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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城市印记·改革乐章(四)

(我所经历的石家庄物资体制改革 张铁勋)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19-12-06   浏览量: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切身感受到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单就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来说,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它是改革进程中实现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过渡形式。但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这一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就是为了消除这些弊端,石家庄市率先进行了物资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因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被称为“石家庄模式”。时过20多年,我已年逾七旬,回忆起来,作为当时市物资局局长,能够参与这项改革的实践,感到十分荣幸。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作为纪念,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由于年代已久,记忆难免有误,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被逼出来的改革


  我出生于1930年10月,14岁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后改为省计划委员会)工作。“文革”期间到干校接受改造,恢复工作后,先后到石家庄市计委、物资局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由国家控制物资价格,并以行政指令手段分配,而导致的企业被管死、产品“多年一贯制”、物资和资金周转缓慢、浪费严重等问题感触颇深。这也是我后来坚决主张和推行改革的诱因。


  石家庄为什么要进行物资体制改革呢?1985年9月,时任市长的王葆华同志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完全是逼出来的。因为不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搞活。”话虽简短,却道出了改革的缘由以及紧迫性、必要性。


  我在省经委期间任机电处处长,1972年以后,到市计委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了解物资调拨与分配的流程。当时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统一由国家制定价格,再由计委下达指标,物资部门则按照计划供应给企业。对企业来说,计划指标给多少只能要多少,给什么就只能要什么,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每一吨钢材、每一方木材,都要按这个流程办事。没有计委的指标,企业根本就不能正常生产。由于指标统得过死,许多企业分到的物资不仅少得可怜,而且许多情况下还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需要钢板的企业分到的却是铁丝,买纯碱还要搭配轮胎,需要100吨却仅仅给了5吨。有些企业甚至一点指标也没有。这种现象导致大批企业不能按期履行供货合同,老产品质量不高,新产品不能及时投产,占压资金现象严重,甚至有的企业不得不停工待料,濒临倒闭破产的边缘。


  1982年底,我从市计委调到市物资局,1984年1月27日,市委任命我担任物资局党组书记、局长。这个时候,在物资流通领域开始出现了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双轨制”。“双轨制”出现的背景是: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自销产品一般不能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在这个幅度内,企业可自定价格。这个暂行规定出台以后,对企业自主生产、销售,扩大生产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接着出现的问题是,一部分生产资料成了商品,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进入市场,这就出现了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的现象,就是供应价和市场价并存。计划内的叫供应价,也叫调拨价、平价,价格由国家制定,这部分价格很低;计划外的叫市场价或者议价,由企业自行定价,政府给予一定的限制。这两种价格,市场价往往比供应价高出很多,有的甚至达到一倍以上。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双轨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僵化的管理体制,对实行计划、物资体制改革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作为一种过渡,“双轨制”也明显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弊端客观上导致包括政企不分、“企业苦乐不均”、效率低下、倒买倒卖和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的现象时有发生。


  以物资局为例,因为我们掌握着物资调拨权,权力很大,有的工作人员很牛气,对企业办事人员态度很差,“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许多人都背地里骂物资局的人,但是笑骂由你,用户惹不起又离不开,你到了这里还得满面笑容,又是递烟,又是点头哈腰,“进门转三转,出门骂三代”就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当时对物资系统某些人的态度。


  作为物资局长的权力更是炙手可热。我有权调剂计划内指标的品种、规格,给谁不给谁,给不给,给多少,什么时间给全都是我说了算。因此给我写条子的人很多,我的办公桌里不得不留一个专门放各种条子的抽屉,曾戏言这是“不正之风集装箱”。写条子的有领导、同事、老乡、亲戚朋友等,目的都一样,就是尽早足额调剂到自己需要、适合的品种。由于物资局权力过大,有的干部搞不正之风,甚至铤而走险堕入犯罪的泥潭。仅1983年到1984年物资系统就查出违法案件7起。市木材公司有一业务员,借掌管木材指标之便,内外勾结,套购倒卖圆木20立方米,胶合板100张,非法所得12万元,案发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随着对中央决定贯彻执行,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企业扩大生产,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然而,生产资料计划指标严重不足,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就是在这一年,全市企业共需要钢材10万吨,计划指标却只有4万吨。木材供需状况更糟,计划数只相当于实际需求数的30%,企业只能吃三分饱。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想了不少办法。在一次物资调剂会上,我们邀请了首钢、鞍钢、太钢等大企业代表,对厂家代表自然是吃好喝好招待,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遵守国家最高限价,即出厂价不要超过计划价(平价)的20%。结果是忙活了一番,到散会时令我们大失所望,只买到100多吨纯碱,连一公斤钢材也没有买到。


  其实我们和这些厂家的关系很好,也理解他们的难处。有个厂家代表对我说,“张局长,对不起了。现在矿石、煤炭、电的价格都上涨了。但计划内钢材没有涨价,计划外钢材又限价,国家又不准钢材企业按市场价格出售钢材。所以我们也没有效益,连工人的奖金还不知道找谁去要呢。”


  这些事情深深刺激了我们,也触动了市里的领导。与此同时,南方物资供应已经搞得很活了。为了学习经验,我和两位副局长带着各个公司的经理书记,先后到广州、常州、杭州、上海等地考察学习。在南方一个城市,我们见到当地的物资局长,他对我们非常热情。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们这里的钢材供应充足,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是怎么解决钢材供应的,他笑而不答。在饭桌上,几杯酒下肚,他说了真话:“你们北方人就是不会做买卖,只按计划走,不会变通。我们这么多乡镇企业,哪来的计划内指标啊?全凭企业随行就市购买议价材料,不然工人们半个月有活干,半个月饿肚子,谁还干活呢?”这个局长的一番话,让我们悟出一些道理。


  南方之行,我边走边看边思考,受到一些启发。回来后我就跟我们的干部说:“必须要改,如果不改,咱们只能回家抱娃娃。”我们把考察结果向市里的领导作了汇报,我跟领导们讲,所谓的“南活北死”,其中关键的就是两个字:价格。搞活价格,全盘皆活。按照市领导的指示,我们开始起草物资体制改革的方案。为了搞好决策,我们抽调一些政策水平高、调研能力强、有文字功底的干部组成了研究室,任务是研究改革问题、掌握和了解信息,这在石家庄还是第一家。我们还拨巨款,购买了当时还不多见的电脑,建起了微机室,当时连市委、市政府还没有这样的设备。国家物资部部长柳随年来石家庄视察时,对我们不惜投入巨资进行信息化建设的举动十分赞赏。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讨论研究,精心设计,我们拿出了物资流通体制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明确物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即为企业创造自主采购生产资料的小环境;改革生产资料供应体制,采取渐进的方式解决指标分配问题;在现有条件下,通过价值补偿来代替实物分配的办法,走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路子;物资供给要实行计划分配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种物资两种价格最终要过渡到一种价格;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由分配调拨型向经营服务型转变。我们感到这是物资体制改革应该坚持的方向。这就是我们改革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基础。


  这个方案规定物资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上不变对下变;先实行价差返还,后改实物分配为价值补偿;物资企业变计划调拨型为经营服务型。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实现以城市为中心的、统一的、开放的、可调控的生产资料市场。


  就这个方案我们多次召开党组会、局务会、各公司经理、书记会,反复讨论酝酿,最后形成正式方案。1984年底,我们向市政府报送了《关于计划内、外钢材、木材实行同一市场价格的实施办法》。市政府很快于1985年2月1日,以市政[1985]17号文件,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


物资体制改革中的“石家庄模式”


  1984年8月,经市政府批准,出台了六条物资改革的办法,“六条办法”确定了对计划内物资执行供应价,对计划外物资价格放开,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推进市场,实行随行就市的市场价。这样,初步搞活了计划外物资的流通。


  计划外物资价格放开以后,从1985年开始实行“同一销价,价差返还”。就是把国家分配的计划内物资也按市场价销售,实行计划内外同一价格销售。计委将计划内物资指标直接分配给用户,用户都按市场价购买,多开支部分,由物资局按实际购买的品种、规格的价差,每月返还给计划分配指标的用户。用户需要的物资,可以到市物资企业购买,也可到外地、外单位购买。


  钢材、木材历来是国家统得很死的重要生产资料,我们首先从改变这两类物资供应下手进行改革,顿时给生产资料市场带来了生机。


  我们的做法产生了连续震动和影响。1985年3月2日,国家物资总局李开信局长听取了我和郭献军副局长的汇报,李局长对我们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3月15日,国家物资总局转发了石家庄市物资局《关于计划内、外钢材、木材实行同一市场价格的实施办法》,并加了“石家庄物资局积极改革大胆探索的精神很好,对我们有启发”的按语。3月24日,在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特邀我到会介绍石家庄市物资改革情况,副省长叶连松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4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中财办[1985]3号文件的形式,向中央领导同志报送了《关于石家庄物资价格改革的情况调查》,认为“这是生产资料价格体系的一个突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改革的成效还是初步的,接下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由于价差是每月一返还,占压企业资金的问题仍然存在。为此,从1986年起,我们又将1985年开始实行的“同一销价,价差返还”,完善为“同一销价,价值补偿”,也就是分钱不分物。市计委和物资局对用户所需物资下达的分配指标,不作为实物供应指标,只作为计算价差发放补偿金的依据,把市场价和计划价之间的差价直接通过银行补偿给用户,用户拿到补偿金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购买所需物资,这样就解决了占压企业资金的问题。


  “同一销价”,原来叫“统一销价”,1986年6月12日至17日,在我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部委和专家汇报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佟大林建议改为“同一销价”。一字之差,就显得科学严谨多了。


  随着改革的进程,物资部门如何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问题又摆到我们面前。物资部门自身改革也是重要的方面。我们采取多种措施服务企业,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1986年10月,我们实行了以“三定一送”(即定点、定量、定时、送货上门)为核心的系列化供应服务,这个做法不仅仅是以往物资企业送货上门的延续,而是根据货源情况以及用户所需产品的规格、数量和生产进度,选择品种固定、消耗均衡的企业,实行有计划、少批量、多批次的送货供应。这是物资体制改革中具有方向性的一项改革,1990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这个做法是“国家、企业和物资部门三家乐”。


  在物资企业的运行方式上,逐步实现了生产资料商品化、仓库网点商店化和经营作风服务化。我们还跳出了单一现货供销的单调模式,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趋势,逐步形成了现货、期货、批发、零售四位一体的经营体系。为了丰富石家庄市的物资资源,物资局所属企业,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冲破了地区分割、条块分割,实行了物工、物林、物农、物物、物商等多种形式的联合,发展了同省外的91个各种形式的联合体。此举不仅搞活了流通,而且为石家庄建立了钢材、木材、煤炭、化工、建材、机电产品遍布全国的资源基地,使计划外物资的数量在总资源量中的比重逐渐增大。


  为了盘活企业的沉淀物资,物资系统还根据实际需要开辟了典当租赁业务。1988年5月,物资局下属的市机电公司、物资再生利用公司,先后与银行保险公司建立了一个租赁公司、两个典当拍卖公司(拍卖行)。这种融物资与金融为一体的集团企业,拓展了物资购销形式,起到了服务生产、化滞为畅、搞活流通的作用,也是物资体制改革中的又一创举。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租赁给用户的设备3000多万元,可创产值亿元。开展典当、拍卖、收售、寄卖等业务,仅半年的时间经营额达到168万元,为26个企业解决了资金短缺和物资积压问题。


建立生产资料市场


  物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统一、开放、可调控的生产资料市场。没有生产资料市场,物资体制改革就会失去有力支撑,最终会半途而废。石家庄生产资料市场尤其是钢材市场、木材市场的建立是整个物资体制改革的亮点。


  建立生产资料市场是物资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进行物资体制改革的必要步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只是作为产品进行分配,物资部门各个公司只是各个企业计划部门的保管员和仓库。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生产资料也变成了商品,部分生产资料可以以议价的形式走向市场,需要有交换和销售场所。企业也需要有一定的场合购买原材料。


  这样,建立石家庄物资市场的设想就顺理成章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5月20日,我主持召开局务会,研究建立开放型物资贸易中心的方案,经修改完善,7月5日向市政府报送了《关于组织开放型物资贸易中心的办法的报告》。7月23日市政府批准了这个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物资局成立了综合物资贸易中心。经过很短时间筹备建设,8月15日,位于中山路劝业场对面的物资贸易中心开业了。市委书记贾然、市长王葆华等领导出席了开业典礼,贾然书记剪彩,王葆华市长发表了讲话。通过各个媒体我们宣布: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货不限品种,物不拘多少,欢迎中外各界人士前来交易。1987年1月6日,经市政府同意,选定市金属材料公司、机电设备服务公司、生产资料公司和获鹿县物资局及正定县物资局为石家庄市钢材市场。钢材市场运营后,我曾到位于光华路金属公司院内的市场去看过,只见占地几百亩的钢材市场营业大厅内,人头攒动,挂在墙上的物价牌,清清楚楚地标示出钢材品种、规格和价格。露天货场上,一垛垛钢材、线材、钢管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显示货源充足。我感慨良多:市场终于建起来了,我们付出的辛苦终于有了收获。


  钢材市场建立后,为了搞活供应,主动和全国各大城市结成信息网,及时掌握全国钢材市场行情,根据情况调整价格,以调节市场需求和钢材生产。钢材市场提出的口号是:立足本市、服务冀中;面向华北、辐射全国,拆旧的“蓄水池”,改革为大运河。在取得办市场的经验后,为扩大市场规模,我们在市物资再生利用公司、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市物资商场所在地和市辖四县、矿区金属公司又建立了8个市钢材市场的交易经营网点,形成了功能比较完善的钢材供应交易体系。1986年12月19日,国家经委等五部门联合发文,批准石家庄市为第一批物资部门钢材市场。


  在建立钢材市场的同时,物资局还建立了木材市场。1986年1月以后,又相继建立了金属材料、木材、化工轻工、建材、机电设备、生产资料等7个专业物资交易中心,即专业生产资料市场。


  对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当时有一个提法,说物资部门是蓄水池。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蓄水池的水是不流动的,不流动的水是容易变质的,我们不但要做蓄水池还要做大运河、主渠道,这个说法在全国还是第一次提出。


  生产资料市场的建立,发挥了物资企业主渠道的作用,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和肯定。1985年4月22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来到石家庄考察生产资料市场,在“小白楼”宾馆听取了我的汇报,时任副省长李锋、洪毅,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石家庄木材市场


  市委书记贾然、市长王葆华等领导同志也在座。听完汇报,田纪云说:“你们这个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可能从物价改革上打开一个缺口。”我汇报完了以后,还陪同田纪云同志视察了石家庄钢材市场和木材市场。


  在位于平安大街的木材市场,田纪云同志看到一位老农民正在挑选木材,就走过去,问:“老乡挑木头做什么呀?”老农一边看着木头,一边回答说:“给我儿子盖房子娶媳妇。要是过去,这里根本就不让我们进来,这下子好了,我都挑花眼了,都不知道买哪根了。”


  石家庄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广。多名国家领导人和部委领导来石考察,也吸引了许多外国友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参观者。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陪同参观。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前来参观的一位前苏联大使馆秘书对我说的话:“原来你们学习我们,现在我们要学习你们,你们真有胆略。”


  1990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综合国力增强,商品丰富,计划外价格平稳下降,与计划内价格逐渐接近,1992年开始生产资料价格并轨,1993年放开了钢铁产品和大多数机械产品价格,实现了产品价格并轨。1994年以后,除电力、石油、天然气等极少数产品外,全部产品价格放开,实行由市场定价。自此,“双轨制”彻底结束。这一年,我从市人大常委的职位上离休了。


“非常有前途的事情”


  石家庄市进行的的物资体制改革,对于扩大企业择优选购物资的自主权,减少中转环节节省费用,为企业竞争创造平等的条件,是有积极意义的。1988年6月13日,李鹏总理在视察生产资料市场时,肯定了石家庄的做法,认为“是一项非常有前途的事情”。

  

  对李鹏总理的这一评价我是深有体会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是生产木质鞋楦的石家庄鞋楦厂。


  鞋楦是制作皮鞋的模具,要求不朽、不裂,不收缩,最合适做鞋楦木材是桦木。然而过去厂里拿着计划调拨单去进货,回答是没有桦木,国家只分配大路货。厂业务员十分为难,买吧,不能用,不买吧,指标又作废了。只好硬着头皮买回来压在库里,再去找合适的桦木,既浪费了资金,又造成了积压。物资体制改革后,市木材公司将该厂计划内不需要的木材按市场价卖给别的用户,将其价差补偿给鞋楦厂,这样一来,使这个厂一方面可以按计划得到补偿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到生产资料市场自主选购。据了解,从1985年到1989年的五年间,该厂获木材补偿指标3179立方米,补偿金约30万元。而该厂在东北、内蒙古等地自主建立了许多购货点,直接购买制作鞋楦的毛坯桦木,出材率由过去的70%提高到85%,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库存,提高了经济效益,由1985年实现利润9万元达到1986年的十几万元。


  另一个例子是市第三建筑公司。这个公司每年都需要5000立方米木材,过去每年只有几百立方米的计划内指标,按指标调拨的木材数量不够,也不实用,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红松,红松雨淋不变形,做门框、窗框最好。另外做窗扇需要42厘米厚的材料,可是木材公司只有厚度四、五、六厘米三个尺寸的木板,没有一样是合适的。这个公司是当时市属重点建筑企业,为了木材供应问题,公司的业务员乃至经理经常找我诉苦,甚至还闹到市长那里。改革后,各种原材料因材质和供求状况不同,拉开了价格差距。过去由于红松材质好价低,有的单位有指标,但不需要,按以往做法即使不要也要拉回去存着。但现在价钱高了,他们不买了,就由物资市场按市场价调剂给三建,虽然三建多花了钱,却可以买回适用的木材,自己加工成合适的板材,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约资金50万元。


  改革措施的实行还堵住了漏洞,纠正了不正之风。市长王葆华曾在1987年6月说过:“生产资料市场的建立,不仅搞活了企业,而且堵塞了后门,纠正了不正之风,并促进了政府机构和供应部门的改革。”


  在“双轨制”的情况下,个别人走后门、批条子、拉关系买平价物资占便宜的事常有发生。一些不法分子也靠平价套购、高价卖出牟取暴利。实行“同一销价”堵住了这个空子,从制度上使其无空可钻。以物资系统为例,1985年实行“同一销价”后,在6000名干部职工中未发生以平转议倒买倒卖的经济大案。市工商局调查的资料证实,1984年实行“同一销价”前,查出违章违法倒卖钢材176吨,1985年减少到60吨,1986年减少到8吨,1987年后未再发现。可见,这一改革是治理整顿物资流通领域混乱现象、纠正不正之风的一项有效措施。


  改革的实现,也使得各级领导减少了许多人情的纷扰。改革以后,企业可以直接到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就再也没有人给我写条子了。干部的作风也大为好转,物资局连续三年被评为市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当时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王葆华市长的儿子在平山县扶贫,县里想托他买点钢材,他让王市长给我写个批条,王市长拿出一份表格,对他说:“你看看,这是几天内钢材市场的挂牌价,写不写条子都一样,你要多少都可以买到。”


  顺便提一下,石家庄物资体制改革,对物资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机构改革方案中,本来准备撤销物资总局,由于推广石家庄改革的经验,使得物资部门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不但没有撤销物资总局,反倒把物资总局升格为物资部。


自我剥夺自我解放


  石家庄市的物资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并取得成功,原因有很多,比如形成了有利的改革氛围,有一个科学、严谨、实用的改革方案和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有两条,这就是领导重视和管理者勇于自我剥夺。


  物资体制改革是有领导地进行的,改革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支持。在改革过程中市委几次扩大会议都把深化物资体制改革列为决议的重要内容。物资局的每一项改革方案,都由市领导亲自审定,并以市政府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市执行。市委、市政府还将物资改革列为石家庄计划工作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6年制订了6个改革物资体制的实施方案或办法,印发到各部门、单位。市委书记和市长几十次听取我和物资局其他领导成员的汇报,对改革做了大量具体指导工作。


  物资体制改革涉及十几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条条上的红头文件,各个条条上的红头文件放到一起往往又相互抵触,因此在石家庄研究建立物资市场的办公会上,众说纷纭,有的说改革只对物资一家有利,对企业没好处,应该废止;有的说条条上没文件,搞不了。这个时候,多年主持物资、财政、物价工作的王葆华市长说:“不利于改革的规定要坚决改过来。如果事事都按旧规矩办,还要什么改革?以后,凡是不利于开放市场,搞活企业的,各家都要变通过来,责任由我付,撤职先撤我。”在市领导的推动下,计划、物价、财政、税务、工商等综合部门,主动向企业放权,为建立物资市场开了绿灯。根据王葆华市长的要求,市财政局拨出2000万元专款,作为建立生产资料市场的流动资金。


  改革就要有风险。改革要冲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有些改革措施,省市是没有权力作出决定的,只能由中央来决定,只能捅到中央,只能捅破天。当时我的压力很大,也有一定的风险,有些抗日战争时就在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对我非常关心,劝我千万不要冒险,“保持晚节吧”。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志听取我的汇报时,说:“你真是铁,也是钢。”1986年6月,正当一些改革者纷纷落马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在体育馆召开了有各级干部参加的8000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市委书记贾然同志宣布了支持、保护改革的七条决定。这七条决定,我听了以后,深受鼓舞,对改革充满了信心。


  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不是当婆婆管你,而是在你工作出现困难时,替你担担子,指方向;不是在前头挡道、挑剔、训斥,而是想在前、走在前给改革者撑腰鼓劲;不是在后头指手画脚,而是把权放给你,你在前面干,他在后面帮,你做工作,他担责任,为我们的物资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石家庄物资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还有一条,就是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能够自我剥夺手中的权力,通过自我剥夺,实现自我解放。在改革过程中,各级领导都能够带头剥夺自己分配调拨平价物资的权力,这就是李鹏总理所说的“自我剥夺、自我解放”。这是顺利推进改革的关键。


  自我剥夺只是剥夺手中的特权,并不是放弃一切应有的权力。自我解放则是从批条子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石家庄市物资部门在完成了自我剥夺、自我解放以后,实现了职能上的转变。物资企业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宏观调控和经营服务的职能转变。主要精力由单一抓计划内物资的调拨,转为计划内外物资一起抓,统筹社会供需,从宏观上搞好综合平衡。


全国推广石家庄市的经验


  石家庄物资改革的成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赞扬。1985年3月18日,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市委书记贾然、市长王葆华陪同下视察石家庄,在听取了王葆华同志关于物资体制改革的情况汇报后,指出:“都按市场价格结算,这是个好办法。”1988年4月20日,在国务院物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颁布的《关于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方案》中,部署了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问题,提出“要全面推广石家庄市的经验”。


  1987年10月8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志视察了石家庄钢材市场、木材市场和机电公司,我和副市长王东进同志陪同视察。下午分别在石家庄市金属材料公司会议室和市三招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李铁映同志对石家庄开办生产资料市场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石家庄这个做法,总理很重视,很赞成的。”“作为一个方向、一种物流、一个生产材料市场,我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么做。”


  1988年6月1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物资部部长柳随年、省市主要领导陪同下,视察了生产资料市场,市里专门指派我陪同,在视察过程中,李鹏总理对改革中提出的“自我剥夺,自我解放”口号表示赞成。他说:“我们各级领导,从上到下都要有这种精神。要自我剥夺手中乱批条子、乱批项目的权力。要腾出时间多作点调查研究,多提点建议,这样才能转变职能,消除在物资分配上的一些不正之风。”13日,李鹏总理为钢材市场题词“把石家庄钢材市场办得更好,促进物资体制改革”。


  1987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步骤地推广石家庄等地开办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随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25篇文章介绍推荐石家庄经验和石家庄模式。《红旗》《瞭望》等刊物和《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城市导报》等各大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介绍和推荐石家庄改革的经验。1987年4月24日至29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连续播放了《一招走活满盘棋——介绍石家庄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情况》系列报道。1988年6月19日,新华社记者徐克洪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生产资料全面商品化进入市场》的文章,全面介绍了我们的物资体制改革,还发了8篇有关石家庄物资改革的报道。其他中央报刊和地方媒体也都以各种方式介绍了石家庄的经验,推广石家庄模式。石家庄改革经验得到了各地的认可,武汉、兰州、青岛等89个城市推广了我们的经验。


  20多年前石家庄市的物资体制改革,在共和国30年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作为石家庄物资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实践者,我依旧心潮澎湃。本文虽是以我个人名义来回忆的,但是我清楚,石家庄市物资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导的结果,是党和政府领导支持的结果,是各个有关部门大力配合的结果,是物资局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注:本文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石家庄改革开放三十年忆述》一书。作者时任石家庄市物资局局长。整理者系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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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张铁勋口述孔令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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