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印记·砥砺奋进（十六）

杨琍瑛，女，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在邯郸武安和村纱厂、石家庄大兴纱厂、石家庄国棉一厂、石家庄国棉七厂当工人。1973年起担任石家庄市委常委、副市长，1978年任省总工会副主席。1987年离休。杨琍瑛是由童工成长起来的全国劳模，曾18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由河北省政府命名的“杨琍瑛小组”名扬全国。她多次被授予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先进生产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等称号，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党代会代表，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苦难：9岁开始当童工

1930年3月18日，杨琍瑛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的家庭。当时25岁的父亲是一家纺织厂的粗纱保全工，18岁的母亲则没有工作。父母给这个可爱的女儿取了个乳名“宝贝”。

1933年，杨琍瑛一家到河南安阳的广益纱厂讨生活。因为生活所迫，到了上学年龄的杨琍瑛上不起学，只好跟着母亲拣菜、拾煤核。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安阳。广益纱厂被日商接收为日军管理第一工厂，工人饱受着资本家、日本侵略者的欺压。

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已经养不起一家四口人。年仅9岁的杨琍瑛便去广益纱厂当起了童工。不过，那时的童工也不是轻易就能当上的，杨琍瑛是经过了三次考试才“侥幸”通过的。第一次去考工，人家因为嫌她个头小，没有要她。第二次，又因为她的体重不够斤秤，又没有收她。直到第三次，杨琍瑛才“幸运”地成为广益纱厂的一名童工，那还是因为当时天下着大雨，外面来考工的人比较少，再加上他们给工头儿送了礼，她才“如愿以偿”。

小小年纪的杨琍瑛在广益纱厂的细纱车间做挡车工。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还要两班倒，上班以后，一把大锁锁住了大门，想出来都不行。可为了能挣口饭吃活下去，杨琍瑛只能忍辱坚持着。

生活的艰苦，让正在长身体的杨琍瑛每天只能带两个菜饼子充饥。饿了就啃口菜饼子，就几口凉水。每天不仅吃不饱，还要忍受工头的鞭打。有一次，因为白天去挖野菜，上夜班时杨琍瑛又饿又困，就跑到机器后面站着打了个盹儿。工头看见了，上来就是几棍子，随即将她开除出厂。为了生计，家里借钱给工头儿送礼，杨琍瑛含泪认了错，这才得以回厂上班。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河南省第三行政厅督察专员公署接收了广益纱厂。但是，工人们的生活却没有什么改变。虽然累死累活地干，可杨琍瑛一个月才能挣3毛钱，还不够维持10天的生活费。

苦难的生活也没能阻挡杨琍瑛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1946年5月，在父亲工友的撮合下，16岁的杨琍瑛和父亲的徒弟、年长她5岁的同厂粗纱保全工张庭祯结了婚。新婚的甜蜜、夫妻的恩爱给杨琍瑛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次年2月，他们的女儿张巧云出生了。

1947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部队解放了广益纱厂。杨琍瑛和工友们欢欣鼓舞，工作干劲十足。

这时，一直用着乳名“宝贝”的杨琍瑛，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响亮，在丈夫的建议下，她改名“琍瑛”。

幸福：19岁成为劳模

杨琍瑛和工友们还没有充分享受解放带给他们的幸福，1947年5月，国民党又占领了安阳。杨琍瑛和广益纱厂的工友们同解放军一起奋战了七天七夜，将仅剩的12台细纱机及相应设备用马车拉到了太行山解放区邯郸武安县的和村。

在解放区，和解放军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杨琍瑛发现，他们是那么可亲，十分关心、照顾工人，就像一家人一样，跟过去的资本家完全不同。从黑暗的旧社会到了光明的新时代，杨琍瑛的心中对明天充满了希望。

杨琍瑛和工友们在解放区划与解放军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那是他们第一次过自己的节日，也是第一次享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节日，杨琍瑛真正感受到了作为劳动者的光荣和幸福。

为了早日建起工厂，杨琍瑛和工友们干劲十足。1948年8月，和村纱厂正式开工，成为华北地区解放后的第一个机器纺纱厂，受华北太行实业公司的领导。

在和村纱厂工作的杨琍瑛，每天工作8小时，中午还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的杨琍瑛，真切感受到解放带来的自由、翻身做主人的快乐，这让她的身上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她以厂为家，上班努力生产，下班后每天还要学习2个小时的文化课，因为她知道，没有文化做不成大事。杨琍瑛还参加了工厂的文艺宣传队，打花鼓、扭秧歌、演街头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杨琍瑛说服丈夫，没有再要孩子，她要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生产和学习上去。她觉得那时的生活非常充实，心中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憧憬。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杨琍瑛被选为工会组长，还和父亲、妹妹一起被评为公司的先进工作者。1949年4月下旬，杨琍瑛作为华北太行实业公司的优秀职工代表，到天津参加了“全国各界先进人物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中国还有一部分地区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希望解放区各行各业的工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支援前方打胜仗。

4月29日，代表们坐车到了北京，一天后，他们有幸见到了毛主席。4月30日下午2时，代表们被接到颐和园。听说国家领导人要接见他们，杨琍瑛的心情别提有多激动了。她想，要是毛主席能来多好啊。3时整，毛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来到了代表们中间。代表们激动地热烈鼓掌，连声高呼： “毛主席万岁！”当看到毛主席向代表们招手时，杨琍瑛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一个受尽旧社会剥削和压迫的童工，能够见到国家领导人，杨琍瑛觉得这是她一辈子的幸福，永生难忘。无以言说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充盈在杨琍瑛年轻的心中，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纺好纱、织好布，支援前方打胜仗。

会议结束后，5月2日，她从北京返回纱厂，下了火车连家都没有回，就直接赶到车间同工人们一起干活。 那个时候，杨琍瑛的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加班加点，抓紧生产，她带领的班组总是高质量、提前完成生产任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普通百姓成为了国家真正的主人，本已干劲十足的杨琍瑛更加努力，她被一种巨大的力量鼓舞着、鞭策着，不知疲倦、忘我地工作和学习着。

这时，党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引领着杨琍瑛，给她方向，给她力量，因此，入党成了她最迫切的愿望。1949年12月14日，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19岁的杨琍瑛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头，她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从入党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抱着这样的信念，杨琍瑛带领班组在工作岗位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佳绩。1950年12月，和村纱厂归峰峰煤矿矿区管理。杨琍瑛的班组一直保持着先进，她本人也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经常出席矿区、邯郸市的先进工作者大会。

1953年，杨琍瑛提出了“增产节约爱国家”的口号，带领全组攻打“老虎车”，夺高产、降白花，生产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这一年，她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

1954年春，中央提出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公私合营。同年7月，杨琍瑛所在的华北太行实业公司与大兴纱厂（1921年由汉口楚兴公司在石家庄开办）公私合营，杨琍瑛就这样来到了石家庄。

环境变了，但杨琍瑛的工作热情却没有减弱。在大兴纱厂细纱车间，杨琍瑛当挡车工，每天不停地穿梭在操作台前，一天下来大约得步行60公里，眼累、手累、脚也累，枯燥和辛劳可想而知，而她却乐在其中，依然兢兢业业。那时上中班要求下午4时到车间，晚上12时下班。可杨琍瑛总是提前1个小时上班，下班后自己再多加两个小时的班。有时为了研究当天生产中的难题，她会一直工作到天亮。

工友们十分佩服她的干劲和精神，她说：“是党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使我在工作中不能有一丝懈怠。”杨琍瑛在技术比赛中必争第一不说，还潜心钻研工艺改革。

为了提高接头效率，杨琍瑛反复实践，失败了，重来；又失败了，再重来……她费尽心血，到了忘我的境界。下班后开会时她还拿着纱管在琢磨，回家吃饭时拿着筷子也在比划……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靠着这种钻研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杨琍瑛把接头效率从每分钟17根提高到22根，达到了当时全国同行业的领先水平。之后，她又和她的小组在“郝建秀工作法”的基础上，创建了拔管快、找头快、绕虾米螺丝快、接头稳的“三快一稳”先进操作方法，并创造了接头合格率100%、换纱合格率100%的奇迹。这一做法引起了全国总工会和纺织工业部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在全国推广。

在小组管理方面，杨琍瑛也有所创新，她提出了“人人有工作做，人人有事干，人人有责任心”的口号，在小组中设置了七大员，如生活员、计划员、服务员等等，就是让大家分工明确，互相帮助，共同把小组的工作搞好。

河北省委、省政府为了表彰杨琍瑛的先进事迹，并推广她的先进操作技术，在1956年4月6日召开的河北省劳模大会上，把杨琍瑛领导的大兴纱厂细纱丙班二组命名为“杨琍瑛小组”，成为全省的“八面红旗”之一。

从此以后，杨琍瑛和小组的姐妹们拧成一股绳，结合生产实际，开展岗位练兵，个个成为操作能手，自觉形成了“严、诚、勤、实”的新组风。

1957年，27岁的杨琍瑛多次参加全国会议，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4月，参加全国积极分子大会，平生第二次见到了这位伟人；5月，参加全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7月，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这三次会议，杨琍瑛都见到了毛主席，她觉得这是党和人民给她的荣誉，也是给她的工作动力，她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没有理由不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

1959年，杨琍瑛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是年夏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劳模会议在北京举行。各行各业的劳模2000余人齐聚北京，因此又被称为“全国群英会”，年仅29岁的杨琍瑛作为石家庄大兴纱厂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获得全国劳模的荣誉是令人兴奋的，不过，更让杨琍瑛兴奋的是她第五次见到了毛主席，而且这次她还和毛主席握了手、说了话。杨琍瑛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段面画深深地定格在她的脑海中。

这次大会后，毛主席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接见了劳模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杨琍瑛清楚地记得，她就站在第三排，离主席很近。事先，她与天津代表孙贵珍商量好要跟毛主席握手，于是照完相就抢先跑上去，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毛主席亲切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杨琍瑛告诉主席她是石家庄大兴纱厂的，毛主席说：“我知道大兴纱厂，那是个1921年建的老厂。”细心的杨琍瑛注意到，毛主席的手上剌了一个口子，还抹着红药水。“毛主席日理万机还不忘参加劳动，作为工人，我们更应该干好本职工作，为国家多作贡献。”杨琍瑛心里非常感动。接见结束后，代表们将杨琍瑛团团围住，争着和她握手，说她是这次“群英会”上最幸福的人。

杨琍瑛也觉得她是最幸福的人，但她心中仍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留下当时和毛主席握手时的照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杨琍瑛的家中始终摆放着毛主席的画像，或许，这也是她表达对毛主席敬仰的一种方式。

1959年5月1日，杨琍瑛在北京参加了“五一观礼”；10月1日，她又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国庆观礼”。这些，在她的心中留下了一段辉煌的记忆。

幸福的时刻转瞬即逝，而全国劳模的荣誉却时时伴随着杨琍瑛此后的人生。在生产中，杨琍瑛和同事们开展劳动竞赛、对手赛，带领班组一起进步。“杨琍瑛小组”连年被评为先进班组，与“郝建秀小组”“赵梦桃小组”一同成为全国纺织系统的红旗班组。

后来，杨琍瑛又被推选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党代会代表，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且5次荣获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称号。

1960年，由于纺织行业结构调整，石家庄国棉七厂（前身为大兴纱厂）被迫下马。市里决定保留“杨琍瑛小组”，让他们到国棉一厂劳动。在棉一劳动期间，“杨琍瑛小组”继续发扬红旗班组的精神，带动工人开展岗位练兵，搞技术竞赛、技术革新，她本人也时时保持劳模的本色，工作处处做在前头。1963年，棉七恢复生产，“杨琍瑛小组”重新回到厂里。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杨琍瑛和小组成员准备快马加鞭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琍瑛这位全国劳模也没能逃脱它的冲击，被造反派污蔑为“黑劳模” “保皇派”，常常挨批斗，还不断地被叫去谈话。但她告诫自己要实事求是，不做违心的事。就像往常一样，杨琍瑛每天按时到车间上班，8小时工作过后，依然坚持学习。 

有的工友劝她：“你哪来这么大的劲头，挨批还那么拼命地干，干脆别干了。”可杨琍瑛并不这么想，她心中始终认为，劳模的称号是党和国家给的，不可能谁说不是就不是了。越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越得好好干，用成绩来证明一个劳模真正的价值。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杨琍瑛没有失望、没有气馁，始终用坚强的毅力和崇高的信念来诠释劳动模范的真正内涵，不仅吃苦在前，更是干在最前面。杨琍瑛用实干的精神扫去了笼罩在她头上多年的阴霾。1970年，杨琍瑛被宣布解放，回到班组继续工作。

平和：始终不改劳模本色

1973年4月，杨琍瑛作为劳模参加了石家庄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前一天晚上，她只睡了2个小时，将演讲稿背诵得滚瓜烂熟。会上，她的演讲激情澎湃，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在大多数人心中，我还是一名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回忆起这段往事，杨琍瑛无比自豪。

从旧社会的一名童工成长为新中国的劳动模范，杨琍瑛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但是，杨琍瑛的命运起伏还不止于此，这位基层的一线工人又一跃走上了领导岗位。

1973年8月24日，她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同年11月，杨琍瑛服从组织安排，来到石家庄地区党校参加了为期50天的学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学习期满后，来自市委组织部的一个任命让杨琍瑛既惊诧不已，又备感责任重大。       

结业时杨琍瑛第一个发言，谈心得。之后，市委组织部就在会上宣布，让杨琍瑛毕业回去后到市委报到，任命她为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杨琍瑛当时颇感意外，觉得自己一个工人无法胜任这个工作：“我能干吗？”校长说：“你这个人决心大，什么事都难不住你。干吧！”

到市委工作后，杨琍瑛分管计划生育、卫生、上山下乡、文化四方面的工作。走上领导岗位的杨琍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基层、来自工人队伍，她结合自己分管的工作，经常深入一线调研。

每天上班后，杨琍瑛都要骑自行车到各个部门了解情况。在上山下乡办公室，她跑了两三个月，基本摸清了全市的底数；在计生工作方面，她搞了许多竞赛，让职工们了解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方针；在卫生局的工作中，她经常搞抽查，促进全市卫生工作的开展；文化方面，她晚上去看演出、看排练，提出意见，指导改进。只要市里没有会，杨琍瑛就下去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每个星期，这四个部门她都要跑一趟，上至部门的领导，下至单位的司机、门卫，都是她了解情况的对象。她经常晚上加班到10点多钟才回家，回去后还要看分管的这四个部门的材料……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杨琍瑛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了然于胸，之后她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并在市委常委会上作汇报。

杨琍瑛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几年下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工作开展得还不错”。她分管的这几个部门的员工大都认识这个没有官架子的副市长，许多工厂的门卫对她特别熟悉。

走上领导岗位的杨琍瑛也始终没有忘记她曾洒下心血和汗水的棉纺七厂的细纱丙班二组，没有忘记她的纺织姐妹们。在离开工厂的那段时间里，她经常要回去看上一看。班组的成员见了她还是那么亲切，觉得她岗位变了人没变，经常回来询问小组的情况，指导他们工作上应该怎么办。

1978年12月，杨琍瑛调任河北省总工会副主席，分管女工部、生活部、农林水部、财贸部。在省总工会工作的9年时间里，她依然坚持自己的工作作风，每年有200多天的时间在基层调研，她深入工厂、农村，听取群众意见，举办各种训练班、辅导班，为职工的生活、权益奔波忙碌。

1987年，杨琍瑛从省总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上离休。有人以为，忙了大半辈子的杨琍瑛终于可以歇歇了。但出乎大家的预料，杨琍瑛说：“人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但思想上不能离休。”她每天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新闻，每周二到单位学习文件，了解最新的方针政策，她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

不仅如此，杨琍瑛觉得自己的身体还算硬朗，还能为社会做些工作。离休后，杨琍瑛担任了石纺路小学（原棉六子弟小学）的名誉校长，以自己的成长经历教育孩子们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以知识回报祖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杨琍瑛还向少先队员捐赠了2000元钱作为“杨琍瑛基金”，专门奖励给那些取得突出成绩的少先队员。

她还主动要求参与社区的工作，卫生状况、治安管理……只要是事关社区居民的事情，杨琍瑛都要亲自到居民委会参与讨论，提些建议，也尽一些小区居民的义务。为了能在社区内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七十多岁的杨琍瑛加入了小区志愿者队伍，帮助调解邻里纠纷，提供志愿服务，并经常在小区内巡逻。社区工作人员都说她是一个热心人，在她身上，劳模的本色一点都没减少。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杨琍瑛捐赠了两大包衣服、被子、毛毯等物品，还将2500元钱捐献给灾区。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杨琍瑛时刻牵挂着灾区的抗震救灾进展，并捐献了200元钱。她时常说：“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我都要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尽管杨琍瑛早已离开了纺织厂，但离休后她依然牵挂着她的纺纱机。只要有时间，她总要到“杨琍瑛小组”的姐妹中去看看，和工人们谈谈心，为技术改造出谋划策，把“杨琍瑛小组”的优良作风传下去。虽然小组的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组长也已经八任，但在杨琍瑛的传、帮、带下，始终站在纺织行业“排头兵”的位置上，多次荣获全国优秀小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巾帼先进集体的称号。继杨琍瑛之后，这个小组又涌现出两名全国劳模、两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两名部级劳模和一批省、市劳模和技术操作能手。

杨琍瑛把一份朴素的情感融进她热爱的纺织事业，她把满腔滚烫的热血播洒在劳动中，生性要强的她一生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她总是在说：“我是一个劳模，不能忘记劳动，一定要保持劳模的这种作风，保持劳模的本色，该干就得干。”

纵观杨琍瑛的别样人生，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这种精神在她的身上永不褪色！

注：本文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石家庄改革开放三十年忆述》一书。作者系石家庄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