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改革乐章（三）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我国农村改革30年。农业的发展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回顾总结农村改革历程和经验，对于开拓新的改革思路，推动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实行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率先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这个根本性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社会进入建设新农村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我作为多年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干部，不仅亲历了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更亲身感受到了这场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历史性巨变。

农村30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

　　从我们石家庄来说，农村30年的改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总量大幅增长，到2007年底，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60156亿元，比1978年的121亿元增长497倍，其中农业产值达28684亿元，比1978年的82亿元增长327倍。主要农产品由供不应求实现了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其中粮食产量大幅攀升，总产达49452万吨，亩产431公斤，均比1978年增长了1倍多；蔬菜瓜果产量由9922万吨增加到129365万吨，增长了1204倍；干鲜果品总产由1613万吨增加到20769万吨，增长了1188倍；肉、蛋、奶总产量分别达到113万吨、112万吨和10043万吨，按1993年统计可比口径，分别增长561%、5倍和1497倍。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显著提高，龙头企业发展到270家，年经营额达到180亿元，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达到61%，总量达到365亿元，有效盘活了各类农业资源，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全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8631%下降到5906%。

　　——农村产业结构日益优化。从三大产业看，2007年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达到261662亿元和64772亿元，一、二、三产所占比重为1312∶6964∶1724，改变了过去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偏高的单一经济结构。从农业结构看，畜牧业比重由1978年的866%上升为50%，成为第一主导产业。从种植业内部结构看，1978年粮经比例为91∶1，到2007年调整到51∶1。优质、高产、高效作物面积不断增加，2007年全市优质专用粮食面积达到8688万亩，占总面积的78%。农业标准化生产从无到有，目前生产面积达180万亩。农村集体、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共同发展，打破了过去单一的集体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

　　——农村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2007年，全市农业装备水平显著改善，旱涝保收地面积由1978年的616万亩扩大到723万亩，增长144%，农用机井由82万眼增加到131万眼，增长59%。农业机械化程度明显增强，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机2万台，小型拖拉机18万台，分别比1978年增长34倍和87倍；联合收割机达到17万台，农机总动力达到1900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136倍，机耕面积达到7264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59%，比1978年提高1854个百分点。全市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498%，农民的科技素质明显提高。

　　——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87元增加到2007年的4954元，增长56倍，平均每年递增1496%。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全面增长，2007年全市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710元，农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生活消费支出中，恩格尔系数由1990年的4649%下降到3651%，下降938个百分点，

　　农民家庭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消费支出比重大幅度提高。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视机112台、洗衣机84台、固定电话69部、移动电话996部、冰箱42台，电脑、汽车开始进入农民家庭。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799平方米，比1990年增长9582%。与改革初相比，农民在“吃”上已由非温饱型向营养型转变；在“穿”上已由简单雷同型向多样选择型转变；在“住”上已由旧式简陋型向美观舒适型转变；在“用”上已由实用简朴型向高档耐用型转变。农民整体生活水平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向农村全面小康迈进。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在财政支农中，除了“两减免”和“三项补贴”政策外，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在快速提高，农村交通、电力、广播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到2007年，全市农村已基本实现了道路、电灯、电话、广播电视村村通；普及了农村义务教育，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使得农村义务教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教育。同时，建立了以农村五保、最低生活保障、灾害救济、医疗救助、新型合作医疗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全市875%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位居全省第一，16%的农户用上了清洁能源，1/5的村达到了文明生态村先进标准。

30年农村改革的历史脉络

　　回顾农村改革的发展历程，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来对它进行阶段性划分，一些专家、学者划分的时间阶段各有不同，从实际情况看，改革的内容也是互相衔接、互相穿插和密不可分的，也增加了从总体上划分阶段的难度。这里我尝试着根据农村改革的政策演进，将30年来农村的改革历程大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1年，为农村改革探索突破阶段。我国农村改革首先从改变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入手，在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这是农村改革初期的核心内容。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讨论了农业问题，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下发讨论和试行。之后经过九个多月全国范围的学习、讨论和试行，深受亿万农民群众的欢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到1979年9月25日，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根据全国讨论和试行情况，集中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对《决定》（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正式通过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措施。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责任的通知》，肯定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全国的农村改革逐步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星星之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从局部地区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得潜藏于广大农民中的生产积极性和资源潜力得到猛烈迸发，进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我记得赞皇县南邢郭公社北马大队当时是一个很贫穷的村，全村共有人口1900人、耕地5700亩。1969年到1978年共欠国家征购粮40万斤，吃返销粮185万斤，1979年，全村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到户、超产归己、亏产自负的办法，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年在遇到干旱的情况下，夏收小麦375万斤，比上年增加5万斤；秋粮产量675万公斤，比上年增加265万公斤；社员平均生活水平由上年的58元增加到160元。

　　第二阶段：1982—1986年，为农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主要标志是中央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这5个1号文件，在进程上，都体现了农村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在出发点上，都体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和保护农民利益。在落脚点上，都体现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在这一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管理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各项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可以说，这一时期石家庄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增长，农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我在石家庄地区工作，1986年的时候，全国“三夏”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石家庄的农业生产，随后李鹏总理又率八部委到石家庄进行了实地考察。

　　第三阶段：1987—2003年，为农村改革逐步深化阶段。这个时期，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各项配套改革不断推出，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1987年到1991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党和国家开始把农村改革引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改革外部环境的更高层次，进入了全面探索市场化改革的阶段。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同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通过立法手段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在土地承包期１５年到期后，继续延长３０年保持不变。在经过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尝试，如“两田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等形式基础上，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确立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保持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稳定。对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国家出台了购销同价和“保量放价”的政策。同时，乡镇企业通过加快产权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改善内部管理等，获得了空前发展。

　　在这一时期，我市县乡村各级以小康建设为总揽，使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增长。特别是“八五”期间，我市粮食总产由40亿公斤达到457亿公斤，其中小麦先后实现了从350公斤到375公斤再到400公斤的两次跨越，1995年达到415公斤，成为河北省麦区第一个亩产稳定通过400公斤的地市，藁城、赵县、辛集、新乐4个县（市）单产突破了450公斤，当时农业部给我们发了一封贺信，同时《人民日报》介绍了我市的经验。全市粮食劳均产量达到255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650公斤，高出全省30个百分点，实现了改造中低产田为高产田的目标。商品率在全省占首位，我记得我们还算了一下账，“八五”期间，石家庄的耕地面积不足全省的1/10，总产占全省的1/5，商品量占全省1/4，保持了粮食高产大市的水平。林牧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果品产量、生猪、家畜出栏占到全省的1/5左右，肉类总产、禽蛋总产约占全省的1/4，鲜奶占全省的1/3。二是主导产业特色更加明显。全市形成了粮食、肉类、禽蛋、瓜菜、乳品、果品、水产品、饲料、板材、皮革等十大特色主导产业。三是产业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使农产品由过去的一次出售，变为多次加工升值。到2002年底，我市年销售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15家，500万元以上的87家；建成年成交额亿元以上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4个，其中5个年成交额突破5亿元。这个时期科技进步也很显著，全市发展科技园区22个，总面积达24600多亩，推进了农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四是大力加强基础建设，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当时我们石家庄市的机械化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达到848%，突破了国内农业现代化参考标准。同时这个时期农村的村务公开，村委直选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个时期是我市农村经济和农村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时期。

　　第四阶段：2004-2008年，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农村改革越来越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农业和农村发展放在国民经济通盘格局下，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农业和农村外部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建立农业和农村经济长效发展机制，从总体上解决“三农”问题。着力于城乡统筹和农村全面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是这个阶段农村改革的突出特征。党中央、国务院在时隔18年后又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这5个1号文件，在战略决策上都体现了“统筹城乡发展”，在指导方针上都体现了“多予、少取、放活”，在着力点上都体现了“解决农村民生”。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５个1号文件”着重解决了８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为后来展开的城市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出台的“５个1号文件”，则以统筹城乡的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手段，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时代。

　　自2004年以来，我市坚持以生态文明村和村级财富积累机制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并选择120个村作为市直部门的联系点，开展对口帮扶。全市18个农村县(市)区和90％的乡村完成了新农村建设规划编制，20个新农村建设示范乡(镇)和105个示范村启动实施。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五年来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841亿元，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性转变。全市600个文明生态村和环省会、环县城的339个文明生态村的创建工作扎实推进，农村面貌明显改善。农村财富积累机制建设全面推开，目前全市有近80%的行政村已建立了新机制，盘活集体资产3亿多元。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全市95%的村达到了“五规范一满意”，98%的村建立了规范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农村改革的特点

　　回顾总结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来的光辉历程，我认为有六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渐进性。农村改革前无古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如果贸然推进，必然会出现很多的后果。从实际上看，我们的改革确实是渐进的，每一步动作不会很大，但累积起来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试着分析一下，农村改革由浅入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从经营体制改革到财务制度改革。当时大包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表面上讲的是分配关系，实际上说的是农民支配部分剩余价值的权利，所以后来我们农村所有制的改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二是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其三是从农村经济体制逐步延伸到农村各业和基础改革；其四是从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到全面提升农村的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是始终坚持市场化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农村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搞家庭承包，确立了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地位。农民有了自主权，就要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这就必然带来分工分业，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顺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培育农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使农村经济摆脱了自然经济的局限和计划经济的束缚，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坚持市场取向，不断深化改革，对于实现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具有长远的和根本性的意义。

　　三是农村改革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当时“大包干”出现在1978年，是由安徽的基层发起的。然后中央发现、肯定、总结、提高，推广到全国，农民的自发改革转向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型改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应该是改革的主体，而且农民是全国改革的先锋，农民的智慧和首创精神是改革的动力。

　　四是选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大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是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都归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第一个法律。第二是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民，经营权归集体。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中央提出“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农村搞以土地入股、集体经营为特点的互助组、初级社。第三是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都归集体。当时的体制就是人民公社，特点是“一大二公”。从现在看，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包含很多消极因素，使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受到了阻碍和压抑。第四个变迁就是目前的改革，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农民，这是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实践证明，这种制度，既考虑了土地的社会功能，又考虑了土地的经济功能，是一种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创新。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经营制度也面临着许多的考验，所以我认为土地流转机制的改革还应不断予以深化。

　　五是城乡改革的互动，促进了城乡交流。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增加各项农业投入；从掀起清欠风暴，到推进征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各项农村改革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正在消除，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

　　六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农村发展的根本障碍，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完全的保障和尊重。所以农村改革以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农民权利变革，即调节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扩大和保障农民权利，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国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使农民获得了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试行，使农民获得了民主选举权利，等等。许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农村改革任重道远，需要不断深化

　　就目前来讲，经过30年的改革，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其主要标志是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了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从国内市场竞争和资源约束,变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双重资源约束;农业管理由产量增长为主转到产量质量并重,更注重质量安全。国家提出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目标要求,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农业和农村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如何适应这一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应当说当前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就目前我市实际情况看，“三农”问题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耕地的7%养活着世界人口的21%，并因此而自豪，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那就是我们用世界人口40%的农民，养活世界人口7%的非农民，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农业还比较落后。一是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现阶段“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改革30年，农民是农村改革、农村工业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令人瞩目的，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12%，为2002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由223∶1扩大到267∶1，绝对差距由3995元达到8251元，也是五年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从未来看，要使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还需经过长期的努力，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从目前看，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制约农业发展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我市近1000万人口，890万亩耕地，人均不到9分地，而且人增地减是刚性的、不能改变的矛盾；全市人均水资源量276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最低标准，地下水超采严重，属极度贫水区。近年来，农村一些地方环境恶化，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加剧。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来分析，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

　　展的薄弱环节，经济效益比较差，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农业科技的支撑能力比较弱，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制约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比较多。三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就农村来讲，改革30年来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农村的发展很不平衡，在实现小康的征程中，确实还有一部分贫困的地方在为解决温饱而努力。城乡差别依然存在，城乡分割的格局还没有打破，农村滞后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如何加快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步伐，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所以，从农业、农村、农民来分析，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农村改革还任重道远，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从全国看，我们是18亿亩耕地，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我们的43亿亩林地并没有解决13亿人口的用材问题，更没有满足社会对生态的要求。人们计算了一下，现在亩均耕地的经济效益是860元，林地的效益是22元，如果把20多万亩集体的林权交给农民，就会跟当时承包制一样发生巨大的功效。所以说，改革还没有走到尽头，依然是一个远远没有完结的历史过程。同时，农村工作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矛盾，比如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还不太强，现代化、知识化程度还比较低，如何让农民自我觉醒，驾驭市场，实现富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依然需要在改革中找出路，在创新中求发展。

　　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就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发展体制机制。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农民在承包期内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土地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二是要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围绕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把传统生产方式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提升特色农产品的品质和生产水平，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积极引导工商企业，包括外资进入农业，让农户作为第一车间，分享农产品加工转化链条上的利润，形成以龙头企业带动千家万户的农业产业化；鼓励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项目，改变农村单一输出农产品的状况，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作物良种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农业市场与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植被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积极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充分发挥各种农业协会的作用，在农户和企业之间架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桥梁，为农业的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奠定基础；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农村二三产业和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发展，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层次和质量。

　　三是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按照谁投入、谁所有，谁使用、谁交费的市场经济原则，盘活村级资产，实行有偿使用，增加村级财富积累。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于农村公共基础性投资项目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在税收和贷款条件上应给予大幅度优惠。

　　四是落实好支农政策，重点在“多予”和“放活”上下功夫。建立健全新农村建设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要扩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范围和项目，不断提高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的标准。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围绕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提高“三农”融资能力的目标，适应农村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整体推进，协同配套，重构农村金融机构，着力健全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农村建设，不断增强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五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注：本文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石家庄改革开放三十年忆述》一书。作者曾任石家庄市副市长、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