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改革乐章（六）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满负荷工作法”的产生、推广和应用，已是20多年以前的事了。

不少人曾问我什么是“满负荷工作法”，其实“负荷”就是“负载”“负重”的意思，如“荷枪实弹”“荷锄而归”。“满负荷”是借“负荷”一词的含义，运用到设备在运行的时候，产生与消耗的功率相等。如发电机发电量与额定功率相等，就称之为“满负荷”，高于额定的功率就叫“超负荷”，低于额定的功率叫“低负荷”，发电为零的叫“无负荷”，“满负荷”就是“负荷”的最佳状态。“满负荷工作法”就是将“满负荷”是“负荷”的最佳状态这一观念，运用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并将其具体化、数据化、时间化。经过多年考察，我认为企业的各项工作，如产品质量、设备运转、经营工作、物资使用、资金周转、能源利用、费用降低、人员工作量安排、八小时工作等，都有一个最佳状态。能够达到最佳状态的工作和劳动的方法，就是“满负荷工作法”。

全国第一家松散型的联合体

1980年，我任东风塑料厂副厂长，1984年，调任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任厂长、党委副书记。曾荣获石家庄市劳动模范、河北省特等劳模、轻工部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金杯奖等荣誉。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企业。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在1984年初作出改革的决策，即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坚决引“包”字进城，农村包产到户，企业包“利”到人（厂长）。1984初，我厂当年向石家庄市二轻局递交了“三年承包责任状”，即以上年实现利税136万元为基数，每年递增100万元，按这个责任状当年要完成236万元，1985年要完成336万元，1986年要完成436万元。据此，我厂对内即对车间实行利润承包，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我们同时提出眼睛向内手心向下，加强自身管理，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

为了搞活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使企业进入市场，把市场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舞台。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即使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也会因为外部条件不具备，而在产品销售、生产资料供应、资金融通、技术交流、劳动力流动等方面，也不能正常进行。基于这一认识，1984年6月23日，我们组织、联合了两户原材料企业和五户销售单位，组成了石家庄东方塑料联合公司。这是我市、我省乃至全国第一家松散型的联合体，冲破了那种原材料靠国家调拨、产品靠国家“包销”的计划经济的模式，使我厂开始走上靠市场引导的新的经营轨道。所以那时也送我一个称号——张联合。

胡耀邦叫我“张联合”

说到我这个“张联合”的绰号，还有着不寻常的来历呢！那是198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他听了省领导的汇报后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从此以后，“张联合”的说法逐渐传开，越叫越响，以至于很多人知道“张联合”而不知道张兴让。

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85年底我厂当年完成利税450万元。三年承包任务两年完成了。

第一轮承包任务虽然提前完成了，但第二轮承包目标如何制定，制定后又如何完成，这在当时是摆在我厂面前一个要及时回答的问题。除了这一问题外，在第一轮两年承包中也暴露了厂内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第二轮承包就无法进行。

首先是管理混乱。供产销人财物相互间不衔接，底数不清，数据不准，有章不循和无章可循的现象严重。如在第一年内部承包中，我厂印花车间，开始订的任务月完成利润3万元，第一个月就完成了5万元，结果拿了很多奖金。奖金兑现了，却在别的车间引起很大反响。第二个月完成了7万多元，如按此数发奖，奖金会拿得更多，只好给他们增加承包指标。第一年承包就这一个车间变了3次。结果工人说，我们完成任务多了，厂长左砍一刀右砍一刀，我们少拿很多奖金。这一问题充分说明我们的底数很不清。

其次是技术落后。主要是工艺和操作技术落后。没有好设备好原料生产不出好的产品，有了好设备好原料也生产不出好的产品。如离型纸人造革，设备是1983年进口的，原材料也是进口的，生产中除了人不是进口的以外，其他都是进口的。但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国外的一比，从花色上质量上都相差甚远，可以说相差一两个档次，我们的一级品和人家的废品差不多。

当然这就造成了企业的产品粗糙、效益低下等严重问题。企业中存在着六大问题，如职工纪律松弛、工作不负责任、内部扯皮风、拖拉风严重、上班打麻将打扑克、中午喝酒屡禁不止。有的管理人员上班没活干，一张报纸看半天。尤其厂的个别领导也有这种现象，影响更坏。

考察日本企业引发变革

1985年5月份，我去日本考察设备技术，参观了日本和我厂相近似塑料厂6个。看到、了解到日本厂家的管理和经营情况，我厂和人家相比相差甚远。人家的人员非常少，效率非常高，效益非常好。如用数字比，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考察日本后，我们发现，除了存在上述六大问题和机制、体制的问题以外，我厂还存在四个漏洞，即人浮于事、设备利用率低下、物料浪费严重、资金周转缓慢等。如人浮于事，日本企业非生产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9%—10%，可以说人家是10个人干1个人看（管），而我厂非生产人员30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40%，如果加上车间多余的非生产人员，要占整个职工人数的50%。可以说我厂是1个人干1个人看，但即使减去50%的非生产人员还有400多人，和人家相比还多300来人。如果按日本企业标准要求，可以说我厂是1个人干7个人看。还有资金周转，人家日本企业一般不超过30天周转一次，而我厂是123天周转一次。

如要解决这六大问题、四个漏洞及改变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向外国先进企业学习，必须全面系统地采取措施，必须长时间地认真地坚持下去，才可以奏效。据此我们推出了“满负荷工作法”。

“满负荷工作法”的主要内容是以经济责任为基础，对企业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比较先进的奋斗目标，即满负荷标准由低级到高级分步实施，层层落实，形成指标体系、保证体系、考核体系等三大体系，并与个人报酬挂钩，总的考核指标是人均效率、人均利税和企业资金利税率，主要有以下九项：质量指标满负荷、经营工作满负荷、设备运转满负荷、物资使用满负荷、资金周转满负荷、能源利用满负荷、费用降低满负荷、人员工作量安排满负荷、八小时工作满负荷。

只有“砸三铁”才能“吃得更饱更好”

“满负荷工作法”开始酝酿的时间是1985年下半年，我们从日本考察归来。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研究，1986年下半年提出，1987年正式试用，1988年正式向社会推广介绍。

为了有效地推行“满负荷工作法”，我们大胆进行了砸“三铁”。因为“三铁”的意识和习惯，在当时严重制约着职工思想的解放和行为的开拓。

铁工资，就是干多干少、干与不干都照拿工资，工资只能涨不能降，只能多不能少，更不能扣发。实行承包后，车间小组的工人改变了一些想法、做法，有了一定的压力和风险意识。但二、三线人员与车间的奖金挂钩，每月拿车间的平均奖，所以这部分人的饭碗仍然端得很牢很铁。

铁交椅是对企业管理人员说的，或者说指的是企业的正式干部。这部分人的工作不能随便调动，更不能进车间当工人。承包后这部分人的思想波动最大，包袱最重。

承包后有人找到我说：“我的命就攥在你厂长手里。”

我当时就说： “你说的不对，你的命是攥在自已手里的。”并且说，“请你放心，只要能干活，能干工作就会有饭吃，而且比原来吃得更饱更好。”

“大包袱变成了摇钱树”

过去的企业是大而全，小而全，这也是旧的体制、机制的一大弊端。这一弊端就是企业必须办社会，不办社会企业就无法生存，无法经营。因为那时的商业服务业很不发达，不办社会就寸步难行。因此当时我们800多人的企业，就有幼儿园、托儿所、职工食堂、职工澡堂、卫生所、治丧办、家属办、文明办、计生办、档案办、安全办、教育办、绿化办……数不胜数。所以有的厂长就发牢骚说： “企业除了火葬场不办，什么也得办。”

企业办社会，在当时就把企业看成为社会服务的单位。企业内的这些与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摊点、部门，实际上是孕育在“企业母体中的怪胎”。这个怪胎吃得多喝得多，并且日益膨胀，是企业的一个沉重包袱，也是社会的一个沉重包袱。

然而，正是实行了“满负荷工作法”，使这个困扰企业多年的难题得到了彻底改观。“满负荷”后，精减下来的职工需要增加就业岗位，于是我们将旅馆、餐厅、幼儿园、运输队等后勤服务单位从母体剥离出去，交由职工面向社会经营，经营费用、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全部自理，在向企业上缴定额利润后，其余赢利全部自己留用。199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包袱”变成了“摇钱树”》，说的就是这件事。

为了鼓励全厂职工多劳动多挣钱，我们提出了：工作上要“满负荷”，生活上要“减负荷”，办好各种经营性的福利设施。目标是“五子登科”，即房子（职工宿舍）、孩子（孩子的教育）、脑子（智力投资和智力开发）、肚子（吃饭讲营养和做饭不用煤）、身子（锻炼身体和身体健康）。只有为职工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方便，才能使他们真正减少后顾之忧。五六年时间新建职工宿舍460多套，基本上做到人人有份，就近上班；每家每户免费安装液化气，节约做饭时间，当时液化气很紧张，走后门才能买到；每家每户免费安装防盗门，上夜班就不用担心家里失窃了，真正做到了“安居乐业”。

“满负荷工作法”的“三部曲”

“满负荷工作法”实施后，在企业中产生了明显的成效，体现为“活多干，钱也多拿”。1987年与1984年相比，职工人均收入，提高了三四成。“一塑”效益好的时候，想进厂工作都要走后门，还得先交几千元钱押金。

“满负荷工作法”是企业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或者说是企业一项系统改革。我们采取的原则是，分步实施，层层递进。使这一工作远有目标和方向，近有指标和内容。首先是基础阶段，时间是1985—1987年。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职工的改革意识，特别是通过内部层层承包经济责任制，理顺人、财、物、供、产、销各种关系，尤其要理顺分配关系和人际关系，增强和改善职工的福利设施，以增强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领导班子安定团结，制订“满负荷工作法”的内容、目标，为全面推行“满负荷工作法”打好基础。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人均产值达到6万元，人均利税达到7500元，企业管理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其次是体能阶段（或称体力阶段），时间是1988—1995年。在这个阶段主要让每个职工能适应在八个小时内高效率工作，充分发挥其身体能力、能量，促进生产的发展。目标是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年人均产值20万元，年人均利税2万元，达到国家特级企业标准。最后是智能阶段（或称智力阶段），时间是1996—2010年。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在职工体力充分发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人的智能方面的潜力。采用最新技术和最新工艺，使企业的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达到人均产值40万元，人均利税4万元，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上述每个阶段都以国内或国际的先进水平为标准逐步提高，层层递进。例如在国家颁发企业标准后，要按照等级标准规定的各项指标，对原来制定的指标进行适当调整，确定企业的升级目标。1987年人均产值61428元，人均利税7857元，资金利税率35%，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1990年人均产值84000元，人均利税11336元，资金利税率50%，达到国家一级企业标准。

“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

我们提出的“满负荷工作法”符合当时中国企业的现状，明确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的经营管理应当解决什么问题，目标应该放在哪里。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是效益低下，而导致效益低下的症结，在于企业的生产要素未实现最优化的配置，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技术落后、管理混乱、工艺粗糙、纪律松弛及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等问题。如果不抓紧时机奋起直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很难，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便难以缩短。为此，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到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企业的生产要素还没有处于最佳状态，还存在着严重的浪费，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满负荷工作法就是针对我国企业的现实问题，为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改变企业落后的状况，把现实的潜力挖掘出来的管理方法。

“满负荷工作法”既能最大限度地挖掘人、财、机、物、时的潜力，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要素之间的合成效益。其核心是“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其中“人尽其力”又是核心的核心，是物尽其用、时尽其效的前提，在“人、物、时”三者中，人是统领一切的，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只有充分调动起人的积极性，使人在体力、脑力方面尽其所能，达到相对的“满负荷”状态，才能收到“物尽其用、时尽其效”的效果，这说明“满负荷工作法”正确体现了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抓住了生产要素中“人”这一决定因素。这种从决定因素入手，探索企业有效管理的思路，我们认为其本身便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满负荷工作法”客观上要求彻底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和陈旧的企业管理模式，打破落后的按部就班的经营作风，取而代之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运行机制，创造出尽可能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满负荷工作法”是建立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的。在制定“满负荷工作法”指标体系时，我们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并同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相对照，摸清底数找到差距，定出目标，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使之愈加先进合理，在实施过程中，又把满负荷的九个方面，由抽象到具体，层层分解，逐一落实到每个车间、部门和个人，使企业的经营运行机制升华到一个更高层次。

中央领导指示向全国推广

“满负荷工作法”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方法，应该说很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大多数企业的情况，因此受到当时中央领导好评，要求在全国推广。国家经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60多家企业，试点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很多企业采用此办法后也确实起到了好的作用。

“满负荷工作法”的实用性还表现在通俗易懂，易于掌握，便于操作上，整个体系没有高深难解的理论和推导公式。这一点适合我国当时广大企业中的厂长经理的水平，只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应用后肯定会收到好的效果。我国广大企业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易于推广。“满负荷工作法”的一些基本内容不少企业正在应用，如：经济责任制、系统工程、决策技术、价值工程等。这些技术和方法的应用，都可以说是“满负荷工作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广应用“满负荷工作法”，便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满负荷工作法适用领域广泛。在经济领域中，人、财、机、物、时的综合效益低，许多环节浪费严重，行政事业单位办事效率低，人浮于事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当时很多机关和部门也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职责不清，工作不负责任，没有朝气，效率低下的问题，“许多人没事干，许多事没人干”的现象。当时国家机关的人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行政机构增加，编制膨胀。当时还有一些事业单位、学校、科研单位、文化艺术单位也都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充分说明改革势在必行，借鉴“满负荷工作法”的经验势在必行。

“满负荷工作法”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推广，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根本原因在于其适应了改革初期的需要，紧扣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时代脉搏。虽然在当时积重难返的国营企业中，这已经是最先进和最有效率意识的改革了，但严格说来，都是一些“围墙内的变革”。显然企业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围墙内的变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满负荷工作法”已事过境迁，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注：本文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石家庄改革开放三十年忆述》一书。作者曾任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厂长，整理者系石家庄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