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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城市印记·改革乐章(二)

难忘的探索历程 王葆华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19-11-22   浏览量:

  20世纪80年代城市改革开放初期,我市大胆探索,以企业承包为突破口,创造了“撞击反射式”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经验,成为全国瞩目的城市,被誉为“自学成才”不是试点的改革试点城市,为全国城市改革作出了贡献。我有幸参与了这段改革历程。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首往事有几点体会感触颇深。


以企业承包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城市改革


  我是1983年5月来石家庄工作,任市长。当时农村已经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城市改革则尚在探索之中。城市的经济活动基础是企业,当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政府和主管部门在人、财、物等方面把企业控制得很死,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职工缺乏积极性,经济增长缓慢。1978年至1982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3%,年财政收入6亿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希望,是死路一条。他亲自倡议创造了经济特区,号召各级干部要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国家也提出了实行“利改税”和“简政放权”等搞活企业的要求和措施。但是仅仅这些改革措施,尚不能打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难以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当时大家都渴望改革,但具体采用什么方法都不清楚。因为1982年以前,有些企业效仿农村办法曾搞过各种形式的承包或“包干”,后来因为上面不让搞而夭折,奖励也未能兑现,挫伤了探索的积极性,所以当时人们也希望上面能拿出具体办法来。

  为了探索城市改革的路子,市委、市政府多次由主要领导带队组团到深圳、珠海、成都等地调研考察。对见之于报刊的各种城市改革意见认真地进行学习研究。通过外出学习考察,解放了思想,开拓了眼界,但人家的具体做法,我们不完全适用。至于当时流行的各种改革建议,有的不现实,有的缺乏可操作性。但是流行的提法就是改革必须要给企业让利。“让利”这种做法,使得财政本来很困难的地方政府望而却步。后来成都市提出“自费改革”的思路,我立即带队去该市学习。他们从理论上讲得非常有道理,具体办法也还在研究中。这样就使我们逐步认识到,这场改革是史无前例的,现成的经验和办法是没有的。必须遵照改革就是要革除旧体制中不利于生产发展的规定和环节,解放生产力这个总的精神,结合实际自己探索。

  于是我们组织力量对我市1982年前改革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询企业对改革的要求和意见。调研中发现,有18个小企业把承包暗中坚持下来了,效果是好的。石家庄交通局汽车一队,进行过单车核算、超利分成的试点,第二个月单车利润提高4倍,不少单车利润一年超过万元,汽车完好率也相应提高。尽管一些奖励措施后来没有兑现,但事实证明,“承包”这种形式对城市企业也是有效的,能够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政企之间的权责界定,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且体制上妨碍生产发展的规定和环节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因此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即用企业承包作为突破口,通过承包的过程发现阻碍生产发展的问题,用改革的方法逐步解决,把改革引向深入。对这个思路,市委认真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致通过,决定在全市推行承包制,使全市改革逐步全面展开。


完善企业承包制,推动各方面改革


  开始实行企业承包并不顺利,因为签订承包合同是政企互提要求的过程,有的企业讨价还价,要求降低承包基数,有些企业承包不下去。戏剧性的变化是1984年3月马胜利自荐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该厂是一个拥有800多名职工的中型企业,生产高中低档各种纸张,1981年到1983年连续三年没向国家交一分钱。1984年,主管局提出造纸厂承包利润指标是盈利17万元,厂长对市政府讨价还价,开始是亏损,最后是勉强接受。马胜利在厂门口贴出的“向领导表决心”的小字报上说:“让我承包不是17万是70万,我承包3年每年翻一番。”小字报贴出来以后,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马胜利是“抢班夺权”“野心大暴露”,要撤销他的职务。但绝大多数工人赞成这种做法,说“老马是好样的”。主管部门领导连夜向市政府汇报,市政府连夜进行了研究,决定支持马胜利,同意把自荐承包作为一种形式进行试验。大家认为,这样做有一定风险,但经济风险不大,政治风险由市政府来承担,以打破当时承包沉寂的局面,争取能闯出一条新路子来。为慎重起见,当时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要马胜利提出承包方案,要经过专家论证;二是要帮助他组织一个班子集体承包;三是承包方案一定要组织专家论证最后交职工大会讨论。

  结果马胜利提出的承包方案,得到了专家和职代会的一致通过。4月18日召开了隆重的承包合同签订大会。在会上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讲了话,表示支持和鼓励,当时把这种承包形式取名为“自荐组阁承包”,在会上我代表市政府宣布:凡我市企业职工,都可以对本企业申请自荐承包,原企业领导不参加承包的,就地免职。这个会议震动很大,厂长经理们不再“讨价还价”了,主动组班子、搞调查研究、提出方案申请承包。先后有万人大厂棉四张佑斌、无线电一厂彭占果和长征鞋厂等企业自荐承包,全市大多数企业由原来班子进行了承包。形势发展很快,在企业内部又创造了纵横承包、专业承包等不少形式。通过层层承包,使企业增加了活力,获得了经营自主权,调动了职工积极性。从此,全市大部分企业都实行了承包制。

  企业的承包也同时推动了政府多次放权,促进了各方面的改革。企业和广大职工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后,都主动谋划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样许多新问题显现出来,例如用工制度过死影响企业的发展;内部承包中涉及企业机构设置和干部任免、奖金的提取和分配;企业对外协作和联营;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及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等等。这些问题既涉及一系列规章制度,也涉及财政、税收、银行、劳动、商业、物资等部门。市政府先后多次组织有关各部门研究讨论,出台了十几个政策、文件、规定,向企业进一步放权,支持企业的发展。有些则作为专项进行改革,如奖金的提取和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问题、物资体制的问题等。这些改革不断深入,向综合配套发展。

  石家庄的改革引起了媒体和中央高层的关注。新华社记者王文杰把我市改革情况写了一份内参,起名叫作“撞击反射式”,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迅速作出批示,派国家体改委的专家来调查研究,国务院主要领导及田纪云、李铁映、朱镕基等先后来调查研究。国家体改委在我市召开了现场会,推广我们的经验,石家庄被称为“自学成才”、不是试点的试点城市,后来被列入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和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都先后介绍了我市“撞击反射式”的改革经验。1987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石家庄等地的经验,称这些城市对城市改革起了带头示范作用。


探索企业自我更新持续发展的道路


  企业承包以后,职工积极性提高了,促进了生产的快速发展。1984年,石家庄市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亿元,增长17%,利税增长超过了产值增长。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大部分企业面临设备陈旧落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更新改造的问题更加突出。当时财政体制对市和企业卡得都很死。1980年以后,虽实行了财政包干,但核定给我市的一年财政支出仅7600万,基本上是人头费。能支持企业技术更新改造的资金有限,企业自留的资金也很少。请求省拨款,省财政也很困难。因为没有还贷能力,银行业不给企业贷款,缺乏技改资金成为当时阻碍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市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银行等有关部门,多次进行研究,认为关键是提高企业的还贷能力,这样银行则可放心贷款,企业搞了更新改造,就可增加收入。具体办法就是允许企业用新增利润归还贷款。只要这步能突破,则全局皆“活”了,既不影响财政收入,又使企业走上自我更新改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当时这样做违反税法,也不符合财政规定,必须经省里批准才能实行。市政府和财税等部门分别向省里请示,详细述说理由,并郑重保证绝不会影响财税上交任务。省里在研究后同意我们试行。于是市政府正式发出文件,规定:经市政府审查批准,在不低于上年上缴指标情况下,允许企业用增收部分“税前还贷”。市政府每年投资的技措也改为有偿循环使用。这些政策为企业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激发了企业自我更新改造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棉纺二厂新上车间设备、“人百”一期改造工程的资金,都是采用“税前还贷”方法解决的。石家庄1985年技术改造投入了3亿元,1987年达到49亿元,为企业注入了活力,设备状况有所好转,生产、利润快速增加。到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748亿元,比1982年增加了87%,工业企业实现利税增长50%,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67%。这项改革,后来被省里命名为“滚雪球式的企业改造模式”,并在全省普遍实行。


改革物资管理体制,探索由统配向市场过渡的路子


  物资和重要商品由国家统一分配是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当时我们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称为“物资”,并将其分为“统配”“部管”和“省管”三部分。企业需要则由下而上按隶属关系申请,再由国家和省向下分配。生产资料品种繁多、规格复杂,完全摒弃市场的调节功能,采取人为的由上而下的方法按计划分配,势必造成供产销脱节、产非所需和积压浪费。以钢材为例,品种规格有几千种,国家计划却只按管、板、型、圆、线和大中小型安排生产和组织分配,致使用料企业虽有指标,却订不到适用的,企业怕丢掉指标,不合适也要,结果导致货到地头死,积压起来。虽然年年搞骡马大会式的订货会,进行产需衔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供需矛盾。一方面全国上下到处喊钢材紧张,甚至影响到了用材不多的小商品生产;另一方面,钢材大量积压,各行各业仓库里的几百万吨新增钢材却在仓库里“睡大觉”,大量钢材库存,1982年以前就超过了当年的产量,浪费是十分惊人的。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成立了清仓利库办公室,采取了开调剂会、调度会、下利库任务,谁库存大就扣分配指标等办法,但效果却不明显,库存反而越清越多。

  为了向市场调节过渡,国家实行了“双轨制”,即在维持原来分配数量的前提下,对新增产钢材不再进行分配,直接投向市场按市场价销售。这虽然为企业急需钢材解决了不少问题,但由于供需失衡,引起钢材价格猛涨,市场价高于计划价一倍以上,拉关系、走后门,利用差价倒买倒卖成风,市场相当混乱。

  我们考虑,如何既利用市场机制优点,又克服“双轨制”弊端的方法,应该摸索出一条新路子来。根据当时物资运行情况和多年经验分析认为,企业离不开分配物资,实际上是一个差价问题。可不可以改为按指标给企业价格补偿?即对企业不再分配物资,把“双轨”合成“单轨”,允许企业到市场自行采购原材料,物资部门不管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物资一律按市场价销售,多余货款作为补偿返还给企业。这样就在国家分配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在石家庄市创造了市场调节的小环境。既可以解决品种不对路的问题,又可以防止利用差价倒买倒卖。实际上是提前把物资部门和企业推向市场,有利于逐步转轨。

  1984年8月,经市政府批准,放开了大部分生产材料的价格。1985年开始实行“同一销价,价差返还。”对计划内外钢材、木材、生铁等生产资料,实行同一市场价销售,然后把价差返还给企业。

  国家体改委高度评价我们的这一做法,认为我们的做法很有创意,他们说如果全国城市都这样做了,就自下而上地帮助国家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在国家体改委和物资部的支持下,我们继续深入推动了这项改革,率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生产资料市场。1986年1月以后,先后建立了7个物资贸易中心,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建立了钢材市场和木材市场。1986年12月19日,国家经委等五部门下发文件,批准石家庄市建立第一批物资部门钢材市场。在建立生产资料市场的同时,我们还在强化物资企业服务上下功夫,实行了以定时、定量、定点和送货上门为主要内容的“三定一送”服务,成为全国物资部门服务生产企业的样板。

  石家庄物资体制改革,不仅为生产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方便了企业,压缩了库存,加速了资金周转,而且使物资部门提前适应了市场机制,理顺了物资供应体制,杜绝了利用差价倒买倒卖现象,保护了不少干部。

  石家庄物资改革的成功尝试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1987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步骤地推广石家庄等地开办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文章介绍和推荐“石家庄物资体制改革经验”。1988年4月20日,国务院物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颁布《关于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方案》,部署了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工作,这一《方案》中也明确提出“要全面推广石家庄市的经验。”

  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石家庄在改革初期的探索,只是浪花而已,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所体现的勇于改革创新、敢为天下先、实事求是、不怕困难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种改革精神,在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注:本文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石家庄改革开放三十年忆述》一书。作者曾任石家庄市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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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城市印记作者:王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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