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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城市印记·改革乐章(五)

(马胜利走过的国企承包之路 耿国强)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19-12-13   浏览量: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石家庄市曾经涌现出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风云人物——马胜利。在改革开放风起云涌般的年代,“厂长马胜利”,连同他所在的石家庄造纸厂,闻名全国。马胜利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姚依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4年,15岁的马胜利进入石家庄棉纺厂车间做了一名杂工。后又调到石家庄市造纸厂,在厂基建科工作。当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石家庄市造纸厂的原料全部由国家供给,造纸厂只管生产,产品也由国家包销,不论质量如何,国家都照收不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大潮奔涌而来,经济体制开始变革,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营企业暴露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大多数企业出现亏损的局面。由于国家不再包收购、不管销售了,而当时的石家庄造纸厂仍然盲目生产,加上管理不善,浪费严重,造成产品大量积压。到实行改革之前,这个造纸不到1000吨的工厂,几乎产品全部在仓库积压,数量达900多吨。产品卖不出去,工厂面临困境。从1981年到1983年,拥有800多名职工的造纸厂已经连续3年亏损达105万元。至1984年,造纸厂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面对困境之中的造纸厂,马胜利出于爱厂之心,曾不止一次向上级提出要大力改革、调整产品与销售渠道。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造纸厂决定将“供销科”改为“销售科”,接着任免了一批业务员、科长。当时的马胜利还在厂里基建科工作,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使他鼓足勇气,到厂长办公室毛遂自荐当销售科长,并保证3个月内,把库房中的900多吨积压品卖出去。同时,他提出了销售科的事由他说了算,即使厂长也不能随便干预,而且今后的生产计划安排,品种和数量,必须由销售科决定,实行以销定产等条件。开始厂长还有顾虑,但为了企业的生存,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马胜利就任销售科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厂范围内挑选对销售工作热忱、不畏困难、有必胜信念、有百折不挠精神的人到销售科工作。接着,又建立健全了销售科的各种制度。比如出勤制度,要求销售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时间和工作制度。当时很多搞推销的人都能省则省,不注意形象。而马胜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求销售人员西服革履,保持服饰整洁、庄重、严肃,行为举止合乎礼仪,让人感觉到诚实可信、努力向上。在销售过程中,他还改变以往蹲“鸡毛小店”为企业节省一分钱的传统做法,每次外出住宿,专门找高级宾馆住。落脚后,先去那里的厕所、卫生间,取出那里的卫生纸,找到宾馆经理,先称赞他们的服务、餐饮、娱乐、商务等设施,然后话锋一转:可惜卫生纸差了点,外观、手感、拉力、缩水等都不好,并拿出自己厂里生产的卫生纸作比较,说得经理心服口服,生意也就做成了。

  不久,从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到北京、东北的几个大宾馆,从东部沿海一带到西部边疆,纷纷给他发函、来电,要求订货、发货、建立业务联系,一下子打开了销路。后来,马胜利和他的销售团队又在销售科办起了一个纸品商店,专门营销全国各地厂家的纸品,还举办了一个大型订货会。几个月后,厂里便还清了贷款,并且有了盈利。马胜利坐稳了销售科科长的位子。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转眼到了1984年,国家给造纸厂下达了完成17万元的利润指标。这个数字虽然不高,但领导还是觉得非常困难,迟迟不敢接下来,同上级一次次讨价还价。直到进入三月份了,还没有得到落实。而此时,年届46岁的马胜利却认为,只要改革掉那些不合理的制度,效益就立马会上去。为此,他多次找厂领导提建议,进行论辩。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建议非但没有得到采纳,而且得到了一个“免去马胜利的销售科长”的红头文件。

  对于别人来说,也许这是一个惊愕的决定,但对马胜利来说,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因为改革必然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于是马胜利准备再次毛遂自荐:要当造纸厂厂长!

  1984年3月28日这天,石家庄市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了一份《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里面写道: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 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在正文两侧,还附有一副对联:大锅饭穷途末路,铁饭碗日薄西山。

  决心书贴出后,有人说这是他的“自白书”,也有人说这叫“大自报”“红色宣言书”“挑战书”。更有人说他不是要当厂长的问题,而是“野心大暴露”“太狂妄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迅速地由车间到每个家庭,再由家庭传向社会,并很快传到市委、市政府大院,一时间轰动了整个石家庄。

  在改革开放伊始,人们的认识和眼光还有一定的局限,改革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困难和阻力。马胜利这一个大胆的举动,被新闻界认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此时,市长王葆华同志正在对企业进行调研。马胜利的决心书,引起了市长的注意。市长一直关注着石家庄造纸厂情况,他对一轻局局长左喜书说:“咱们组织一个160人的答辩会,各局长、科长,宣传、生产各部门都要去。马胜利如果真的有本事,就当场接受质询!”

  1984年4月14日答辩那天,市委书记贾然和市长王葆华同志出席了第二次答辩会,在听了马胜利的承包演讲后,当场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4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承包签字仪式,合同书由刘广义和马胜利共同签署。刘广义的名字在前,但厂子的实际管理者是马胜利。

  这一消息在石家庄、在全国成为一大新闻,除《河北日报》外,《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首都各大新闻媒体也都先后报道了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的消息,马胜利由此一夜成名。

  马胜利担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之后,随即着手实施了多项重大举措。他在厂门口竖起一个15米高的大锅,上面写着“厂长马胜利”,

  意在企业以后不再实行吃大锅饭的政策,率先在国有企业打破了“铁饭碗、铁工资”制度。针对造纸厂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他还推出了改革“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

  针对造纸厂环节多、人浮于事,不注重科技人员作用,权责不清,分配制度不合理等问题,他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被归纳到他的“三十六计”中,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贵在政通人和,重在同台唱戏;落实科技人员政策,重在精神需要,助其施展才能;实行责权利结合,任务层层承包,重担争着抢挑;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奖金与效益挂钩,克服平均主义;以新、优、廉取胜,大力开发产品,加速更新换代;调查市场变化,实行以销定产;鼓励开辟商业流通渠道,招新客户有奖;发挥信息反馈的作用,广泛收集信息,做到知彼知己等。针对存在的产品生产无计划、产品陈旧、规格少、品种单一,花色品种少、一线工人少等问题,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称为“七十二变”,包括:变无计划管理为有计划管理,全面推行目标管理;变无压力为有压力,人人承包;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增加产品种类和规格,变大包装为小包装;手巾纸无花形变有花形,餐巾纸无香味变有香味;变“坐商”为“行商”,变一种市场为多市场流通;精减脱产人员等。

  马胜利对造纸厂的改革,主要是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机制上下工夫。在产品结构上,他把卫生纸的包装由一个规格改为六个规格,有圆的、方的、长的、短的、大包的、小包的。颜色也由原来的一种增加到红黄白三种。他还特别注重情报信息工作,专门成立了信息情报室,建立了信息反馈网,并向二十几个省、市、区派出信息员,以便根据市场需求,为厂里提供预测和生产经营服务,做到嘴里吃着一个,心里想着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眼里看着一个,也就是要生产一代,研制一代,更新一代。仅三年间,造纸厂就研制出了46个新品种,其中“猫球牌”卫生纸还获得了国家银牌奖。在销售方面,为了开拓市场,他还在销售业务员中开展了“开辟新客户有奖”,规定开辟一个大客户,奖励十元;招揽一个小客户,奖励5元。大大激发了推销的积极性,使造纸厂的产品辐射全国24个省、市,还进入了美国、匈牙利、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猫球牌”卫生纸、鞋垫纸也进入了国际市场。

  马胜利的改革,进一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旧的条条框框,厂子也有了活力与生机,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在他承包的第1个月就实现了利税21万元,并把承包指标从70万元主动调高到140万元;到1984年底,超额完成承包指标;1985年,利税达280万元;1986年,在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仍上缴利税320万元;1987年,又向国家上缴利税340多万元。四年后,企业的利润增长了2194倍。

  1985年2月,马胜利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上,他以《企业有了自主权要为国家作贡献》为题,作了三个多小时的重点发言。他的发言得到了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同志的赞扬和出席会议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会后,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并加了编者按语。

  从此之后,马胜利作为全国第一个国营企业的承包者,被冠之“马承包”的称号。马承包的旋风,很快刮到了北京。1985年7月26日,新华社记者章墨渊、彭占魁、吴士深发表了一篇大有影响的长篇通讯,即《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对新华社的这一长篇通讯还特别以“推荐者的话”作了如下批示:

  我们郑重地向各个整党单位和各级党委,向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特别是企业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推荐《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这篇通讯。请大家认真地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看看从这篇来自改革第一线的生动的通讯中,这篇通讯的主人公马胜利同志身上,能够和应当学到哪些宝贵的思想和精神。

  7月27日,河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全省开展学习社会主义企业家马胜利和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的榜样石家庄市造纸厂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七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和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写的《推荐者的话》,以及六月二十六日《河北日报》登载的调查报告《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的榜样》,生动形象地记述了社会主义企业家马胜利的感人事迹和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石家庄市造纸厂的先进经验,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以及所有厂矿企业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党员认真阅读《推荐者的话》和这两篇报道,深入开展向马胜利和石家庄市造纸厂学习的活动,把这一活动作为整党和进行党性、理想、纪律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单位,特别是厂矿企业的领导班子,要对照马胜利的事迹和石家庄市造纸厂的经验,检查一下自己是怎样对待改革和权力的,怎样对待国家,怎样对待人才,怎样对待工人,怎样对待自己的,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学赶马胜利的造纸厂的具体措施。

  接着,上海、北京、陕西、四川、黑龙江、福建、贵州等地党的领导机关都分别作出决定或由负责同志发表谈话,号召党员干部开展向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学习的活动。一时间,马胜利名声大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一包就灵”的神话席卷大江南北。

  然而,马胜利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一些人向有关部门告状,并列举了马胜利 “九大罪状”:承包是在刘广义的倡导下搞起来的,刘广义才是造纸厂承包第一人;马胜利在1985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介绍的新产品,根本没有进行生产,其样品,是从香港和日本带回来的外国货;马胜利搞的层层承包根本不存在,造纸厂各车间根本没有承包合同;造纸厂1985年8月份发不出工资,是借了30万元才发了工资;马胜利为了宣扬自己,自己决定从厂里拿出5万元给北京电影厂和河北声画中心,名为拍电视剧《地平线上》的片费;马胜利根本不知道“三十六计”是什么内容。

  这“九大罪状”很快传遍了整个造纸厂。接着,分别来自省里、市里、纪检委、轻工部等的9个调查组进厂。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最后的结论是“告状人通过记者反映的情况基本不实,其中有些纯属恶意中伤。”1985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一轻局作出的结论:马胜利同志是一位经得起检查、富有改革精神和全局观念的先进典型,中指委办公室的《推荐者的话》、新华社的报道是符合实际的。《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关于马胜利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对马胜利同志的结论是:《情况》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是违背事实的,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歪曲事实……我们一向认为,马胜利同志不是完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造纸厂的改革也是在探索中前进,不会是完满无缺的。对马胜利同志有时说话不注意分寸,有时处理问题方法简单,一段时间表现骄傲情绪,省、市主要领导同志都亲自对他进行过帮助。在整党中,马胜利同志重点检查了骄傲自满和办事主观的缺点,认识比较深刻,党员也比较满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马胜利同志是一个经得起检查的、富有改革精神和全局观念的先进典型,中指委办公室的《推荐者的话》和新华社的报道是符合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

  1987年,如日中天的马胜利向社会宣布了一个让人兴奋的决定:他将创办“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全国20个省市陆续承包100家亏损、微利的中小型造纸企业。此举在当时来说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举动,但是恰恰是这一举动,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马胜利首先实现了和束鹿县(今辛集市)、西安、新疆、赞皇、黑龙江等几家造纸厂的联营。全国各地要求马胜利去承包、投标的电报也如雪片般飞来,第一个前来报名的外省企业是山东菏泽造纸厂。1987年10月24日,当马胜利的承包组到了菏泽市政府礼堂会场的时候,下面坐满了菏泽地区10个县(市)的市委书记、县长和骨干企业负责人,一个上千人的会场顿时热闹起来,挤得水泄不通。承包组当场宣布:1988年承包利润为37万元,以此为基数,增盈为10万元,实行二八分成(菏泽厂八,马胜利为二);增盈10万元以上,实行三七分成,承包三年,使利润翻三番。11月17日,承包组与菏泽造纸厂签订了承包合同。

  承包后菏泽造纸厂的第一个月就传来喜讯:当月盈利184万元。此后,马胜利加快了寻找、考察承包联营厂家的步伐。从1987年11月中旬到1988年1月初,他“晓行夜不宿”,带领有关人员,走南闯北,纵横奔波,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就先后对27家造纸企业进行了承包。一位新华社记者饶有兴趣地记录了他三天的行程:26日晚上到贵阳;27日全天给贵州省企业干部作报告;28日到贵阳造纸厂洽谈承包事项,并实地看厂;29日签署合同,就任贵阳市造纸厂厂长。这个厂成为他拟议的集团中的第六个企业。

  马胜利从贵州回到石家庄后,不断收到全国各地要求去考察和进行承包的电话、电报、信函,也接待了很多来访者。其中,杭州市乡镇企业局沈局长连来三封电报。1987年12月27日,当马胜利来到杭州时,杭州市的新闻界十分关注,并及时进行了跟踪报道。当天的《钱江晚报》就登出了企业家马胜利今天来杭州考察承包乡镇造纸企业的消息,《杭州日报》还刊登了当地一位厂长的一首打油诗:“杭州城头插白旗,河北来了马胜利,自古钱塘多英杰,决战一番才服气。” 马胜利所到之处,都是演讲、承包、签约,在每一地报纸上都成了头条新闻。《河北日报》记者戈红在《“马承包”新传》的报告中写道:“马胜利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不照本宣科,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而又风趣……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

  在对外地多个造纸企业进行承包之后,马胜利最终作出了创办“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的决定,并向上级提出了申请。对马胜利的申请,河北省经济技术联合协作办公室发函:同意以石家庄市造纸厂为龙头,吸收山东菏泽造纸厂、浙江金华浦江造纸厂、山西榆次造纸厂等十省二十八个单位参加,联合组成“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

  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大会隆重召开,轻工业部、河北省及石家庄市党政领导均前来祝贺。

  人生往往是这样的,当顺利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往往也是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许多人往往在顺利之时,只看到一片光明的前景,并且渴望更加辉煌更加顺利,而对于辉煌和顺利后面隐藏的一些东西,往往看不到或者选择性忽视。处在巅峰时期的马胜利万万也没有想到,好日子没过多久,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仅仅几个月,许多隐藏的问题便暴露出来。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马胜利危如累卵;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宣告解散;1994年,挂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那块“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被拆除。

  后来,清醒后的马胜利深刻进行了反思,他总结了自己的 “十大失误”,包括:头脑发热盲目扩张,没有停下快速奔跑的脚步进行理性分析和研究;1000多场报告牵扯了很大的精力;缺乏创新、骄傲自满,总相信过去的经验可以解决未来遇到的一切问题;当时的通讯等设施也很落后,很难一个厂一个厂地亲自管理,没有建立一套高效的运行机制;承包了过多的外地企业,厂里外派中层领导,最后连班组长、工人也派出去管理,结果外面的企业没搞好,还累及大本营等。

  1995年,56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1996年,马胜利在石家庄市火车站北边的清真街上租赁房子,开了一个“马胜利包子铺”,也能挣钱,很快就积蓄了30万元,加上别人入股的20万元,又成立了“马胜利纸业有限公司”。

  2003年冬天,杭州青春宝集团的冯根生邀请1987年当选“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的马胜利等人到杭州西湖相聚,青岛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在受邀之其列。之后,汪海于2004年3月19日正式“承包”了马胜利。汪海在他签发的公司任免文件上写道:为适应品牌运作的大发展,尽快打造中国综合加工制造业大集团,经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提议,经集团董事会研究,董事长决定,成立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聘任马胜利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014年2月6日晚10时40分,马胜利因病在石家庄的家中去世,享年76岁。

  注:作者系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教师。撰稿时参考了马胜利、高梦龄著《风雨马胜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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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城市印记作者:耿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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