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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城市印记·城市荣光(十一)

(华北大学在正定 陈 琤)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19-10-25   浏览量:

到解放区去


  1948年“七五”血案后,北平反蒋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国民党为了稳定后方、镇压学运,搞了“八一九”大逮捕,拟定了黑名单,按名单捕人。因此反蒋学生中已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及革命先进分子不得不撤退。此时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华北解放区不断扩大,解放区需要干部,因之动员了一大批学运中经受锻炼的学生到解放区去,我即是其中之一。


  当时,北平各大学秘密流传一本名为《大江流日夜》的小册子,介绍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内容新颖,文字活泼,看后令人向往。我因涉嫌亲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因证据不足,由姑夫及姑夫的妹夫出面作保,担保“随传随到”而获释。我不能在蒋管区再呆下去了,便决心到解放区去。


  当时由北平去解放区的路线有数条,走津浦路比较安全,我遂去了天津,到同乡、朋友王荫璋家落脚。王在天津联勤被服总厂工作,思想进步,他帮我探听路线,当时的津浦路列车只通陈官屯站,从陈官屯步行40里至唐官屯,再往南到沧县即是解放区了。临出发前,我做了充分准备,将身份证上的籍贯、姓名做了涂改,先用小刀轻轻擦磨,再用指甲磨平,然后用小楷毛笔将涿字改为沧字,名字中间的“文”字改成“大”字,居然看不出什么破绽。又买了两斤红糖和两双童袜,假扮成青年店员回家探望病人,并编造了一套假话应付盘查,又兑换了两块银元放在脚底袜内,作为路费。王荫璋送我上了火车,但听说陈官屯国民党军警盘查甚严,我俩随即商量下了车,别寻他途。经王再次打听,又觅了一个同行伙伴,一天后又登上列车。在车上,我心情沉重,又故作镇静,倾听乘客闲谈,听到了一些下车后的盘查情况。中午到达陈官屯,这就是当时津浦路终点站了。下车的人很多,多为农民模样,蜂拥着出了站,国民党军警忙着盘查他人,我居然混过了第一关。出站后随着人群往西南方向急走,行人越来越少,傍晚到达唐官屯,找了个小店住下。在小店住的多是贩夫走卒,像我这样穿长袍、戴礼帽的装束,和这个小店一点儿也不相称。店房两旁长条通炕,中间一米余宽的走道,放满了箩筐等物。炕上只有苇席,别无他物,沿炕边放了二层砖,就是枕头了,只好和衣而卧。朦胧中听到有人大声呼喊:“查店!”我急忙爬起,抢步站在门后。进来的兵士,端着上刺刀的枪,用手电乱照了一通,就走了。这一夜,我没法入睡,静听他人的鼾声。


  次日,天刚亮,随着他人离开了唐官屯,来到了马厂碱河,这里是一个正式的检查卡口。碱河水阔流急,河北岸渡口架设有铁丝网栅栏,栅栏口有两间小屋,小屋里住有反动军警,行人从栅栏口通过,挨个接受检查。约9点光景,轮到我了。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我,问是干什么的,我照编好的假话回答了。他双手往我身上摸,顺手把我大襟上的钢笔摘去,看来他们倒并不在乎我是什么身份,而是关心我带什么东西。他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命令我脱掉鞋袜,我仅有的两块银元就到了他的手中,他将银元放进衣袋,就去检查后边的人了。我意识到这是放行,急步上了渡船,一会儿,我的伙伴也上船了,暗祝平安过河登岸。


  过了碱河,离沧县城还有60里,这是两不管地带,经常有“草莽”出没,我们必须尽快脱离险境。有赶车把式招揽生意,一人一元,我除2斤红糖2双袜外别无他物,我的伙伴身上还剩两块银元,恰够我两人的车资,就这样我们上了马车。


  马车上有十来个人,其中有两个农民打扮的男青年,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姑娘,但这3人怎么也掩饰不住学生样。果然,到华大后,这3人与我同班。姑娘化名陈方,原名王尚志。


  时值隆冬,并不显得寒冷。大车在空旷的原野颠簸前进,就像一只孤舟航行在汪洋大海中,乘客都是默坐着,很少说话,大家在单调的“咕咚、咕咚”的车轮声和车把式的吆喝声中走了几十里路。


  逐渐地看到了墙上写着“前方打蒋军,后方挖蒋根”“好男当兵保卫胜利果实”等标语,我们意识到已进入解放区了。车上的人开始有说有笑,活跃起来。夜暮时分到达沧县,觅了一所饭馆兼旅店的小店住下。我们没有饭钱,没有店钱,只好找来掌柜,以两斤红糖、两双童袜作为交换,吃了两碗面住了一夜。第二天,打听到“平教会”在车站旁一所小门里。叩门后,里边问:“找谁?”我答:“找季洪。”这是自己人接头的暗语。“平教会”是华北局城工部设的联络站,接待人知道我们尚未吃饭,赶紧安排了早饭,简单地问了问我俩情况,叫我俩去泊头镇找“华北建设公司”,每人给了3000元边币,这些钱只够一天的伙食费及一夜店资,他嘱咐我说:“如问找谁,就说找季洪,就有人接待了。”


  从沧县到泊头镇后,找到挂“华北建设公司”牌子的地方,接上了暗语,接待人询问了一些简单情况,告诉我,来到这里要用化名,自此我遂改用化名了。他把我俩领到一处院子,嘱咐不要随便走动,去便所要戴口罩。原来这个华北建设公司就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住下后,除有位小同志按时送饭外,就是负责接待的同志来了解一下北平情况,叫我们写自传(按提纲要求)。用的纸是黄色的土造纸,笔更特别,秫秸秆顶端插上笔尖,墨水也是土造的,一个小茶碗,盛上些紫染料。当组织上得知天津友人王荫璋在被服总厂工作,本打算叫我返天津和王一起做“迎接解放、保护工厂”的工作。当时城工部可做任何证件,甚至能盖钢印。但是数日后又告诉我情况有变,国民党已将路途封锁,通知我两人改到正定华北大学学习。


  决定去华大后,把我两人领到冀中军区接待站,刚跨进大门,就听到青年男女歌声、说笑声,同车的那三位也在里边,居然还遇到了在北平的同学。这些人都是集中等待去华大的。每人发给一套灰色土布棉军服,前边带双黑扣的八路军帽,一条土布白棉被、一双布鞋、一双布袜,我们就成了八路军战士了。只是这批学生兵,穿上军服也改不了学生样。


  我们20余人组成一队,向正定进发了。去正定要绕道德州,转石家庄,一辆马车装上来时的衣物,大家跟在后面步行,一路有说有笑有唱。途中在南辛庄、桑园宿二夜,穿过了华北原野到了山东德州。夜里转乘石德路列车(白昼国民党飞机轰炸)来到了石家庄,又步行30里来到正定,投入华北大学。


华大学习生活


  “来了,就是主人!”正定城西门上挂着醒目的大幅横标,这是华北大学特为欢迎来自蒋管区的学生们挂出的。


  华大的前身是华北联大,校址在束鹿,1948年与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改名华北大学,遂迁到正定。华北大学的校长为著名教育家吴玉章。原联大校长成仿吾、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任华大副校长。该校共分四部:一部为干训班,一般学习3至6个月分配工作;二部为教育学院,学制暂为2年;三部为艺术学院,有一华大文工团;四部为研究院,来四部学习的多为蒋管区教授、作家等知名人士。吴晗当时即在四部。另外还有一个平剧院(即京剧)。


  正定城内有座天主堂,大得出奇,记得院内有葡萄架,四面绿色长廊有400米长。一部、二部设在天主堂内,礼拜堂即作为礼堂,华大学生经常在这里集会。我被编入一部28班(北平解放前在正定共办30班,3l班就在北平招生了),每班50人,每10人为一组,每班设班主任、助理各一人。28班班主任为朱云,助理为李军。28班男同学30余人,住在一座3间相通的房里,没床,没炕,地上铺苇席,下有很厚的麦秸,每人只有一条被,睡时将被对折,下面半幅是褥,上面半幅是被,再用腰带系上,旧衣作枕。1948年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一日两餐,每周两餐细粮,其余是小米饭,开始过着供给制生活。


  学习课程主要有:哲学基础知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时事政策等。上课采取集中听大报告、分组讨论的教学方法。每人发一马扎,双膝即是课桌。经常讲课的有何干之、何戊双、李新、胡华和一部主任陈唯实。胡华是当时最年轻的教师,只有28岁,所讲的《中国革命史》最吸引人。如他讲的西安事变的起因、经过、结果,是我们在蒋管区闻所未闻的。他的讲义,后来出版成书,为《中国革命史》上下册。


  上大课时,对疑点当即写纸条,传至讲台,当即得到解答,课后分组讨论。对这种新的学习形式,我们都很感兴趣,常听到同学们说:“在这里学习4个月,胜过蒋管区4年大学。”


  吴老以及成、范二位副校长也经常亲自为我们讲课。吴老坐在前面讲台上,神采奕奕,讲话非常生动,为关照全体听众,头部左右转动,以致使帽沿经常偏转至耳际。


  青年人喜动好玩,紧张学习之余处处能听到歌声: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解放区呀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这是在蒋管区就偷偷唱的歌,现在可以放开喉咙尽情唱了。有些新谱写的歌,也是由华大首先唱出的,如《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等。跳集体舞又是一项受同学们欢迎的娱乐活动。全班人手拉手围成圆圈,按照“团结就是力量”歌曲的节拍,边跳边唱。


  扭秧歌在解放区风行一时。华大文工团的秧歌表演更是引人入胜,而且还能按谱编词成为故事剧。当时最流行的是《宝山参军》《兄妹开荒》。还有配合形势自编自演的活报剧。28班有个化名孙庆林的同学,长相非常像欧美人,记得他曾饰演过司徒雷登。


  此外,华大文工团还演出过反映石家庄纺织工人生活的话剧《红旗歌》。


  12月30日是吴老70大寿。全校进行祝寿活动,文工团特意将吴老一生编成话剧演出,而且增添猪肉菜打牙祭。


  在华大,过的是初级军事生活,要学打好背包,比速度、比整齐。每个人还要学习实弹打靶。我们曾急行军参观了正定30里外的地道,听村支部和武委会负责人讲抗日时期的地道战。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校党委根据全会精神,又组织学生到石家庄市参观了大兴纱厂、铁路机修厂、中学和监狱等,听了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同志作的关于土地改革报告和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同志作的改造旧城市、建设新城市的工作报告。


走向工作岗位


  华大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大家事先都做好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工作。陈唯实主任教育我们,革命干部要经受考验,特别要经受“过五关”的考验,其中有一关就是“受屈关”。当时未予注意,革命了还有什么委屈呢?以后在现实生活中,才逐渐理解了他的教诲。


  北平解放以后,上大课时,经常有组织部的同志在台上呼名调去北平工作。有的同学去后数日因公又返正定,佩戴了“北平军管会”蓝字臂章,显得特别神气,令许多人羡慕不已。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南下工作团,在解放后的北平公开招员,抽调华大300人参军作为骨干。正定华大掀起了参军南下热潮,大多数同学报了名。根据二中全会精神,组织决定我去北平。我喜悦的心情不可言喻。我们学习城市政策,做好了一切去北平的准备。有一天,正在集中听报告,组织部的同志又在台上呼名,叫了11人,其中有我。我十分高兴,由蒋管时的北平出来,如今又要返回解放后的北平了。静听命令:“立刻打背包,饭后1点钟到校党委组织部集合。”吃饭时同学们签名留念,甚至相告原名、家乡住处,互道珍重。


  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为华北大学工学院)一角


  匆匆吃完饭,按时背起背包到校组织部报到,有位30岁左右的干部,拿着中央批示向我们说:“我们是晋中南下工作团,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南下接管城市更是如此……”


  这时才知,不让我去北平了。我们11人背起背包,由那位接待我们的晋中区党委青年干事魏一峰率领出发,当晚步行抵达石家庄,向“晋中南下工作团”报到。自此,我成为解放江南的一员南下了。


  注:本文选自1987年出版的《石家庄文史资料》第六辑。作者系华北大学学生,后南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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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城市印记作者:陈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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