叫抱犊寨呢?毛泽东问。


  老乡们说:传说过去老百姓上山干活,因为山高坡陡,老牛上去了,小牛上不去,老牛见小牛乱蹦乱叫也不肯安生干活,只好由人把小牛抱上去,老牛才能安安生生干活,小牛也不会急得乱蹦乱跳了。


  听了老乡的介绍,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


  接着,他又问了一亩地能打多少斤麦子,农民生活怎样。正在附近干活的农民见到毛泽东都围拢过来,毛泽东同他们谈了许久,才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返回住所。


  得知毛泽东外出这一情况后,市委领导为毛泽东的安全而深感不安。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美蒋特务活动频繁。当晚,他们就向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作了反映。叶子龙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笑着说:“好,尊重他们的意见,以后不出去了。”


  4月下旬的一天,市委领导得到通知:毛泽东要回北京了,临行前要见见他们。市委书记毛铎、副市长臧伯平、公安局长封云甫等人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所。


  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看材料,见到市委的同志来便放下手中的材料站了起来, 叶子龙把他们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握手,示意他们坐下。毛泽东说,来石家庄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今天要回北京了,特地把你们找来谈谈。他说:石家庄这个地方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石家庄往西是井陉口和娘子关,可通往山西腹地,石家庄就像通往山西的门户,故曰石门。国民党不就是把石家庄叫作石门吗!所以,我们首先解放了石家庄,就是对国民党的沉重打击。这对孤立北平解放北平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先询问了石家庄有多少人口、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情况。市委领导一一作了回答。在谈到建设石家庄时,毛泽东特别指出:石家庄附近土地肥沃,你们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这对于支援城市建设很重要……


  毛泽东还了解了石家庄的文化教育情况、私有工商业的情况。他特别问到这里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听回答说可打200 多斤,毛泽东说:你们还要下点功夫,多打一些井,还可以把滹沱河水引来浇田……谈话结束后,市委领导向毛泽东道别 ,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


  4月27日,毛泽东乘车离开休养和工作了两个多月的石家庄保育院,返回北京。


  注:本文原载于《党史博采》1993年第一期。作者系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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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城市印记作者: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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