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文史资料》石家庄解放前地下斗争片断

据我所知，我党在石家庄解放前的地下工作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我们这一摊，从一九四四年初就属太行城委会石门办事处领导。四四年秋天开始发展组织，到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共有党员七人：武世泽、武鸣岐、赵根波、贾香礼、张伯才、黄XX，由我负责。另外，还有些党外积极分子。在日本侵华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组织，启发工人，提高觉悟，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伪的罪恶，广泛发动和团结群众，和敌人进行各种斗争。

（一）找对象发展组织。开始一段是先了解一些关系和周围的情况，向上级汇报，根据上级指示该了解的再了解，该发展的就发展。比如，日降前领导上己批准发展马汉英和李逢春了，因为他们当时已接受了抗日工作。表现很好，所以经组织考核同意发展为党员。以后国民党来了，接上级指示，暂时停止发展组织，因此，后来就放下了。

（二）进行宣传。突出的是宣传民族解放，揭露敌人的残暴和愚民政策和国民党如何不抗日等，并宣传我们的政策扩大我们的影响，以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进行启蒙教育。宣传有口头宣传和散发宣传品，这些宣传品都是从外边送进来的。利用一切时机和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和敌人进行斗争。

（三）组织工人搞经济斗争。主要是揭露敌人矛盾，搞怠工斗争，组织工人破坏巧取敌缺物资。

（四）搞些军事情报，主要是搞仓库物资兵力分布图以及破坏敌人的车辆和设施等。

我们这个时期的对敌斗争，主要是围挠着建设总署机械厂进行的。这个厂子开始是由日本人中尾武夫（也是工人出身）朝鲜人山田和我三人组织起来的。我原在建设总署修理机关汽车（即小铁路上的内燃机车），在四二年或四三年开始办这个厂（现中华大街学校北边），班长（工头）本应该是我的，可是因为朝鲜人山田出坏主意，并且有总署马淮（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长。日本留学，他在石家庄建设总署比日本人的官衔都大）的侄子马贵臣来了，结果马当正班长，我是副班长。尽管如此，因为我和中尾武夫一开始就搞这个厂子，所以日本人中尾武夫有事还是好和我商量，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常向其做工作，削弱其对工人的统治。如当中尾武夫发现偷盗现象严重时给我说：“中国人小偷大大的有”我说：“我也知道，可是不偷又怎么办呢？物价日益上涨，工人挣的钱吃不饱，就拿一点吃一顿饭。”并且，我还拿日本人到中国来前后生活对比来说，日本来前，三个大子（一分半钱）一个烧饼，有伍分钱就吃饱了。现在物价高，工人的工资低，并且苛捐杂税、保甲费，敲榨勒索等，工人负担太重，没有办法生活呀。最后中尾武夫说：“小小的可以，大大的不行。”并问一小瓶汽油能卖多少钱，我说工人偷一瓶汽油连一顿饭也吃不饱。接着我就问：“你们日本人的生活战前和现在如何？”他说：“也大大不如以前了，咱们一样。”我说：“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受敲榨勒索太厉害了，比如厂子的门岗，街上的保甲长和警察等，工人都得奉承着，否则就可能给你扣上思想不良的帽子，或安上一点偷盗的脏就不得了。”同时，我让工人在门口当着日本人故意给门岗点头哈腰奉承着小心过去，日本人也就相信了。经过多次有意识的向他做工作，日本人中尾武夫有些同情工人了，采取了缓和工人斗争情绪的办法。

几个主要斗争方法和事迹

（一）赵根波在机械厂当见习工（学徒工）还要清扫办公室和打钟，为了怠工，他上班有时见日本人不在屋，就把表往后拨个十分二十分的，下班时往前拨一下，赵反正按表打钟，这样工人们不断晚上班早下班，日本人觉着不对，可是看工厂的表和打钟的时间对，也没办法。

（二）组织工人进行破坏和偷盗（巧取）活动。一方面解决生活问题，一方面进行破坏。如敌人搞捐铜支持军用，我们就把一些铜件破坏掉或埋在地下，并还组织偷盗，偷后卖掉。赵根波利用在办公室清扫工作之便当耳目。每当日本人要进行检查时，就通过赵根波通知警卫，或把警卫队长叫到屋里说时，赵知道后立即报告我，由我和武鸣歧、赵根波分头想法告诉工人们说：“今天日本人要检查，大家不要往外带东西。”所以日本人明知道东西少得很厉害，就是查不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在工人中说话就顶事了。我们说什么，工人就相信了。

（三）四四年夏天，机械厂的怠工斗争：当时日本配给棒子面，不能按时发给工人，拖欠半月多，工人没有吃的，情绪低落。我们就抓住这个时机向工人讲解厂方如何克扣粮食、工资等，激起工人的不满。先是个别敲机器、喊口号，后来几乎全厂的工人都不干活了。敲几下喊几下，这边“当当当”喊：“棒子面没有信。”那边“当当当”叫道：“干活没有劲”：这边喊：“吃不饱”，那边叫：“干不了。”同时在工人中经常散布“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爷当八路”等等，互相对答，此起彼落，共达三天之久。后日本人中尾武夫（主任）助手矾琦（日本学生）听到后去问是干什么的。工人们把他围起来进行说理斗争。不按时给我们发工资和配给粮食，我们没吃的，肚子饿，没力气干不了等。日本人一看工人们都闹起来了，不马上解决不行，被迫很快地给解决了，这样工作才正常起来。通过这次经济斗争的胜利，使工人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情绪就越来越高涨起来。

（四）团结发动工人包围办公室，怒打汉奸杨学梦的斗争。杨学梦是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处长马淮的一个内侄。在修理厂当职员时，管庶务，依仗势力和工作之便，常常克扣工人工资和生活配给品，没人敢惹。赵根波给我说，杨学梦经常叫他往家送配给品（实际是卡的工人的油）我知道后，就在工人中揭发他。由我偷偷配了把钥匙给了赵根波，在晚上职员下班后扫屋子时偷偷开开杨的抽屉一看，发现他私刻了全厂工人的手章。发现这个秘密后，又照样锁上抽屉，赵把这情况报告给我，我就在积极分子中布置，揭露杨学梦克扣工人的于段，更激起了工人的愤惑。一天上午十一点以敲钟为号，武鸣歧发动学徒工们张扬声势，我带着几十个修理工人，包围了办公室。我在暗里指挥，大家都看我的行动。日本人见工人包围了办公室也跑来了。当时日本人和一些职员问工人们：“你们这是干什么？”随即就有个愣小伙子上去把杨学梦的锁子砸开，把他私刻工人们的手戳都摔在桌子上。这一下把杨学梦吓呆了，职员们也都惊慌失措。紧接着有个姓郭的技佐（相当工程师）出来给杨学梦讲情：“有事好商量..。”有几个工人说一声“不行”大家便一拥而上，把杨学梦的头发揪住，打了他个头破血流。日本人在实事面前也没办法，为了缓和当时工人愤怒的情绪，也不得不下手打了杨几下子。我看着打得差不多了，不能把他打死，就把他揪出门外留了个空，杨便撒腿跑了，工人们喊：“追”，工人们见我没有动，也就让他跑了。打了后也不算完，杨回去找马淮，马淮也感觉叫工人抓住了证据，又是他的亲戚，这事不好说话。杨就声扬到北京去告状，让职员给工人送信。我们也造声势，给鬼子职员们通风，说要告状，全厂工人都和他们打官司。工人们还说，要把老田抓走了，咱们都不干了。马淮的侄子马贵臣（班长）也不得不随着工人们说两句漂亮话，后来，事情就慢慢的平息了。

事后，我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指示：成绩是把工人发动起来了，工人情绪很高，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取得了胜利。缺点是很容易暴露自己，如杨告状时，就指着要告我，上级指出今后的斗争应多进行合法的侧面斗争。

（五）四五年秋天，飞机来轰炸，中华大街北头日建设总署南邻日本棉产改进会的日本人怕炸都跑出来躲飞机时，武世泽同志乘机开汽车来到了日本棉产改进会门口停下来，乘日本人躲飞机不在屋的机会，他到屋里一看，床上放着一只橹子枪。他拿起来马上放在汽车内，开车回到自己家中。本来我们的任务不是搞枪的，但搞到了这支枪，都愿意很快地送出去。武鸣歧和爱人张玉华装成看家的打扮，把枪绑在玉华同志的腿裆里。回家需要坐火车走，当时坐火车都要进行检查，为了顺利把枪送出去，上火车时通过车站上一个打旗的（和武鸣歧同志住同院）绕过检票口上了火车。到元氏下了火车后，绑腿的带子开了，这时铁路上有许多铁路警察，鸣歧和玉华两人急忙蹲在一边装着绑腿和整理包袱，又把绑枪的绳子又扎了扎，好险未被发觉。就这样把橹子送到了边区，给了敌工站负责人马芳庭同志。上级指示：我们主要工作不是搞这些，主要是组织工人发展组织，应小心。

武鸣歧和郊区西五里庄李发水不断往边区送电池和汽油。送汽油都是用自行车带。遇到情况紧张了就不能骑车子。就需要背和扛，而且都是晚上走，晚上走为了避免碰上敌人，就走庄稼地，那时侯光凭着道熟悉，因此不到天亮就到根据地了。

（六）一九四四年底，我在建设总署站不住了，就转移到宋营飞机场开轧道车。这时在飞机场组织工人偷汽油解决工人生活，并对敌人奇缺物资进行破坏。把轧道机电瓶零件搞坏或拆掉、扔到井里或埋掉，使它不能正常施工，汽油搞不出来就偷着往水井里倒。当时八路军也不断袭击宋营，我们也就扬言这是八路军搞的。我们还有意的制造紧张气氛，造成一种恐惧心理，以震慑敌伪，并鼓舞工人。特别是日本工作人员更加紧张，说八路大大有，小心小心的等，这给我们对敌搞破坏造成了有利条件和机会。事后我们就给工人们解释抗日政策、发动工人怠工活动，讲八路军胜利、日本人的失败，鼓动工人们团结起来和日本人斗，后来工人也就不怕了。

（七）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到洪兴公司金星社日本人私人企业临时帮忙开汽车，和咱们根据地交换物资用。我和李发水是开汽车的，有一次不知是谁买了一部造枪的元车，叫我拉出去，雇车时日本车主还给我做了工作，吃了一顿饭说明里边有机器，不叫乱说，我说保证没问题。以往外拉是火柴，做为交换物资的合法名誉把元车压在火柴箱底下拉到元民县东台城村，交给谁就不知道了，回来汽车拉的是药材和皮毛。后来听说这件事是李九斋给豫北第四办事处用五万元通过日本人买的，给了日本人一万元。

国民党时期

在日本投降前，我在东棉洋行开汽车。日本投降时连车带人都交到“正太护路军”，这时我和武世泽、马汉英、赵根波等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掩护，我们也都进来了，护路军汽车队共二十来人，有个队长安振祥也是汽车工人出身，敌人为了工作方便给他安了个上尉军衔。在那时我为和敌人斗争，和安振祥搞得非常别扭。因为在安振祥看来，把我和国民党的斗争看成是为了给他过不去。其实当时也不好给他解释，一直到解放后，明确了我的身份，才解除了他的误解。

在护路军首先遇到的是吃饭问题，当官的随便吃饱，当兵的按份吃不饱。当时汽车队长是上尉，开车的司机是上士，助于是下士，都吃不饱。有个开车的包喜德通过门子去得比我们晚，反倒闹了中尉司机，更引起大家的不满，因为官兵待遇不一样。并且去后己两三个月没发薪，借此不满就开始了争待遇的斗争。组织大家喊口号，当时喊的口号是“吃不饱干不了，薪饷没信干活没劲。”五师一个蔡师长在旁边住着，（桥西焦化厂东一个货战北二楼，汽车队也在那里）他一从这过大家就喊吃不饱等口号。还有一次晚上叫值班，可能有意识的，头一次就派我去值班，当时考虑汽车队刚成立我们工作还没基础，斗争是咱们提出来的，咱们不首先坚决执行影响到今后威信，所以我首先顶住了，不给夜餐费就不值班，大家觉着能顶住。转天，师长又从旁边过时大家一喊口号，师长就把我叫到楼上问，我立即和他讲道理：“师长，你知道我们都是开车的，都有老小，一家中几口，挣工资养家，我们都来两三个月了，还没发过薪。在车队不是尉官以上的按份吃饭，又吃不饱，所以大家都不安心。有意见才喊口号，叫师长听到以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还提出，夜餐费为什么别处有？为什么来的晚的倒是中尉司机？蔡师长说他们没钱，就叫我们推选代表到阳泉去领工资，群众一推选就选的我、赵根波、马汉英。去的时侯共六个人，有中校袁副官带着两个兵，还有我们三人。袁副官带一手枪，我们五个人发了五枝大枪，押着棉花车走的，一上车，副官就对我们威胁说，有事要听他的指挥，否则打死勿论。在此情况下，我就临时召集赵根波（党员）马汉英开了会，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要先发制人，如要遇到情况，由我对付中校，赵根波、马汉英对付两个兵，副官在车上耀武扬威，在微水打了站长，使沿路职工对他们很不满。到阳泉后，钱也没有要到手，也不让我们回来。我们就每天在司令部里泡，给国民党很大压力。后来允许我们回来，条件是把车再开到阳泉去，再给大家发薪。我们回来还没有露头，暗暗告诉司机们不跟护路军走，到阳泉就得听他们摆布，好多司机跑掉了，瓦解了他们汽车队。加之国民党内部矛盾，护路军也被胡宗甫的第三军赶走了。另外，武世泽同志过去在解放区当过区长和国民党十三支队有些认识，加之我们在日本时期都很活跃，引起了敌人注意。一天上午去了两个便衣，武一出护路军的门，二话没说就被两个便衣抓走了。我在后边见了便藏在汽车底下的梁上也没搜查，把武带到侯子固的队伍里，偏偏遇到了王子兴（王子兴当时化名叫孟庆元）也是我党打入侯子固队伍的，任参谋长。王在伪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工作时认识武世泽，现在为共产党的嫌疑把武世泽抓来。所以王子兴一见就说：“我认识他，他姓李，是个开车的。”（当时武世泽改名叫李白新）王子兴把武世泽放出来了。武就跑到西五里庄李发水家里，我也跑到那里和他见了面，我们原打算往边区里跑，当时敌人封锁的很厉害，机关也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又没有交通，出不去又不敢到市里。就暂时分帮着走了。武世泽跑到了天津，当我从阳泉回来不久，在石呆不住了，一九四六年初，我跑到北京去，没有和组织联系上。找到了李逢春，（随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走的）他当时在三十四集团军铁木工厂当领班（工长），我在李逢春同志的掩护下到工厂当工匠。约两个多月，在没有和组织联系上的情况下，本着共产党员随地都应宣传群众，组织发动群众起来和敌人斗争的思想，主动向工人进行启发教育来瓦解敌人，揭露敌人。当时国共正进行和谈，我就利用我方在北京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做宣传工具。厂方不让工人们看，我们就偷着买上放在待修的敌人汽车里头，等中午人们都到车上边休息时就有意识从车里翻出来给工人们念，来启发工人。有个工人叫白长德，经教育后，跑回石家庄，敌人就把他父亲抓去软禁，这时我和李逢春商量，来个针锋相对斗争，就组织人救济他父亲（实际是向敌人示威）这样瓦解敌人的工厂，工人跑的不少。

发动绝食斗争：当时铁木工厂粮种配备是十天大米十天棒子面十天白面。工厂主任国民党中校马文启为克扣工人，先叫工人吃棒子面饼子，吃完棒子面才能换细粮，到月底把剩余细粮卖掉克扣工人，大家不满也不敢讲，我和李逢春同志商量后就利用积极分子发动绝食。工作做好了，一天下午，头下班时，有些积极分子就喊：“不改善伙食我们就不吃饭，今天谁要吃饭谁是王八旦。”大家嚷起来就都不吃饭了。主任知道了，就派韩管理员动员大家吃饭，大家讲，不改善伙食就不吃饭。后来马主任怕把事闹大就答应：“明天改善生活，你们吃吧。”工人一看胜利了，就吃起来，但在吃饭后主任叫集合训话，搬了个椅子，拿着个枪，在院里说：“你们受了赤匪的赤化教育和日本人的奴化影响。”又说：”这次你们是上赤匪的当了，五天前你们一定有赤匪组织的活动，不然不会大家都不吃饭，不要上赤匪的当。”要大家来检举等等。结果他们连说带骂了半天，谁也不吭声，他一看有一个钟头了，僵持得他也下不了台，最后说：“限三天把组织会的共产党检举出来，否则把你们都用机枪打死。”事后在生活上有了一定改善，也没有闹出共产党。我在这共待了不到三个月，最后借故和他们吵了一架，跑回石家庄向组织做了汇报。回石家庄又和领导接上关系。石家庄仍然不能呆，因为没有工作单位掩护。我要求回根据地去学习，领导说：现在你是有条件打入内部，不要回来，想法打入到敌人内部去。这样我就又遵照党的指示，通过开车的技术，由晋冀铁路局警务处开汽车的张保珍介绍，到了平汉护路队二大队开装甲车，队部在走县车站，队长叫徐秉翔，是湖南人黄埔毕业的，很反动。在这期间，主要是破坏装甲车，不能使其发挥作用。有一天晚上我军在唐河打了敌人的伏击，敌人马上让我开装甲车去支援。我就把早已在汽油箱里安好的高压点火头接上，并利用队长的两个护兵（一个叫孙少甫一个姓关的）在帮助灌油的机会，打火点着了装甲车的汽油箱，当时外边打的很紧，里边着的火很大，把车给烧了，使这个装甲车没用上，最后遭到彻底破坏。事后，队长审我是怎么搞的？我说：“我为了战斗中不出事故，我在前边检查车的机器，可能是他们（护兵）帮助灌油，不小心引起的，结果队长没办法。因为他们很信任他的护兵，骂了一顿算了事。后来叫我到石门来修理零件，修了好长时间，队长也回石门来了。零件修好后又叫我和他一块坐火车回定县修车，上车时队长叫我和他一同坐在一节客车上，我说：“零件刚修好，我得看着点，坏了又不好修。”他对我很满意，认为我忠实他们，同意我坐在拉零件的货车上，和押车的士兵在一起，车开到长寿北边遇到了地雷，我就趁机砸坏了发电机，大电瓶等零件，这回连修都不能修了，到北京又过不去。在车翻的同时，我装成腿腰部负伤也滚在车下边去了。敌人很相信，从此把一五号装甲车给彻底破坏掉了，后来敌人把残车拉回石家庄铁路大厂报废了。从此又叫我回到石门重新组装装甲车，任务下给车辆段，所以解放定县时，我没有在那里。当时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四七年初定县解放，把我调到石铁警务处开消防车，石家庄解放时叫我们检查试验消防机，我说都很好，试验后我们把消防机器的油门都堵了，以便到时用不上，结果被飞机炸坏了。

在石门住着修车期间，通过车辆段修车的机会，把外边的实际情况向大家宣传八路军的胜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揭露国民党的残暴，来激发工人对国民党的憎恨和对民军的正确的认识。当时确实有很多的工人很愿意听这样的消息，听起来连活儿都不干了。

一九四七年春天，我军在市外很活跃，为了做些配合工作，我和武呜歧同志研究，要搞一个军事据点地图，在搞这个地图时，是根据司机跑车的经验，计算出北边军事火药库、汽油库和大兴纱厂南边的粮食衣料库及各主要据点距市中心的里程，制造了个军事据点图由我带出去。

此外，在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刚来，我和武鸣歧同志一块研究巧破敌人的军用电话线，有三，五次之多。具体办法是，我开着车，武鸣歧坐在车上装着是押车的，把敌人的电线拉断了不少。因为敌人的电话线是用一种简便的安装在马路两旁的电杆上拉到附上，离地面不很高，汽车穿过马路时，刚刚擦着过去，就趁着这个机会，就猛力把电线拉断了。看来好象是汽车挂断的。

国民党时期，贾香礼和马汉英在三十二师师部开小车，不断搞些军事情报，武鸣歧到后勤部第八汽车修理厂石家庄分厂当工匠；赵根波在空军飞机场当汽车助手；李逢春在坦克部队里，张伯才在铁路电务段，当时我们也计划组织人员打入敌人坦克部队未成，这么一来敌人的一些军事部门有了我们的人，掌握了敌人的许多情况，为我军解放石家庄提供了许多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