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砥砺奋进（二）

华北制药曾是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它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株青霉素菌种，它开创了中国大规模生产抗生素的先河，它彻底结束了中国青霉素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它使曾经价比黄金的抗生素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它帮助中国人增加了十多岁的平均寿命，它培养出了中国抗生素生产的第一代骨干力量，它获得了全国医药行业的第一个国家质量管理奖，它被称作共和国的“医药长子”……一部华北制药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化学制药工业的自强史。

从1953年至今，华药历尽辉煌，虽曾因体制、时代之困已无力彷徨，但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这位中国的“药老大”重焕青春，继续挺立在华北大地上。

田野中建起的制药企业

1953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宏大的以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为中心，以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的“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在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大型工程中，制药方面项目只有3个，包括建设一个大型的抗生素和淀粉制药生产企业。当时，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北京、邯郸、西安、成都、太原、哈尔滨等众多城市，都在争取这个项目。抗生素厂和淀粉厂对厂址有一系列严苛要求：要有充足优质的水源，有足够的电力、蒸汽供应，接近主要原料玉米产地，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要一定的地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工业配套能力。而石家庄地处华北粮仓，地下水资源丰富，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西靠太行山符合战备要求，且是座极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工业城市，已有200多个大中型企业，更为关键的是，它在候选城市中距首都最近，科技交流和咨询都很方便。就这样，综合条件最好的石家庄，成为了首选方案。

1953年4月21日，时任山东新华药厂生产科科员的刘太元（后来曾任华北制药厂经济师，退休后移居深圳）随同该厂厂长袁荣等8人被抽调到轻工业部参加抗生素厂筹建。按要求，他们要先去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再去北京报到。当年6月1日，刘太元一到北京，就被调入刚成立的筹备处厂址调查组，他们的任务是：为由苏联援建的抗生素厂、淀粉厂选择厂址，并收集汇编基础资料。同日，“华北制药厂筹备处”正式成立，从上海、北京、山东等省市医院和轻工业行业选调管理干部、技术骨干400多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00多人，加上一批大中专优秀毕业生，组成了最初的创业人才阵容。其中包括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反细菌战战斗、后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的华北军区防疫处技术员的齐谋甲；东北制药总厂的胡显宗（后曾任华药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和工会主席）。

6月23日，由刘太元等5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石家庄选址。他们在石家庄市建设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做了许多深入的调研工作。当时石家庄的城市重心在桥西，因而最初确定的厂址有两处，一处在桥西，一处在城市西北的柳辛庄。调查小组考察后，综合考虑到交通、地形、环境、水源等因素，认为这两处厂址都不够理想。8月29日，刘太元等人决定到桥东去看一看。清晨6点，刘太元一行沿沧石公路（今中山东路）一路东行，穿过两排稀疏低矮的店铺，路过原石家庄日报社的二层小楼，便进入了茂密的庄稼地。快到北宋村西时，他们在棉田里迈着被露水湿透的双腿，转而往北。西边国棉一厂的建筑工地在他们登上一座高土丘后一览无余，北边的石德铁路、石津运河，东边的明渠也尽收眼底。他们认为“这里离市区不远，交通运输方便，铁路专用线接轨距离很近。从各方面来看，这里是比较理想的厂址”。

1953年11月，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正式同意在石家庄市东郊建厂。12月中下旬，相关地质勘探组、地下水勘测组进驻石家庄。12月31日，国家计委正式发文批准抗生素厂、淀粉厂、玻璃厂建在石家庄，主要设备由苏联、民主德国供应，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

抗生素主要是由细菌、霉菌或其他微生物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或人工合成的类似物，能够使手术后感染的死亡率由60%下降到15%，而淀粉是生产抗生素的最主要原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无数伤员因伤口感染化脓，当时最好的抗生素是磺胺，尽管它有易让人产生结石等副作用，却挽救了很多战士的生命。但不久，因为细菌的耐药性，磺胺就对发高烧的伤员无能为力了。面对绝望的伤员，护士只能拿来纸笔，让他们留下遗嘱。

早在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比磺胺更有效且耐药性更低的青霉素，但由于难以分离与纯化，时隔14年后，1942年才成功用于临床治疗。抗生素化疗新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20岁。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对志愿军战士来说，连磺胺都非常紧缺。如果伤员们每人都能有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那么很多人都能快速恢复，甚至起死回生。但当时，这种源自美国的“神药”极度紧缺，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1瓶20万单位0.12g青霉素相当于0.9克黄金的价格。青霉素甚至成了可以保值的硬通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但年产量只有几百克，1951年，上海第三制药厂建立，年产青霉素仅有几十公斤，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抗生素大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发展抗生素生产列为制药工业的战略重点。抗生素厂、淀粉厂、磺胺厂及药用玻璃厂等4个项目成为新中国医药工业的基石。其中，由前苏联引进的抗生素厂、淀粉厂与由前民主德国引进的药用玻璃厂共同组成华北制药厂，总投资7588万元。

1955年开始，齐谋甲、胡显宗等74人赴苏联实习青霉素、淀粉等的生产，10人至民主德国实习玻璃制品的生产。此外，还陆续派出1358人分别至沈阳、大连、南京等地科研单位和对口专业生产工厂进行实习。当年6月，淀粉厂动工兴建。

据刘太元后来回忆，华药的建设速度令人惊叹。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那时候的建设，不亚于后来的深圳速度”。“淀粉厂工作塔的设计高度是76米，相当于现在的20多层楼高，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高度，因为高度太高，普通的施工方法已不适用，于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一种全新的施工方法——升模法被应用，这在全国也属首创”。

早在1953年，苏联专家就来厂进行勘查设计，并现场进行地下水验水试验。建厂过程中，苏联先后派来了十多位专家，提出了2400多条建议。一些先进技术，中方施工人员往往连见都没见过，专家先要给大家讲课，不明白的再画出图或做出模型，甚至亲手做给大家看。专家在建厂的同时，也帮我国培养了不少生产和基建方面的技术人员。

1957年10月3日，淀粉厂正式投产。而此时，药厂工程仅完成60%，玻璃厂工程仅完成25%。按国家计划要求，必须在1958年上半年建成投产，时间紧迫，问题较多。毛泽东对华药的建设非常关心，曾指出它的进度太慢了，说“你们需要搞得快一点”。关键时刻，国务院调化学工业部医药局局长张亮来厂兼任厂长，建立联合党委和工程总指挥部，组织施工攻坚。1958年3月13日，玻璃厂制造出第一批玻璃小瓶。不久，华北制药厂试车。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和苏联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局长安·彼·格丽莎柯娃来厂指导，帮忙解决了许多影响试车的问题。试车一次成功，第一批产品经化验全部符合设计标准。曾到苏联实习的职工们不约而同地用最快的速度把喜讯传递给在苏联的同学和老师：“我们第一罐青霉素试生产成功了！”

1958年6月，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正式投产，第二年就收回全部建厂投资，并向国家上缴了利润。华北制药厂原筹备处主任、石家庄市副市长沈万山曾感慨地说：“华北制药厂是在全国的支援下建设起来的呀！”

在抗生素工业生产中，菌种生产能力的大小至关重要。华药的生产菌种是从苏联进口的。一次，华药花3万美元从美国进口了一个自称1万单位的菌种，经验证却没成功。这深深地刺痛了华药创业者们的心。“我们也有一双手，为什么不能研制自己的高产菌种？”但来自各方的冷言冷语迅速包围了他们。一部分人认为，国内尚无一个单位能选出菌种，华药也不行；有的则认为生产还未进入正轨，力量难以安排；外国专家听说后更是不屑一顾，“选种只有科研单位才能搞，工厂最多搞搞自然分离”，“至于菌种，可以到我们国家去买”。华药的创业者们咽不下这口气。白天，照常生产；夜晚，不断查阅文献；节假日，在实验室从成千上万青霉素菌中选育优良菌种。就这样，凭着一口气和严肃的科学态度，1958年12月，中国第一株青霉素菌种XP-58-01终于诞生了，试生产后发酵单位比“洋菌种”提高19.9%，正式投产后发酵单位提高34.4%。华药第一株菌种选育成功，结束了我国不能选育菌种的历史，也结束了我国依赖进口菌种生产抗生素的历史。此后，华药不断开创我国菌种选育的新途径，选育了一株又一株优质高产低耗的青霉素新菌种，并建立了自己的菌种系谱。华药无私地支援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抗生素生产，中国华北菌种还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朝鲜、越南、蒙古、罗马尼亚等国开花结果。

华北制药厂建成后，很快发展成为当时技术和规模居世界前列的抗生素厂。从此，中国青霉素、链霉素不再依赖进口，缺医少药的局面得到显著改善，青霉素、链霉素成为百姓常用药。1959年20万单位青霉素的批发价格为0.45元，1960年降为0.30元，1963年再降为0.22元。曾经价比金贵、常人不可企及的青霉素，价格猛降，当年1元钱已可以买到好几支！华药，彻底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华药也在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增长中厥功至伟。

华药的厂房及配套的生活区都由前苏联援建，气派、漂亮的苏式建筑在当时的一片沃野之上鹤立鸡群。后来拍摄电影《解放石家庄》，便选用气派的华药建筑当国民党军的司令部。淀粉厂中高耸的工作塔，更是石家庄当时最高的建筑。这片拔地而起的厂区，构成了以后这个区域城市的雏形。曾经淀粉厂与抗生素厂隔着药厂前街（现和平路）巍然相对，当时有人反对把药厂前街造这么宽，认为是浪费。而苏联专家说：“过50年再看吧。”50年过去后，和平路还是那么宽阔，即使为适应现在的交通改造，也不用拆掉临街的华北制药厂的。华药的建成为石家庄带来了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很长一段时间里，制药业一直都是石家庄市的主导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华药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的性质，也使石家庄这个城市在全国制药行业占有绝对的龙头地位。历史上，石家庄第一制药厂、第二制药厂、第三制药厂、第四制药厂、第五制药厂等制药企业，都与华药有很深的渊源，其中的部分企业后来成为石家庄制药集团的组成部分。到1958年底，华药职工总数达到5800人，加上四大棉纺厂带来的大量来自天津的产业工人，石家庄的人口结构为之一变。50年后，华药已被飞速扩展的城市裹进体内，成为几代石家庄人对这片城区定位的坐标。因为福利待遇较好，华药职工在穿衣打扮上、居家饮食上、出行骑用上都略高一筹。谈婚论嫁时，华药职工可是石家庄的“抢手货”，很多人想娶个华药的媳妇或嫁个华药的郎。连大人哄孩子的顺口溜也涉及华药，“小孩小孩快快长，长大好进制药厂”。

“如果说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建设是石家庄近代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一五’期间的几家棉纺企业以及华药的落户，就是石家庄腾飞的第二次大转折。可以说，没有这几个大企业，石家庄也不会有今天。”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苟志俊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20世纪50年代，石家庄从重要的交通枢纽、战略重镇和小范围的地区商业中心，一跃而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可以说，华药与石家庄的纺织工业是石家庄闪耀的双星，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资料显示：到1957年底，石家庄全市工业企业已达277个，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1.6亿元增加到4.2亿元；人口也由1952年底的19万人（含矿区郊区）增至37万余人，增长了近一倍。

华药的成功，产生了示范作用，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制药业都是石家庄的主导产业，使石家庄戴上了“药都”的桂冠。

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华药淀粉厂、玻璃厂和抗生素厂的建成，创造了一个工业建设史上的奇迹，但是华药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艰苦奋斗、奋发有为，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业绩。

1959年冬，由于苏联的霸权主义导致了中苏关系紧张，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拒绝为华药提供苯乙酰胺等重要生产原料。华北制药厂青霉素发酵的重要原料苯乙酰胺顿时告急。兄弟单位试验失败。淀粉分厂负责人曲国祥顶着巨大的压力站了出来，与技术员魏仁鸿、王东阁和老工人唐万昌组成苯乙酰胺试制小组，奋战半个多月，小样终于试验成功。此后连续一个多月不回家，拼命研究，到年底，他们终于批量产出了合格产品。

“十年动乱”期间，华药职工清楚抗生素对于维护全国人民健康的重要性，仍在努力生产。时任淀粉厂领导的胡显宗白天被“打倒”，晚上忙着工作。尽管如此，华药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在投产“八年发展”之后，开始了“十年徘徊”。随着时代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胡显宗举例说，即使华药想建个厕所，也需要先拟定计划书，然后层层上报，最终由中央部委签字才能实施。华药的工作人员到南方一个小厂出差，被请吃了一顿饭。当南方厂家到华药参观时，从来没有“接待费”一说的华药只好卖旧报纸凑了十几元钱救急，没想到还被举报“私自挪用资金”。

华药的青霉素产量一度占全国的95%以上，供给几十家小药厂，圈里有“华药一大罐，小厂一大片”之说。各药厂的“驻华大使”（驻华药办事处代表）无不想尽可能多地抢到华药产品。

华药员工一直有不断进修的优良传统。早在华北制药厂筹建和生产期间，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20多位中央领导先后前来视察，便对职工素质、生产发展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给出了前瞻性的指导。1958年9月13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华北制药厂视察时指示，华药“不仅要生产青霉素、链霉素，还要‘生产’大学生”。不久，“华北制药厂抗生素红专大学”成立，先后为企业培养了三批生产管理的骨干。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后，全国兴起函大、夜大、电大、职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称为“五大”）。每当夜幕降临，石家庄的街道上都会再一次出现自行车流的高峰，青年人、中年人抑或老年人都行色匆匆地奔向学校。华药的员工也纷纷“充电”。据华药教育中心1991年统计，华药职工中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者1900多人，其中“五大”毕业生近700人。刘文富1981年进入华药，1983年考入河北化工学院夜大仪表自动化专业学习，毕业后和同事完成了多项科研成果。刘文富经常在厂里一干就是大半夜，过度的劳累使他头痛、胸闷，每天不得不扎上十几根耳针坚持工作。耳针在耳朵上颤抖着，同事们笑他像个刺猬。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文富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十几项荣誉。

曾经，全国支援华药，但不久，华药开始支援全国。为发展我国制药工业，华北制药先后承担国内46个抗生素厂的援建任务，向931家制药企业无私地提供新技术、新菌种，调出和支援管理、技术骨干3691人。华药原党委书记沈万山说，先后从华药走出去的人才遍布祖国各地，有当局长的，有当省长的，当各地抗生素厂经理、厂长、车间主任的就更多了。华药培养了中国抗生素生产的第一代骨干力量。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踏浪而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华药也适应大潮，积极开拓创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创造了新的辉煌。“七五”期间，华药依靠科技进步，青霉素生产能力突破千吨大关，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累积利税已相当于收回55个华药。

华药在中国制药业首屈一指，但如果放眼世界，情况却并不乐观。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抗生素生产已进入以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半合成青霉素、头孢菌素为主的新时期，华药却仍在生产旧的青霉素原料药，迫切需要迎头赶上，再结束我国半合成青霉素依靠进口的局面。然而，要发展半合成抗生素，首先要有大量的低成本的青霉素作原料。可直到1986年，我国的青霉素产量也不过千余吨，仅够全国人民注射使用。“八五”期间，通过收购、改造原民主德国一个年产500吨的青霉素工厂，华药将青霉素产量提高到2000吨，同时引进美国的半合成青霉素生产技术，终于生产出了中国自己的半合成抗生素。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一些中外合资、特区医药企业迅速崛起，冲击着华药的“药老大”地位。资金的短缺、机制的落后，已成为华药发展不得不打破的桎梏。

1992年8月20日，华药厂长陈贤丰宣布“争取早日实行股份制”。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个有30多年历史的国有特大型企业搞股份制，这在河北省是第一家。它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过惯了的万余名职工带来了强烈的冲击。9月中旬，华药设立股份制问题咨询点，仅仅10天，就解答了2300余人次提出的4000多个问题。在人们的纠结中，1992年10月28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1994年1月14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社会公众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至2005年，通过股市运作，华药先后融资161782万元，为企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招商引资工作也一直在紧张开展。据时任华药合资合作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钊回忆：1992年华药曾与泰国一家公司协商合资建厂事宜，但在谈判的紧急关头却被叫停了，此后与数家企业谈判也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华药作为中国的“药老大”，不容外人染指。屡次碰壁后，华药决定“放弃中央改造，实现农村包围城市”，以合资建新厂的方式招商引资。1993年5月，中美合资的“河北威可达制药有限公司”成立。此后，华药与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创建合资、合作公司十多家，引资6000多万美元。1991年至2005年，华药还通过国内合资、兼并、收购、联营、租赁等多种方式，投资数十个项目。产品也由主要生产抗生素扩展到700多个品种。

从1953年筹建到2009年，56岁的华药像背着重重包袱、步履蹒跚的老人，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前行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市场大潮面前，一度遇到困难，陷入迷惑。

这一切在2009年画上了休止符。当年6月，冀中能源对华北制药集团实施了跨行业战略重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新的管理理念，二是强大的资金支持。10月18日，计划总投资110亿元的华北制药新工业园区暨新型头孢项目奠基开工。获得新鲜血液的华药宣布，当年便扭亏增盈。在新厂建设过程中，新世纪的华药人像当年的初创者一样，再次创造了奇迹——— 仅用了11个月零11天，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头孢类产品生产基地，在全国率先拥有完整头孢产业链新版GMP证书。

从华北制药老厂区调到华民公司的职工赵丽芳，想起新头孢项目开工建设时的那段时光仍然热血澎湃：三伏天，大家吃住在工地，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中。为了保工程进度，许多人连续几周不回家。“谁也没叫过累，都是各分公司子公司调来的骨干，大家明白这个项目干成了华药就有大发展，眼看着厂房平地而起，工地一天一个变化，大家的干劲特别足。”目前，新园区的一线职工都有大专以上学历，生产流水线全部实现自动化。以粉针车间为例，原来一个工人一个工作日只能完成三箱的产量，现在一小时就能完成，产量大幅上升。

如果现在人们到新头孢工厂参观，会感觉走廊里很安静，仿佛不是工厂。透过全封闭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工业机器人挥动着手臂紧张地忙碌着，药品不断从机器中跳跃而出，装盒、扫码，打包好的药品规范有序地码垛入库……药品在这样的环境生产，完全摒弃了人工操作的误差，保证了产品的高品质。因为强烈的质量意识和严格的质量管理，华药成为医药行业首家摘得“国家质量管理奖”、石家庄市首届“政府质量奖”的获得者……华北制药的质量建设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多年来，华北制药始终将药品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

抓住机遇创新发展

当前，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期，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期。国家和河北省先后出台了医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给华药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信心。

为拓展更大发展空间，实现跨越发展，优化城市工业布局，促进企业升级改造，并且适应市政府优化生态环境要求，华药积极谋划搬迁，为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发展基础。作为长安区老工业区骨干工业企业， 2008年，华北制药搬迁及新工业园区建设方案获得河北省政府批准，并被列为省重点产业支撑项目。当年，华药集团玻璃分公司就启动了搬迁改造工程，拉开了华药长达十年的搬迁改造序幕，至2007年，华药集团已有玻璃分公司、白蛋白、免疫抑制剂、抗肿瘤制剂、新头孢、7-ACA、新制剂7个项目全部搬迁至了石家庄良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并投产运行。维生素、制药总厂及华药总部研发3部分也将于2017年完成搬迁工作，这三个部分搬迁共需资金131.7亿元，其中华药自筹51.9亿元。

为促进更快发展，2015年以来，华药管理者“兵分多路”，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积极寻求和引进合作伙伴，加快推进开放合作步伐。一些医药科技专家、市场高端人才、中外客商也纷纷走进华药的大门寻求合作。

张少英，美籍华人，美国普渡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办公室生物医学研发主任项目官。如今，他加入华药的大家庭，成为一名动物生物制品特聘专家。他的加入，对华药突破生物工程领域的关键性技术无疑大有裨益。2015年，由天津大学与华药共同成立的“医药结晶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也在华民公司正式挂牌，天津大学的国家级科技发明成果从此能迅速地在华药落地转化。同时，华药研发中心积极与中科院、中国药科大学、天津大学等10余家国家重点院校和科研院所密切合作，加快对高端新品的研发和关键生产工艺技术的攻关。目前，许多合作项目已取得进展，部分研发成果进入生产阶段。华药聚人才、借“外脑”，为转型发展积攒了强大的动力。

如今，华药制定了五大发展理念，努力再创辉煌：坚持创新发展，打造企业新优势；坚持协调发展，构建结构优化新格局；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新华药；坚持开放发展，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共享发展，满足员工成长新期待。力争到“十三五”末，全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00亿元以上，利税30亿元以上，企业资产总规模达到240亿元以上。

一部华药的历史，可以说也是一部中国医药产业不断拼搏、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草创走向辉煌的历史。但历史总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当初华药的选址改变了石家庄，如今，石家庄的发展也将改变它。位于城市中心的工厂，已经开始拖慢城市发展和功能提升的脚步。在城市发展大局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下，华药的搬迁已是必然。空气中飘浮的药味越来越少，很多老石家庄人甚至有些不舍——毕竟，这是一家曾经给这座城市留下深深烙印的企业。

这家秉承“人类健康至上，质量永远第一”宗旨的老企业，诞生于国家急需之时，帮中国甩掉了奇缺抗生素的旧帽子，陪着共和国的成长创造了中国制药工业的无数项第一。尽管在市场经济风浪的拍打下几度彷徨，但走过一甲子的风云，遇到新的历史机遇，再次迎来自己的华年。

抚今追昔，沧海桑田，感慨万千，历史深处，华北制药厂厂歌仿佛仍在耳边回荡：

金色的滹沱河飞出太行，

巍巍的工作塔器宇轩昂。

我们是光荣的华药工人，

我们是医药工业的栋梁……

注：本文原载于2013年6月《河北工人报》第8版，作者系河北工人报社记者、编辑。编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