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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城市印记·改革乐章(七)

(中国农村民主政治改革的成功尝试——赵县村民代表会诞生记 李怀竹)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19-12-27   浏览量:

  1989年,我担任赵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党群工作,具体负责组织、纪检、统战、信访等部门工作,并联系人大和政协工作。


  当时,农村工作普遍存在“三大难”,即提留和征购难、计划生育难和宅基发放难;并且是群体性上访事件集中爆发期。除了周围各县普遍存在的“三大难”外,赵县围绕梨树纠纷的大规模群众性上访案件接二连三,并且成为农村“三大难”的诱因。


追根溯源“三大难”


  赵县是著名的雪花梨主产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一角钱能买到几斤梨,梨不如粮值钱,梨农穷在梨上,粮农富在赵县梨园粮上。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梨产量增加,价格暴涨,一市斤好梨最高能卖到一元五六,一亩高产梨园可产梨万余斤,梨农家家都是万元户。在梨区,十万、百万元户并不稀奇。梨农成了暴发户,梨区成了全县最富有的经济区。同一时期,虽说粮食产量提高了不少,粮价增加了不少,但相比之下,粮农收入就少得可怜。


  20世纪80年代初期,赵县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民有的分了梨园,有的分了粮田;有的分的是老树,有的分的是幼树;有的分的是良田,有的分的是荒滩。到80年代末,良田栽了梨树,荒滩变成了果园;幼树进入盛果期,老树进入衰老期;人口少的娶妻生子,由人少树多变为人多树少;人口多的老死病亡,儿上学女出嫁,由人多树少变为人少树多。承包时,有的干部以权谋私分了好地好树,低价承包了村里的荒滩、果园,承包合同漏洞百出;有的依仗职权,借口因合同漏洞,长期不交承包费。因为梨树出现的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在赵县乡村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梨的风波。梨树纠纷造成的乡村政局混乱,摧垮了部分乡、村领导班子,加剧了农村的“三大难”,也造成了县、乡、村正常工作难以有序开展。新宅店镇范村180亩果园被少数人不合理承包,多数村民因利益受损,强烈要求重分。第二次分树,又因各户数量悬殊和多数户缺乏管理经验,造成梨树大量死亡,村民意见很大。1984年以后,这个村六年换了五任班子,村里混乱的时候,170多名村民坐17辆拖拉机到县委、县政府上访告状。告状户租一套高音喇叭和村干部对着喊,有时把村委会的喇叭抢走。范村还出现过两个村委会并存对峙的局面,一个是镇政府任命的,认为自己名正言顺;一个是多数村民自发自主选举产生的,拥众自重。两个村委会各行其是,以大喇叭为武器,公开对阵。圪垯头乡北隆化村,部分村民对村干部有意见,拒缴提留、征购。村干部请求乡政府支持,乡领导带领派出所民警入户强收粮食,被村民团团围住。县公安局闻讯派出干警解围,又被上千村民围在里边,发生砸毁警车、打伤民警事件。村民在乡、村解决不了问题,就自发串联集资成批成批地到县、地、省上访。有的开着数十辆拖拉机冲进县委、县政府大院,成百上千的群众坐在县委、县政府大院和县主要领导办公室外的楼道上,要直接向领导讨个说法;还有的村民直接奔地区、省上访,堵政府大门,截省、地领导的车,一时赵县成为省、地的信访重点县。


  我一上任,一个接一个群体性上访案件,就把我这个主管信访工作的副书记推到了与村民面对面直接对话的第一线。接待上访群众和深入乡、村解决上访案件,成为我第一位的任务。在与乡、村干部和村民的接触中,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深。一件事是,有一位村民,有地撂荒,有家不归,带着妻儿逃荒要饭,连续三年进京上访,被乡、村干部称为“刁民”和“上访专业户”。我在和他直接交谈并深入群众调查中,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村团支书的地与他的承包田相邻,这个团支书依仗与村支书是亲戚,无理强占了他一垅地。他不服,一级一级上访都没有结果,地荒了,家穷了。乡村干部又上门强收征购粮,他只好离乡背井走上了进京上访路,倾家荡产也要讨个说法。一个倔强、耿直的农民,就这样变成了个别乡村干部眼中的“刁民”。另一件事是,我在调查中了解到,高庄村多年政通人和,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案件。村支书任职二十多年,自觉形成一个惯例,遇村政大事都与党员、村民代表商量,主动接受党员和村民监督,干群关系非常融洽,工作推行非常顺利,根本不存在“三大难”。后来,这个村学习外地经验,正式建立了两个“议事会”(党员代表议事会和村民代表议事会),给了村民代表村政事务建议权、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权和干部推荐权,把过去的做法制度化,村务的处理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得到村民赞同和支持。


  与乡村干部和村民的广泛交流,使我深深感悟到,在农村,之所以出现“三大难”,之所以出现乡、村干部与村民的严重对立,原因就是三个字“不公道”,其根源就是缺乏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缺乏对乡村干部行为的规范约束。


  很快,我将所听、所见、所思,向县委书记褚明海等县领导作了汇报,并共同对农村官难当、人难管、事难办,和如何破解这道难题进行反思,形成了共识。


确立破难题的新思路


  回顾县委解决农村“三大难”的全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第一阶段,县委认为,农村干部处在工作第一线,处在农村矛盾焦点上,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就要千方百计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靠他们去碰硬。为此,县委采取了提高农村干部待遇,给农村干部上保险,实行离职补贴,加倍赔偿农村干部的经济损失等鼓励措施。村干部平均年工资由原来的800多元增加到1400多元。结果事与愿违,干部作风越硬,农村工作越难做,干群关系越紧张,针对农村干部的砍树、伤人、放火、上访告状案件越多。第二阶段,县委在调查中发现,在大多数农村干部感到工作难的情况下,有部分村的工作,由于干部素质高,立党为公、办事公道、作风民主、政通人和。对我们影响最深的是省级优秀共产党员、县红旗党支部书记永安村赵卫国同志,他说:“现在不是农村工作难了,而是群众对乡村干部的要求提高了。”这使县委进一步认识到,解决农村工作难,关键是有一个好支部班子和支部书记。因此,县委提出了“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书记”的办法。这对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改进基层干部思想和工作方法,改善党群和干群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此一阶段,还没有从更深层次考虑,如何产生好干部,如何使干部不变质、不变色,如何不断实现农村干部吐故纳新、优胜劣汰,仅是单纯把希望寄托在支部书记一个人身上。县委在实践中逐步感到,不受制约,单靠能人治村只是理想主义,不是现实主义。这对自我约束能力强、素质高的村干部和农村基础好的村固然有效,但对乱村、难村,尤其是领导班子长期瘫痪的村作用甚微,更何况有不少原来认为优秀的村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如南花邱的村干部,长期不为群众办实事,学校破了、村路坏了没人修,有的村民就编了顺口溜“要想富,没支部”,发泄自己对村干部的不满。这时,我们分析了农村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认识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它引起了农村社会的剧变。一是经济基础的多元化必然导致经济利益的多元化,过去集体经济一元化,现在是个体、集体并存,以个体经济为主。个体经济又因为各自利益不同,村民又各有各的利益诉求。二是家庭承包为单位的个体经营,又必然导致生产的分散性和人员的流动性。三是经济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唤醒了村民保护产权、维护家庭及个体经济利益的强烈民主意识。四是生产的分散性和人员的流动性,使过去你讲我听的一元化领导模式,失去了可行性和权威性。许多村民离村务工经商,相当一部分村的村民会议召集不起来,就是召开户主会议也很不易。村委会组织法关于“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交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规定难以落实。赵县281个村,少者数百人,大者近万人,靠开村民大会讨论决定问题,多数都流于形式;单靠村干部包办代替,村里大事往往由少数干部说了算。这同群众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和直接参与农村事务管理的内在要求发生了矛盾,不少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群众抱怨,村干部“办事不公道,自己说了算”。村干部也感到“村民难管,事情难办,干部难当”。经过分析,县委主要领导成员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第三个认识阶段,即赵县要走出农村工作难的困境和怪圈,就要由过去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好干部,深化到给钱给物给人不如给个好机制;县委要由“救火队”,转变为支持村民自治、把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工作队。


从“议事会”到“代表会”的制度创新


  1990年4月,县委决定,在借鉴外地经验和总结高庄村民自治典型的基础上,在全县农村推广“两个议事会”的经验。


  在推行中,我和具体抓这项工作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竹林、副主任朱华忠发现,像高庄这样的先进村,村干部自觉把自己置于村民的监督之下,真心实意抓村民自治,很快建立了村民代表议事会。但更多的村,特别是那些“难村”“乱村”,村民代表议事会走了形式。有的村干部怕大权旁落,指定自己的亲友当村民代表;有的村有村民代表议事会组织,村干部怕群众提意见从不开会;还有的村村民提出,村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村干部不听怎么办?有的村村民代表感到自己的意见没人听,就拒绝出席议事会。我们在和乡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中认识到,村民代表议事会虽然解决了农村、特别是人口规模大的村,因经营分散和人口流动造成的开会难,但是只作为村干部的咨询机构,具有建议权,而没有触及村民要求基层政治民主的内在诉求,没有落实《村委会组织法》关于村民自治这个核心的原则。如果在村民代表议事会的基础上,吸取高庄等村的成功经验,真正将村民代表议事会这个咨询机构提升为村务决策机构,实现村民代表的直接竞选,并赋予村民代表议事会涉及全村村民利益问题的决定权、对村政事务的监督权和对个别村干部的选举和罢免权,这就实现了农村重大问题决定权由村干部向全体村民转移,实现了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突破,使村民自治的原则进一步变为村民当家做主,自己组织起来,依靠民主的力量来治贪、治难、治乱。我们将这些想法与高庄等先进村的干部、村民交流后,得到他们的赞同。他们认为,虽然他们过去没有这么说,但都是这样做的。这些想法尤其得到一些“乱村”“难村”村民的积极支持。思路理清后,我对依靠群众解决全县农村工作的难点问题有了信心和勇气,心情豁然开朗。


  经县委同意,1990年8月,我们选择在高庄所在的乡杨家廓乡进行试点,一是将竞争机制引入村民代表的选举;二是将村民代表的“两权”(建议权和监督权)扩大为“三权”(决策权、监督权、选举和罢免村委成员权),将村民代表议事会由村干部的咨询机构提升为村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机构,使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出现质的飞跃;三是规范村民代表议事会的代表产生程序、职权范围、组织形式、议事方法。在讨论村民代表会议主持人名称时,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竹林建议说:“土地革命时期的农会和后来的贫协都叫主席,咱们还是继承革命传统吧。”我十分赞同他的提法,并说,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调动农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发挥优良传统,响亮地提出“农村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时任石家庄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调研员、原地区副专员温刚同志,对农村问题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十分关注。我向他介绍了赵县村民代表议事会推行的新情况后,他非常支持,很快来到赵县调研,召开座谈会,对乡、村干部和村民的这项创举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按照1982年的新《宪法》和1987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并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但是,由于每个村,尤其是大村,人口众多,人员流动性强,召开户代表参加的村民会都困难,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出现了“断层”,农村组织形式中实际上缺少一种能保证村民参与村政管理、监督干部和经常沟通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机制。“两个议事会”尽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1986年,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征求意见时,他和省人大常务委员主任郭志提出设立村民代表会,未被采纳。但他们始终认为,只有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才能使村民自治原则具有可操作性。省人大《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大村可设村民代表会议。赵县的做法是对省人大《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具体实践和创新,既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村民自治的原则,又符合省人大条例的规定。他建议我们将村民代表议事会正式改为村民代表会。


  县委、县人大领导接受了温刚同志的建议,正式将村民代表议事会改为村民代表会,使这一群众创举名正言顺。同时,我们还制定了《赵县村民代表会规则》,从村民自治原则、组织建设、权利和义务、议事时间和程序四大方面,使村民自治具体化、规范化。一是规范村代表选举。可按居住位置、井台、工商经营、组织,自愿就近结组,每10——15户选举一名村代表,根据人口多少,每村产生30——60名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可连选连任,也可由村民随时撤换。村民代表每月或每季召开一次例会,遇有重大问题可临时开会。二是规范重大问题决策范围。这包括村政规划、经济发展计划、公共建设项目(如道路、学校等)、财务收支和其他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议题由党支部、村委会或10名以上村民代表联名提出,必经征得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才能作出决定。三是规范民主监督村政事务。征购、提留、计划生育、宅基地发放等难点、热点问题,要让村民代表参与监督。四是规范村委会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的权限。村委会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村民代表会拥有对村委会成员的补选和罢免权、对农村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权。县委、县人大和县政府还要求试点乡,对没有引入村民代表竞选机制,干部指定代表、选举走了过场,没有做到《赵县村民代表会规则》规范要求的村,推倒重来。至此,一种集中基层干部、群众经验和智慧,适合现阶段农村情况,能充分体现村民自治原则,有法律依据的群众性组织形式——村民代表会,便正式诞生了。


  1990年10月份,全县现场会在杨家廓乡召开,这次会议向乡村干部介绍推广了试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同年11月,县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决定,在全县农村普遍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县委、人大、政府组成专门班子,下乡驻村抓落实。


村民自治能够治乱、治瘫、治难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极大调动了赵县农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越是“难村”“乱村”、领导班子瘫痪村、上访重点村,村民的热情越是高涨。郜家庄村原是全县梨区有名的富村,曾有几位支部书记升任县、乡领导。后来这个村的干部以权谋私,不为村民办事,学校漏雨没人修,村路变成了臭水沟,因道路不畅,梨价比邻村低几分钱。部分村民因对村干部有意见,拒交提留、征购,乡、村干部强行征收,被村民围在村委会的楼上,村民投石块攻击乡、村干部。村班子因此瘫痪,村政陷入混乱。在村民代表会建设中,这个


  村的老党员主动串联,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村民代表会。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动员村民集资修路。村民积极响应,一天集资40多万元。修路时,村民自愿投义务工216万个,出动各种车辆1200多辆次。年迈的老人、上学的儿童,扶老携幼主动给修路的村民送水送饭,场面十分感人。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修了11万平方米的水泥路面。在取得村民、党员信任的基础上,这个村重新选举了“两委”班子,开创了工作新局面。北白尚乡一个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村干部擅自把过去年收入十几万元的集体果园,承包给了自家兄弟,承包费只有几万元。后来这个村干部又入股果园,并且在承包期内分文不交承包费。村民多次上访,都不能很好解决。村民代表会筹建时,党员、群众自己出钱找车,把在外工作的村民找回来,用小板车把病在床上多年的老党员拉进会场,满腔热忱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选出了第一届村民代表会。村民代表毫不客气地提议罢免了那个以权谋私的主要村干部,保护了自己的经济权益。乡镇领导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村民与村民代表会很快解决了。


  村民高涨的民主热情感动了我们,许多村由乱变治,很多工作由难变易,这引起了县、乡领导层和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县委为将这项农村改革一抓到底,提出综合配套深化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县人大抓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而且要求全县做农村工作的所有部门,都要重新总结和反思自己的工作,思考如何把分管的工作纳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程序。组织部门认识到村民代表会是农村政权的基石,必须围绕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顺党支部与村民代表会的关系。村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支持村民当家做主,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无条件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代表会作出的决定,只要不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党支部就要支持,村委会就要执行。改党员代表议事会为党员代表会。党员代表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改为由村民代表会中的党员代表组成,在村民代表会中起核心和保证作用,保证村支部的正确提案变成村民代表会的决定。具备条件的支部成员还被村民代表推选为村民代表会的主席、副主席。纪检部门围绕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着力抓好村务公开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县委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今后,县土管局、计生委、乡镇企业局、农业局、财政局等涉农部门,各乡镇政府,在涉及农村重大事项的工作中,如审批土地、土地和果树承包、照顾二胎生育指标、发展集体经济等,都要把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审查程序。凡村民代表会议依法补选和罢免的村委会成员,只要按干部管理权限备案,县、乡两级不予干涉。对村民代表会讨论通过的决定,只要不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就要大力支持。县委有针对性地总结了北王村村民代表会理财的经验、北中马乡村民代表会清财的经验、西杨村乡村民代表会对村干部实行目标管理和绩效挂钩的经验,前大章乡村民代表评议电工和教师的经验等。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深入和全面开展。全县281个行政村,除5个人口较少的村实行村民会议外,其余全部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给农村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一是激发了农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重新确立了村干部与村民的公仆与主人关系,清除了农村工作的“断层”,调动了村民当家做主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马平乡西章吕村,村民原以为选村民代表,还和过去一样搞形式主义,选“举手”“开会”的代表,都怕耽误农活,有一个选区选了一位在外地居住的寡妇当开会代表。当他们看到村民代表真正当家做主了,都后悔了,找到县人大强烈要求重选代表。圪垯头乡南隆化村,干部存在严重以权谋私问题,村民强烈要求选举村民代表,清理本村财务。乡领导迟迟下不了决心,怕影响干部情绪,搞乱了村子。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挂了满街要求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村民自治的标语。全县通过村民代表评议村委会干部,罢免和撤换了45名不想干事、不会干事和以权谋私的村委会成员。二是实现了民主决策,保证了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过去靠村干部少数人决策,容易出现失误、偏差,即使正确也会因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无法顺利执行。村民代表自己决定村里的重大问题,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自己管,办事效率高,也减少了决策的盲目性。1991年,全县对新上的村级集体项目,经村民代表会讨论、批准的80多个,否决了不合理项目36个,避免经济损失210万元。这一年,全县村办集体企业利润比上年增长238%。三是农村由乱到治,难事变易,群体性上访事件得到有效遏制,矛盾化解到乡村。乡、村干部的工作重点,由充当“救火队”转变到发展生产、兴建利民的公益事业上。往年粮食征购时,要依靠乡村干部逐户催缴,甚至动用干警“拔钉子”,还不能按时完成。1991年夏粮征收,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制定了交售计划,并积极向村民宣传征购政策。交售时,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带头早交粮、交好粮,使全县10900万公斤的任务只用7天就提前全部完成,并补交历年尾欠200多万公斤,收回集体欠款800多万元。全县村民集资7443万元,修整道路600多公里,新建校舍38所,兴办乡、村敬老院32所。四是促进了农村廉政建设。西封斯乡北王村,过去干部优亲厚友,办事不公,每年公款吃喝万元以上,干群关系紧张,各项工作长期落后,几乎一年换一任班子。村民代表会成立后,对群众意见较大的财务收支、果园承包、发放宅基地等进行了讨论,制定制度,加强监督,并对村干部进行民主评议,撤换了有问题的1名村委副主任和两名村委成员,促进了各项工作开展。该村由有名的“老大难”村,变成全县的文明村。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中,全县涌现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洁、办事公道、敢抓敢干的村干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深化了农村的公开制度建设,使村务公开透明,让村民对干部放心。


  赵县的村民代表会,如古代的赵州桥一样,在全国首开先例,引起了各级领导和新闻媒体的关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志邀请赵县人大主任王竹林带领6个村的村民代表会领导,在省人大常委会上介绍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经验,赢得阵阵掌声。郭志主任还亲自撰稿在报纸上介绍了赵县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1992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批转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赵县农村建立村民代表会议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在全省推广赵县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经验。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的多吉才让称赞,这是村民发扬民主、参与村务管理的有效组织形式。全国人大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个别条款的完善。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河北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都报道了赵县村民代表会这个新生事物,其中新华社的报道被美、日、澳、新、香港等华人报纸在头版头条进行转载。有的报道的题目是《赵州人新建“赵州桥”》,把村民代表会比喻为密切干群关系的新“赵州桥”。


对村民自治实践的感悟


  时隔十六年,回顾与赵县干部、村民共同创建村民代表会的往事,干部、群众参与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的动人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让我由激动而感动,并由感动得到感悟。一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伟大变革,必然引起基层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变,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村民代表会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我们对群众的创造只是做了一些因势利导工作。尽管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可能道路曲折,但是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必然要由村民自治的民主形式协调关系,调解矛盾,保护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利益,在照顾少数人利益的基础上,使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这是村民代表会的生命所在。二是,搞村民自治,不是村民,而主要是干部具备不具备政治民主的觉悟和素质。建设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告诉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不是一句空话。有人有一种偏见,总认为农民素质低,我国国情不宜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动,什么时候相信、依靠群众,什么时候就会赢得成功。现在的农民,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文化和道德素质应该更高。因此,现在根本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主要是干部愿不愿、敢不敢放弃特权,进行自我革命,还权于农民,由“父母官”变为“人民公仆”。关系摆正了,农民会比干部更聪明,创造更多奇迹。领导干部应时时告诫自己,不要困难时就想到群众,顺利时就忘了群众,否则长期脱离群众,人民群众就会抛弃我们。要时时有这样的危机感,才能“顺民心则昌”。三是政治民主是干部腐败的天敌。实践证明,解决农村干部腐败问题,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比寄希望于少数干部的能人治村更靠得住,“机制比人更可靠”。农村的老大难,不是难在群众,而是难在干部;农村的乱,不是乱在群众,而是乱在干部。


  赵县是我担任领导干部的第一站。在创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这个大课堂,基层干部群众给我上了生动、深刻的第一课,让我得到了一次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终生受益。


  注:本文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石家庄改革开放三十年忆述》一书。作者曾任赵县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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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城市印记作者:李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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