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工人阶级的诞生和早期工会的创立

一、石家庄

一九〇二年，京汉铁路修至石家庄，一九〇三年建为车站。在此之前，石家庄还是属于正定府辖获鹿县留营社的一个小小村庄。据清朝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重修的《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县东三十五里，有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村民只有一百五十多户，全部务农，居住面积仅有半平方公里。（即现在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中段以北，西横街以东，新开街以南，北大街以西的范围内。）

一九零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帝国主义资本的侵入，使石家庄这个小小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从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签订了《马关条约》时起，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了直接投资开办工厂、设立银行、开发矿山，修筑铁路，办理航运等等特权，开始大量地掠夺我国资源。一九〇二年，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集团修建的京汉铁路（当时叫芦汉铁路）从芦沟桥修到了石家庄，第二年建成石家庄车站（当时因石家庄村过小，遂取距车站七、八里地的振头为名，初称振头车站。）一九〇三年德国人汉纳根为了掠夺井陉的煤炭，开办了井陉煤矿。为了攫取山西和井陉的煤炭，一九〇七年法国人又修建和经营了正太铁路，同时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和正太路局也建在石家庄。从这时起，石家庄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小农村，骤然出现了一支上万名的产业工人队伍，石家庄遂成为华北的一个交通要冲。

随着京汉铁路，正太铁路、正太路总机厂（即现在的车辆厂）、井陉煤矿、石家庄炼焦厂等外资工业企业的兴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手工业也先后发展起来。一九二二年，武汉裕华公司资本家在石家庄开办了大型纺织工业企业大兴纱厂。同时，新记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同义兴铁工厂（生产铁锅），永聚公铁工厂（生产水车），立荣元工厂（轧花业）等三十多个小工厂和作坊先后开业。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令建立“石家庄市”，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又以二七三号指令，将石家庄、休门合并，更名为“石门市”，遂设“石门市政公所”，筹建市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正式实现市制，仍称石门市（取石家庄与休门两村名的首尾二字）。一九三九年，又以石家庄为起点修筑了石德铁路，从而使石家庄成为三条铁路的交汇点，交通地位更为显要。它既是冀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又是贯穿晋冀鲁豫的交通枢纽。这样，石家庄这个小小的农村，从一九〇二年至一九四七年解放前，经过四十五年逐渐演变为一个拥有十七万多人口的城市，市内人口九万，其中职工两万人左右，占市内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点二。

二、外资铁路、煤矿、炼焦工业的兴办

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人民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首先把修筑铁路当成剥削和侵略落后国家的战略手段。它们在中国每修筑一条铁路，不仅控制了这条铁路，而且控制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命脉。法国、比利时等帝国主义在石家庄所建设的京汉、正太铁路的两个车站及正太路局，就是为了掠夺石家庄周围广大地区资源的手段。例如法国人在石家庄建设正太铁路局和以石家庄为起点的正太铁路，其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山西和河北西部的煤炭资源。帝国主义的野心昭然若揭。不过，帝国主义强盗却未曾想到它们的“胜利”会走向它们愿望的反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而且它们所修建的一条条铁路最后又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一）京汉铁路和石家庄车站

京汉铁路，穿过了中国的心脏地带。它是贯通我国大河南北的一条重要铁路线。京汉路石家庄车站的建立，是石家庄市及其产业工人队伍诞生的起点。

一八九八年六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芦汉铁路公司，并在上海建立其事务所，派大买办盛宜怀主持，开始筹建芦汉铁路（开始是从芦沟桥至汉口）。盛宜怀主张采取官款、商股、洋债相结合的办法兴办铁路。清政府同意他的主张。其实，盛宣怀还是以依赖外资为主。于是清政府将其向英、法借来的白银一千万两，和南北洋存款三百万两作为官股；同时，盛宜怀与比国银行合股公司代理人马西海沙地，在武昌还签订了芦汉铁路比国借款条约。实际上是由俄、法做比国后盾，由华俄道胜银行主事，由比利时出面承揽。共借外款四百五十五万英镑（合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规定年息五厘（原订年息四厘，帝国主义一再敲诈，最后又改为五厘），五年竣工，由比利时和法国经营三十年。贷款自一九〇九年起步分二十年偿还。这样，就由俄法比三国控制了芦汉铁路。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正式签忘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在上海画押。

芦汉铁路一八九七年动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修至保定开始叫芦保铁路。所以要从芦沟桥修，是因为当时的满清皇帝不准在离北京城四十里内修铁路，怕冲了朝廷的“龙脉”，而芦沟桥离北京刚好四十里。当时为了在永远河上修架芦沟桥铁桥，就在河畔设立了一个小型机械厂（芦沟桥机厂），这就是长辛店机车厂的前身。

一八九九年芦保铁路通车，（实际铁轨己铺至正定）。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刚要接手办理经营，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这时，义和团的势力到了北京一带。由于当年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横行霸道，欺侮中国人民，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掀起了义和团运动，当时石家庄就有义和团的“拳场”，参加义和团的大部分是中国农民。他们仇恨帝国主义侵略者，甚至仇恨洋人带来的一切洋东西，并且反对甘心做洋人奴才的赃官，他们提出：“杀洋人，杀赃官，”“挑铁道、砍电浅，毁坏大轮船。”因为铁路，轮船都是外国人带来的。于是他们见外国人就杀，见铁路就拆。当然芦保铁路也在被拆毁之列。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血腥镇压了义和团。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年，又由法国和比利时来重修这条铁路，这次决定要从北京修到汉口。改名为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先后一共修了七年。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正式通车。一九〇九年，中国由驻比公使李盛锋交涉决定赎给全路。一九一〇年四月改为国有。但实际上铁路的许多实权仍操纵在比利时和法国人手中。至到后来“五四”运动之后，京汉铁路的主权才真正收归国有。

京汉铁路一九〇二年修至石家庄。一九〇三年建成为车站。当时，石 家庄是个小车站，站上职工和路警仅有？几个人。但这十几名职工是石家 庄最早出现的一批产业工人。当时，正定车站是二等站。石家庄车站隶属正定车站。当时的火车房、修机、工程等工段都设在正定。一九二三年“二七”之后，迁往石家庄。但是，就是这个小小的石家庄车站，却是如今华北重要工业城市石家庄成长的“摇篮”。

（二）正大铁路，正大总机器厂和正大铁路局

正太铁路，也是我国早期铁路之一、因为当年正太铁路工人的四分之一集中驻在石家庄，同时该路路局，总机器厂（又称铁路大厂）也都建在石家庄，因此正太铁路的职工成了石家庄早期工人运动的主力军。

正太铁路是一九〇三年九月测量，一九〇四年四月正式施工，一九〇七年九月建成通车。共用三年半的时间。

早在一八九六年，正当酝酿修建芦汉铁路之际，山西巡抚胡聘之向光绪皇帝呈了一份奏折。奏折云：山西煤铁之富为华北之冠。但晋省境内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拟于芦汉铁路正定车站附近与山西省会太原府之间建设一条铁路，以运出山西之煤铁。（见《正太路接收纪念刊》，及胡聘之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光绪帝批准，同意由山西省与华俄道胜银行洽商，兴办正太铁路。之后由华俄道胜银行派桥梁沟恤工程师伊伏奈来华勘查线路。经过几个月的勘查，认为可以修建。又由胡聘之据以上奏，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六月初九日，清政府正式批准，由山西省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兴办正太铁路。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四月初二日，由山西省商务局曹中裕和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柳太铁路借款合同”，决定从正定柳林铺至太原之间修建铁路。（当时设想是将修路所需之材料均从法国用轮船通过滹沱河运至柳林铺上岸，故初称“柳太铁路”）。由晋省向该银行借款二千五百万法郎。借款合同画押之后，由法国的弗务林公司、拔的吾建筑公司、克来苏钢铁厂等组成实业团，重派测量队来华测量。经过精细勘查，发现滹沱河水浅，不能行船。后来考虑到芦汉铁路己筑至保定，不久即可修至正定。届时可以利用芦汉铁路运输修筑正太铁路的材料，比水上运输更为便捷。于是，修建柳太铁路的计划暂缓下来。

一九〇一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镇压了义和团之后，华俄道胜银行的俄国人璞克第致电清政府，催办柳太铁路。

这时的山西巡抚是岑春煊。他接到璞克第来电后，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二日，向皇帝呈递一份奏折说：“臣素愚昧，于铁路更无讲求，晋省官绅亦多隔阂，事关重大，实未敢草率定议，惟铁路要政，谊无缓置。璞克第又催促开办，亦未使稍事稽延，应请饬下外务部、路矿大臣、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就原订柳太合同、芦汉合同，参照此次呈改合同，何条可行何条可废。商明璞科第另订合同，行知晋省，俾得迅速兴办，晋省幸甚，微臣幸甚。”（见岑春煊《奏折》）。

清政府很快批准了岑春煊的这一奏呈，决定将柳太铁路由山西省办改为国办，归并芦汉铁路总公司办理，由盛宣怀与华俄道胜银行作交易。

大买办盛宣怀本是李鸿章大搞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他接到这一任务后，立即与华俄道胜银行治商，比照芦汉铁路借款合同，重新议定了正太铁路倍款合同二十八款，行车合同十款，并于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五日，与该银行的法国总办佛威郎在上海签字画押。向该银行借款四千万法郎，五厘金利息。该借款名曰中国国家铁路五厘金法郎借款，并允许该银行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在正太铁路经营三十年。这就等于把正太铁路的修建和经营权利送给了法帝国主义。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清政府同意华俄银行在巴黎设立铁路开车法国公司，委其遵守合同代为兴办。

一九〇三年九月，正太铁路第一任法国工程师埃士巴尼来到现场，并组成第一班测量队正式开始测量。

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四月。正太铁路首从石家庄兴工修建第一段工程，石家庄至获鹿工程。

同年，爆发了日俄大海战，沙俄失败，华俄道胜银行将正太铁路全部债权让渡于法国巴黎银行公司。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九月，正太铁路全部竣工。整个筑路工程共用三年半的时间。线路总长四百一十余里。全线均为一米宽窄轨，计有山洞十九个，石桥八百三十一座，铁桥七十一座，车站三十四个，储水塔十二个，车头厂六个，机器厂三个，熔铁炉两个，铸摸厂一个，木厂一个，材料厂一个，道房四十九个，监工房十二个。）见《正太铁路勘验奏折》）。

正太铁路虽为华俄边胜银行及法国铁路开车公司主办，但其大部工程均由华工包修，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建成的。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九月，清政府曾派铁路提调梁士诒等到路勘验。事后他向慈禧、光绪呈上一个勘验奏折，在奏折中也不得不成认“所有洞道石桥，沿溪堤工，均系华工包造，坚细牢致，外人无深羡服”。（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部梁土诒《奏折》由此可见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使外国人也不能不为之赞叹。

正太路原定通至正定，后来考虑到在滹沱河上再行架桥代价很大，于是把始发站南移至芦汉铁路的石家庄车站。（开始与芦汉路石家庄车站分设），因石家庄仍在正定府管辖之内，故仍称正太铁路。

正太铁路确定以石家庄为始发站之后，即在这里设立了全路的大本营。正太铁路局、正太总机厂以及法国人生活区都说在石家庄。当时，正太铁路职工共两千多人，有五百多人常驻石家庄；总机器厂职工五百六十八人。（据一九二五年也《劳动年鉴》统计）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太铁路收归国有。归属当时的南京政府铁道部。

（三）井陉煤矿和正丰煤矿

井陉煤矿，是原井陉、正丰两矿的总称、矿区蕴藏丰富，以盛产优质焦煤著称中外。井陉煤田的开采，历史悠久。传说在宋朝就有人开采。到了明代，采煤小窑逐渐多起来。（见横涧《老君庙碑文》）当时采煤者多系半农半工，季节性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采煤。到了清代光绪年间，小煤窑星罗棋布，到处皆是。据证有数百个。

随者帝国主义的入侵，出现了大规模用机器开采的近代化的煤矿。众多的小煤窑大都被井陉、正丰两矿挤垮。

井陉煤矿，主要是德国人汉纳根插手远行掠夺我国煤炭资源的据点。

据《井陉县志料》记载：“清光绪二十四年（即一八八九年）正月，邑人张凤起、以县属横西村马姓地十八亩为矿区，呈请开采；由县署转禀直隶总督王批准”。经清政府批准后，于当年五月以土法开工。翌年开股东会议，商定改用新法开采。张凤起遂赴天津增募股本，勾结了在天津北洋海军任职的德国人汉纳根，双方订立了为期十个月采矿契约，后因爆发了义和团反帝斗争，采矿计划没有实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占据优势，于是它们更加疯狂地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张凤起又与汉纳根直接商谈，订立了共同办矿草约，草约规定：张凤起出地十八亩，汉纳根出银五万两。他们一面向清政府呈请，一面在横西村开始勘测。一九〇二年经路矿总局批准，就成立了德华合办的“井陉矿务公司”。汉纳根从德国聘请煤师和工匠，购置机器，盖厂房、招募工人。于一九〇三年冬开凿南井，翌年出煤。当时煤矿规模很小，厂房也多是临时工棚，全矿仅有二三百人。一九〇五年又开凿了北井。口径二点六米，深为一百八十四米，两个井出煤产量才增多。

一九〇四年北洋军阀觊觎井陉矿煤田这块肥肉，极力插手，“北洋大臣袁世凯，乃特设井陉矿务总局，一面收买张凤起所属矿地，而取消其矿权，一面与汉纳根改订官商合办合同。（见《井陉县志料》共议订十七条，七月“由直隶省督杨士骧入奏批准，合同始得成立”。（《见河北月刊》二卷三期）合同规起：汉纳根以井陉矿务公司所有财产，设备抵作矿局股本二十五万两；井陉矿务局以井陉县境内三十方里之煤，抵作矿局股本二十五万两，共合股本银五十万两。并规定分期偿还井陉矿务公司资本，三十年为限，全数偿清，合同作废。一九〇九年敷设了由煤矿通往南河头站的小铁路，煤产量不断提高。到一九一〇年矿工增加到两千人，年产量增至十五万吨，一九一一年煤产量达到十九万二千四百余吨。一九一七年上升到四十二万五千吨。一九一八年上升到六十四万二千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八年中德宣战，我国农商部和直隶省公署将井陉矿接收，为部省合办。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做为战胜国理应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但腐败的北京政府，把收回井陉矿的资本转让给德国人，于一九二二年又与德国人汉纳根签订改办井陉矿合同。井陉矿全部股本银为四百五十万元，井陉矿务总局计股本四分之三，为三百二十七万五千元；井陉矿务公司计股本四分之一，为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元。“以二十年为限，期满由直属省无条件收回。”（见《井陉县志料》）。

一九一八年该矿重新扩建南井，口径为四点五米，深为一百八十四米，煤产量日益增加，矿区面积也随之扩大。一九一九年又向西北扩展，增加二千二百七十四亩一分七厘；一九二四年又开凿新井、口径为五米，深为二百五十米。煤矿规模越来越大，矿工队伍也逐步增大，发展到四千人。

井陉矿经过二十年的建设，规模是可观的，当时在全国列为大煤矿之一。三个井口提升能力，每日为二千八百吨，年产量约百万吨。并有大型锅炉、绞车、水泵风机、洗煤机、运煤机、电机、筛煤机等设备。但由于时局不稳，铁路运输力量薄弱，年产量始终保持在五、六十万吨的水平。“井陉矿自开办至今，每日采煤最多时为一千三百四十吨，每月最多时为七万八千〇三十五吨，最少时为一千五百七十二吨，平约为四万〇二百〇四吨：自光绪三十四年中德合办起，至民国十七年九月止，其采煤量已为七百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二十八吨”。（《河北月刊》二卷三期）

正丰煤矿。一九〇〇年以后，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井陉县的绅商们集资筹设“保井公司”，由于资金不足，很快停业。随后，绅商杜希五、杜欣斋又集资、在绵河南岸黄沟一带开办小窑，生产不久、因井下水大，资金短缺，只好停办。但他们不甘心、又勾结正定官员吴雪门，吴雪门又勾结王聘卿（清政府江北一提督），筹资五万元，用新法开采，合办黄沟矿，取名为“华丰公 司”。增设锅炉两口，水泵两台，开建大井一眼，安上“”：马力单缸汽绞车，修 建黄沟到井陉车站小铁路大有与井陉矿抗衡之势。汉纳根凭借德国在中国的特权，对中国人开采矿山横加干涉，廖称：“井陉公司，管有全县矿权，不准再有他人开采。”“华丰公司”的老板们并不示弱，据理抗争，官司一直打到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屈服，不敢支持国内的民族工业，采取了折中办法，判定：”两矿矿权，以绵河为界，1井陉公司/开采不得超过绵河以南，1华丰公司/不得超过绵河以北”。绵河以南煤藏量不大，地质却极复杂，又紧邻绵河，井下水特大。“华丰公司”的设备能力难以支撑这样的地质条件，所以每日仅产煤五十吨左右。苟延残喘的生产，维持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由于军阀混战，煤无销路，产量逐日下降，同年井下透水因排水能力所限，排水八个月，不能生产，资金消耗殆尽，“华丰公司”已濒于倒闭。

一九一一年（民国元年），吴雪门急中生智，又勾结军阀官僚段祺勋，入股开矿（段祺勋系当时北京政府总理，陆军长段祺瑞的弟弟）。共筹股金十七万八千二百元，将“华丰公司”改为“正丰公司”，成立董事会，公推段祺勋为总理，吴林森为协理。购置机器，广招技术力量，进行排水、出煤。矿工增加到四百人，日产煤仍为五十吨。

黄沟煤田原来储量就不大，又连续开采十余年，所剩储量更小，重新开采。产量日渐下降。随后又在支水沟、窑子沟开井出煤，窑子沟开来不到一年，因井下水大，产量低而结束。支水沟采了四年，也因水大煤少，收益不大，停产。

“正丰公司”在绵河以南己无油水可揩。就凭借段祺瑞这个靠山，把手伸向绵河以北。在井陉县城附近荆蒲兰村开大井，增加锅炉、绞车、水泵等大型设备，并修建通往井陉车站的小型铁道。由于荆蒲兰煤田煤层浅，设备能力大，日产量巨增，一直上升到二百吨至四百吨。开采到一九二五年，因矿井透水，将矿井全部淹没，被迫停产。

“正丰公司”开办荆蒲兰矿村，产量且然显著上升，并满足不了资本家发横财的欲望，对“井陉公司”大量产煤垂涎三尺，妄图继续北进，压倒“井陉公司”。一九一六年，中凤山村绅士郝凤林看到办矿是生财之道，就到“正丰公司”勾结段祺勋凤山开矿，段祺勋见郝凤林找上门来，正中下怀，立即商定开井事宜，就在郝凤林家设立“正丰公司”办事处，在凤山建矿。除一小块地是郝凤林的以外，约有三十亩为白彪庄文周所有。这时，庄文周也在积极筹备办矿，一面请绘图人员，绘制地质图，一面呈报北京农商部，领取办矿执照。段祺勋获得这个情况后，立即赶赴北京，经查找，政府以批准庄文周办矿，执照转下来，只是还未到庄文周之手。段祺勋强行将执照追回，改为“批准段祺勋在直隶井陉凤山村开采矿业权”。庄文周势单力薄，无力与段家抗争，忍气吞声离开井陉县境。

一九一八年，“正丰公司”仗势夺得在凤山开矿权后，不遗余力，尽力扩充，先后以强买的方式，共霸占农民土地三百七十九亩九分，购置机器，建厂房，段祺勋亲手破土开建大井。虽然大兴土木折腾了一年，终因无专业人才，缺乏管理经验，致使工程进展缓慢。直到一九一九年春，又聘请德国人克里喀为工程师，扭转被动局面，规模才逐渐扩大。股本增为二百二十万元，至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开股东会议，又决定股本增为六百六十万元，呈请农商部批准注册备案。将原来开建的一号井（大井）直径扩为四点二米，深度延深为一百八十七米，二号井延深为一百六十米。随后又开建专为井下通风，排水用的，深度为一百八十七米的风井和专为上下人用的斜长为一百九十四米的斜井。以六十万元的巨款从德国吉昂公司购买了大绞车、锅炉、水泵等采煤专用设备。克里喀又从德国引来四个具有采煤技术的人员，分别担任正丰公司的煤师、机师、绘图师，又修建凤山矿通往正太铁路的张村车站专用铁路。一、二号井先后于一九二二年竣工出煤。到一九二八年工人发展到三千人。凤山煤田极为丰富，经几十年兴建，生产能力比井陉矿并不见弱。只是连年战争、京汉铁路车皮短缺、不能大量生产，年产量仅在三十万吨的水平。

一九四〇年十月，日本侵华期间，才把井陉、正丰、及石门炼焦厂合并为“井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四）石家庄炼焦厂

井陉煤矿建成之后，一九一六年德国人汉纳根又在石家庄建成一座炼焦厂，（即原来的桥西炼焦厂，解放前称石门炼焦厂）。直属井陉矿务局。焦厂的设计、施工、投资、机器设备和经营管理，以及人员的任用，大权完全操纵在德国人汉纳根手中。最初，汉纳根委任庞松年为驻石家庄的井陉煤矿代理负责人，负责筹建与经营炼焦厂。庞松年在石家庄建立小型炼焦炉十余座，所炼焦炭质量低劣，经营不善，推销不出去。后来汉纳根授意洋奴买办高星桥去接办炼焦厂。于是高星桥对石家庄炼焦厂督导一切。又将原炼焦厂附近的地亩收买、扩大炼焦设备，比庞松年经营规模更大，工人大约达到六、七百人。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生产技术和管理都有改进，焦炭质量大见提高，达到出口的国际水平。

但是，焦炭运到天津，仍无销路，石家庄炼焦厂的焦炭在天津堆积如山。后来，日商三井洋行的走街太田（女）发现石家庄的焦炭货色品质优良，大批订购。经她斡旋，并与三井洋行签订长期包销合同。三井把这些焦炭运到日本，再转卖给日本八番铁厂，获利甚丰。八番是日本著名的重工业，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武器军火的重要的军事企业。这样，每月都有十余艘轮船向日本运送井陉的煤和焦炭。这是石家庄炼焦厂打开局面的转机，也是井陉矿洋奴买办资本家高星桥剥削工人发家致富的主要源泉。

高星桥（名文奎）原是天津一家铁铺的铁匠，曾充当修建津浦铁路的铆工，后来经人推荐投靠德国人汉纳根，在井陉煤矿当司磅员，由于高善于钻营，也有才干，为井陉煤炭和焦厂焦炭的销售，给德国人出了大力，打开了销路，受到汉纳根的赏识，一九一一年高星桥被提升井陉煤矿津保售煤处的总经理，从而高走上洋奴买办的道路，取得了大发横财的途径，例如一次高星桥为井陉矿承包修复一座桥梁的工程，高向汉纳根说可以十天完工，但需费十万元，实用五万元，高即剥削工人应得工资五万元之多。十年之间高星桥仅从井陉矿务局的售煤处获纯利一百五十五万元，一九一七年他为自己和亲属朋友在天津、北戴河等地盖了许多幢豪华富丽堂皇的住房和别墅，一九二八年他用个人的资金创建了天津的劝业场，他一次认购“德国公债”一百五十万马克。汉纳根患食道癌死在中国之后，高星桥给汉纳根的家属十万两银子，以表示对其洋主子的“感恩”，由此可以看出洋奴资本家高星桥巴结洋人残酷剥削中国煤矿工人血汗的一副丑恶咀脸。

三、民技工业大兴纱厂的兴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期间，随着交通、矿业的发展，石家庄的民族工商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先后有三、四十家大小工厂和作坊出现，其中以大兴纱厂为规模最大。

大兴纱厂，原名“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二一年湖北资本家徐荣廷等人从原楚兴公司积累中抽出白银二百一十万两，准备筹建新厂，一九二一年上半年第一次董事会，根据张英甫的提议，议定新厂厂址设在河北省石家庄，理由是：“石家庄地区既为棉煤出产之富域，更是纱布推销之市场，诚属产销结合之佳区”（见《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经过调查，他们看到石家庄确是河北省重要棉区，棉价较低，而棉织品销售价格高；石家庄西部井陉煤矿之煤质甚好，价格低廉，每吨较汉口低半数以上；同时，石家庄是京汉、正太两铁路交汇点，交通方便，周围广大农村劳力充裕等等，均合选择厂址原则。

一九二一年秋季，遂由张英甫（又作荫甫）带领有关人员到石家庄选址购地、购得地皮一百余亩、作为修建厂房仓库的基地：另在基地周围按当地的“永租权”，又租得一百亩，租金每亩年达三十元上下，原因是避免他人在附近建厂竞争，后来这部分租地曾聘来金陵大学农业系学生聂天耳来厂试种洋棉，但未成功，一九三三年因工业不景气工厂亏累甚巨，才把这部分地退了。

厂址地皮购妥后，正值冬季冻土，不能开工。一九二二年二月破土施工。承包工程的是天津德成建筑字号。建筑程序根据张英甫的筹划，采取厂房、仓库、办公室、住宅的程序。数百工人昼夜施工，夜晚点十盏马灯赶 工，因之工程进展极速，七个半月即完成厂房建筑及二万旋纱机和1000KW 透平发电机的安装工程，于夏历八月十五日（一九二二年十月五日）即开工生产了。一九二四年布机陆续增至四百九十二台，至一九三一年止，共增设布机五百台。

大兴第一任经理张英甫系山东烟台福山县人。因其舅父为颜料商暴富，得其资助出游美国，结识在美学纺织的吴边桂，经吴介绍进学校为旁听生。数年后回国，进上海华丰纱厂为经理。张做事有魄力，说干就干。此人个性强，刚愎自用，自己不甚懂技术，又不能接受别人意见。所以开工初期产量远较一九二三年开工的武汉裕华纱厂为低，于是董事长苏汰余带同技师石凤翔前往石家庄考察。石凤翔前往车间了解后，认为主要是车间车速问题，提出更换皮带盘，加快车速，增加产量。张则谓车速是机器设计固定了的，增加车速，发电机不能负荷。石、张二人坚持不下，研究结果，董事长苏汰余采纳石凤翔的意见，结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赶上了裕华的水平。之后，张英甫以面情关系，辞去大兴经理职务。乃以徐松滋为大兴经理，石凤翔任厂长。又增加纱机一万锭，1500KW透平发电机一台，毯机八台，达到 了纺织染设备齐全的大型纺织企业。

大兴采取就地产销的经营方针，原棉产自石家庄附近，每件纱的原棉成本，较上海低现洋八至十元，而每件纱的售价又较上海高十元左右。两者加在一起，每件纱较上海多获利润二十元左右。该厂当年生产的山鹿细布，很受消费者欢迎，销路很广，虽然当时石家庄处于军阀混战年代，加上英国、日本纱布与之争夺市场，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兴纱厂一年盈利约达百万两（白银）上下，一九二八年因晋奉之战停工六个月，半年获利还达八十万两，这是外地纱厂少有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日本对华进一步加紧经济侵略，在华北实行武装走私，纱布削价大量倾销，企图搞垮中国纱厂，然后，全部霸占市场，当时在华北被日厂吃掉的就有天津的裕元、裕大、华兴、宝成四厂及唐山的华兴等几个厂。

大兴纱厂，当时积压的纱布共达八、九千件，计资二百多万元，每月亏损十余万元，业务几至不能维持。于是董事长苏汰余同汪文竹亲往大兴了解经营管理情况。考察中发现大兴产品积压的原因，除了日纱竞销外，经营管理混乱，产品质量降低，也是主要原因。原来自石风翔继张英甫任厂长后，厂里绝大部分管理人员都是石带去的私人亲信，由于石凤翔经常在北京以应酬交际为名吃喝玩乐，其余一些管理人员也就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如石之侄子石宾翥（副厂长）经常赌博打牌，输了则账房扯钱。厂里购进原棉、机物料，也不验收。某次，采购员余树东买回三十桶硫化青，后来使用时发现全是空桶，其混乱程度，可以想见。由于管理混乱而造成产品质量低劣，自然造成产品大量积压。摸清情况后，在汉口召开董事会议，决定派汪文竹接待石风翔任厂长。调石到西安筹建大兴二厂。

汪文竹到厂后，依靠老工人，深入现场，采取措施加强管理，提高纱布质量，并且采纳会计科长徐治平大量增产，大找销路，静利多销的办法，很快扭转了局面，大兴的山鹿细布能以与日本纱场的龙头细布等价出现于市场，并得以畅销。天津，北京等地货商，大量争购大兴山鹿细布，一次即达数车皮。当年年底所有积压纱布全部销出去了。一九三五年转亏为盈，一九三六年获利四十七万元、当时，年产纱达二万三千七百四十件，棉布二十八万九千四百六十五匹，棉毯二二十万七千零二十四条，职工三千〇三十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大兴所有的成品，半成品及机物料运往汉口。未来得及拆迁生产设备，石家庄即沦陷。留下交际科长鲁绍猷，职员许伯馨、江玉山及工人十余人看守工厂。大兴公司的一个小股东张格，投靠日本，当了石家庄市的伪市长，企图霸占工厂，勾结日人开工生产。抗战末期，日本物资严重缺乏，为了制造杀人武器，在沦陷区发动了一个“献铁献铜运动”。将大兴纱锭拆毁两万五千锭。

抗战胜利后，大兴被国民党驻军及特派员接收。经石凤翔交涉联系，才将厂子接收过来，并逐步恢复生产。解放前，大兴纱厂共有职工二千四百一十人，其中工人二千三百三十四人，职员七十六人（其中经营管理人员二十一人，技术人员三十四人，驻各商埠人员十一人，事务人员十人。）石家庄刚刚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连续轰炸，大兴部分车间、仓库、及办公室起火，燃烧七天七夜，损失惨重。一九四八年该厂由人民政府接管，并将厂房修复开工，次年政府将工厂发还私营，鲁绍猷任经理。

四、右家庄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石家庄产业工人的产生及其发展情况

一九〇二年，京汉路修至石家庄，一九〇三年，石家庄车站建成。据老工人回忆，当时只有十几名铁路员工和路警。一九〇七年；(1)正太铁路通 车，员工两千人；正太总机器厂投产员工四百多人；(2)井陉煤矿达四千多 人；(3)正丰煤矿达三千多人。 一九一四年，炼焦厂建成，职工六百多人。

一九二二年，大兴纱厂建成。当时职工两千二百三十四人。

一九二七年，大兴纱厂工人达到三千零三十人。其他：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电话局以及其他各小工厂职工约计两千余人。

根据上述累计到二十年代末期、石京庄职工工人数约计一万六千上下。

三十年代，工业发展缓慢，职工人数变化不大。

四十年代，且本人侵占时期，职工人数有所增长，达两万人左右。但产业工人仍变化不大。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日本在降后，国民党接收石家庄期间，工业再遭破坏。在解放前夕，虽然市区面积已达一百二十四平方公里，人口十七万多（市内九万），但除去三家官僚资本性质的大工厂外，其他工商业呈现一派萧条景象，产业工人数的仍停滞在两万人左右。

（二）石家庄工人的来源及其阶级特征

石家庄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开办经营企业而产生的。石家庄第一代工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又多半是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正如毛泽东讲过的：“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据当时大兴纱厂二千三百三十四名职工的分析，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来自石家庄周围的农村。早期的技术员工，则多是来自广东，福建，湖北、天津、唐山等地。有的是资本家带来的亲戚、朋友、同乡，或是招募来的技术工人。

从石家庄工人阶级队伍形成的过程分析，它具有以下若干特征：

石家庄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直接在中国经营企业而产生的。帝国主义在石家庄最早兴办的是铁路和煤矿，因此早期石家庄工人阶级以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为主体。

石家庄工人阶级，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因此，他们和广大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石家庄工人阶级一诞生，就与当代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虽然人数不多，但大都集中在少数几个较大的近代化的工业企业里，因此，他们组织性纪律性部比较强，比较容易发动组织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开展斗争。

石家庄工人阶级直接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他们的革命觉悟非常高，革命彻底性非常强。

石家庄工人阶级队伍刚刚形成不久，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〇年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人到石家庄工人中做政治启蒙工作。从那时起石家庄的工人阶级，一直是在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的。因此，石家庄工人阶级一贯坚信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这些都是石家庄工人阶级所具有的特征。

五、石家庄工人的苦难生活和早期斗争

（一）工人的苦难生活

石家庄的工人阶级，和全国工人阶级一样，从它一诞生，就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不论是帝国主义直接开办的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都是无情地剥削工人。其剥削制度，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们把资本主义的“饥饿纪律”和封建主义的“棍棒纪律”（乃至动用他们专制的刑法）结合在一起，对工人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们把工人当作奴隶，可以任意打骂欺侮，工资极其低薄，工时任意延长，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工人的生命生活没有保障，过着牛马般的苦难生活。

1.政治压迫和人身侮辱 

正太铁路局的法国工程师沙革，机务总管阿拉佰然等外国资本家，把中国工人当作奴隶，对中国工人可以随便打骂，骂中国人“楞得角”（混蛋的意思），“格胜楞得角”（象猪一样的混蛋）。尤其是直接管辖总机厂、火车房的大总管阿拉佰然，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他在石家庄任职期间，娶了一个中国女人，叫郑大顺。郑家借洋人的势力也横行霸道。郑大顺原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郑大龙，一个叫郑二龙。这两人把住工厂大门，谁想进工厂必须先给郑家送礼。少则三、五十，多则一百多元，一般也得七八十元。郑家从中大发横财。厂方规定，工人见了法国人要行礼，法国人禁止工人在他们面前谈笑，否则以不尊重洋人问罪，轻者罚钱，重者开除。为此被开除者经常有之。有时法国人想拿工人开心，就在竹杆上挂上所谓“奖品”，让工人爬杆，杆下边是泥潭，摔下来掉进泥潭；还让工人钻两丈长的席筒；蒙上眼睛，用锤子打盛臭油的罐子，弄一身臭油，他们取乐开心。

掠夺井陉煤矿的德国人汉纳根，更是霸道，井陉煤区境内及附近区域，他都控制起来“各矿上下人等，纵有违警事宜，不许地方警察过问，”（见《井陉县志料》）俨然成为井陉县内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地。他们德国人可以任所欲为，把矿工当作牛马，任意鞭挞、开除。矿工政治上没有一点自由，生命没有保障。他们拳养了一批武装力量，叫“保卫队”，主要是为了镇压矿工。德国人虽然瞧不起中国的地方官员，但为了镇压矿工，他们与地方官员相勾结。汉纳根的做法是：凡是在井陉县当县长的，每月奉送大洋一百元，煤两吨，进行贿赂。

在日本帝国主义臼华期间，工人苦难更深重。一九四三年八月，日本侵略者以防止霍乱病流行为名，把大兴纱厂工人关进厂内一个多月。每天用刺刀强迫工人劳动二十个小时。很多人因劳累过度，昏倒在车间；有四十多人因饥饿和劳累死在车间；怀孕女工因劳累流产死亡者达四十多人；把几十个有病的工人断为“霍乱病”，装进汽车，拉到东岗头村北，活活烧死。

2.“棍棒纪律”加“饥饿纪律” 

“转子门”和“打字钟”。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人上班时，不能走工厂正，只能走一个三尺宽的“转子门”。这种“转子门”，象运动场上的双杠一样，上边有个十字架，十字架每转九十度，就可以走过一个人。在转子门旁边有护勇（铁路警察）把守，工人进厂先向护勇鞠躬，才能进厂门。走进“转子门”，便是“打字钟”。这座钟是从国外运来的。工人上工时，都要走过这座钟，将一个纸牌塞进钟内，一按把柄，便打上了进厂时间。迟到三分钟罚，三次迟到开除。当时一般工人家中没有表，晴天看星星，阴天看香头，半夜三更起床提前到厂门口等侯进厂。那时是“早六点，晚六点，中午吃饭一点半，一天劳动十个半钟头。”大兴纱厂工人是“头笛叫，二笛到，三笛不到就不要（开除）”。工人进了厂，就没有半点自由，什么上工说笑者罚，吸烟喝水者罚、随便运动者罚，见上司不鞠担者罚，反驳者加倍罚……。工人们把进工厂称作“进鸟笼子”。当时工人编有歌谣：

“踏进工厂门，自由被剥尽；

 老板心肠狠，待我象犯人；

做工稍不慎，皮鞭抽在身；

 有病不给治，一脚踢出门。”

“监工楼”和“搜身岗”。井陉煤矿，大兴纱厂都有“监工楼”。井陉矿务局周围还设有电网壕沟、岗楼，矿警手持武器监督工人劳动。大兴纱厂资本家在车间设有“监工楼”。工头可以任意用皮鞭拍打工人。大兴纱厂工人上下班，要经过“搜身岗”，工人都要被工头从头到脚进行搜身。有时工头耍流氓，借机污辱女工。女工白秀珍在被搜身时，因为反抗工头的污辱，而被开除。当时工人们编有歌谣：

“厂门如同鬼门关，

 厂警工头两边站，

出厂全身要搜遍，

 大兴如同阎王殿”。

3.低工资、长工时。

工资低、工时长，是外国资本家、中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主要手段。解放前，大兴纱厂，铁路总机器厂、炼焦厂、井陉煤矿等几个老厂，一般都实行两班制，工人劳动十至十二个小时，有的延长工时达十五、六个小时。而工人的工资却是很低的。从此，资本家们从工人身上攫取了大量的利润财富，而工人却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

从以下几个老厂当年的工资表，可以看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个侧面： 

①煤矿 

一九二六年正丰煤矿外国人和中国职员工资对照表：

工人工资

再看一九三六年井陉煤矿得一份统计资料：

 一个矿工平均每天生产煤1.1575吨，当时一吨煤价值8.22元。工人每班劳动十多个小时，工资只得0.2元，占生产价值的2.45%，资本家得剩余价值97.55%。 

据统计，仅从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八年九月止，中德合办期间，井陉矿即采煤己达134428吨，资本家攫取了多少剩余价值，可见一斑。按一九三六年煤的价值计算，这二十年间，资本家共获利五千七百〇七万五千多元， 而发给工人的工资只有一百一十四万一千多元，仅仅占资本家获利的2%。 

②炼焦厂 

一九三五年德人、华人工资表

③大兴纱厂 

从该厂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公司董事会议记录》和历年《营业情况报告书》看，四年九个月之间，即获纯利二百九十七万二千五百四十七两白银，折合银元四百一十二万八千五百四十四元。详见下表：

据该厂另一份资料记载，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底，不到十年的时 间，共获利一千余万元。这同《董事会议记录》基本相符。

又据该厂部分老工人回忆录的分析：一九三〇年前后，织一匹布需用九斤原棉，价约二元。纺成纱，平均用一个工，工资是四角；织成布，再用一个工，工资四角：运费、电费、机器磨损折旧及其他管理费用，约一元二角。总计四元。而资本家一匹布卖十元。这样一匹布资本家就无尝占有六元。全厂两千多工人，一年被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达二百万元。

工资：

资本家们除了股息分红之外，董事、经理、厂长，及中层管理人员，每人 还拿年俸1650至2400元，董事、经理、厂长车马费每人每年500元，红奖 200至1000元。徐松滋一人一次（年终）拿红奖即二千元，总经理苏汰余 则拿一万元。工人工资则很低，工时长达十一至十二小时，分计件和日工资，一般每班工资在三角上下。童工入厂三个月为“试工”，不发工资，第四个月才发工资，每月三至六元。一九三〇年大兴纱厂童工占全厂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 

①铁路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汉路华洋员司工资表：

京汉铁路管理局华洋管理员薪水等级表：

单位：银元

京汉铁路局华洋技术员薪水等级表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民国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公布国有铁路局员月薪分级章程，于同年十二月五日（旧历十一月一日）施行，又于一九一八年交通部审订铁路法规会议议决铁路法规草案，又对此有明文规定。两者所规定的等级薪俸完全相同。

其具体规定如下表：

铁路职员月薪分级表    单位：银元

铁路工匠、工人工资表 

以下是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宣统二年五月十七日）清政府二千二 百二十二号函，所规定铁路修理厂工资等级。（未注月薪者，均以日薪计算）：

一九一三年铁路机器厂的工头、工人工资表 

（此表系根据钱世禄调查长辛店机器厂工人工资情况所列）

机车厂         单位：银元

客货车厂

正太铁路局员工工资表

单位：银元

据《中国劳动年鉴》一九二五年正太铁路工人日工资表：

旋削匠最低0.69（元）最高1.52（元） 

铁   匠      0.63     0.80

木   匠      0.48     0.63 

司   机      0.92     1.63

司   火      0.55     0.92

转辄夫      0.27     0.33

旗   夫      0.33     0.40

学   徒      0.30     0.50

4.大小工头的层层盘剥 

工人不仅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要受大小工头的盘剥和欺压。大小工头依仗资本家的势力，对工人进行重重剥削。

工头剥削工人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形式是以“送礼”为名，对工人敲诈勒索。包括进厂（上工）礼，一年三节礼，病愈复工礼、生葬嫁娶礼，增加工资礼，登门祝寿礼等等，五花八门，千方百计敲诈勒索吸工人的血。据原正太总机器厂“二七”老工人刘瑞增回忆：“逢年过节约我们都得给工头送礼，一个工头一收就是上千块大洋的礼钱。不送礼，工头就找岔开除你”。有些总管（大工头）懂外语，借机敲诈工人。当法国人到现场视察时，总管就趁机欺骗工人说：“洋人说，你们工作不努力，要开除，……大家想想办法吧”。这样，工人们就得凑些钱送给他。据“二七”老工人宋公玉等人回忆，一九二年宋公玉上班花了三十元，邢文才花了六十五元，有的花到一百五十元。陈梅生回忆说：“那时进厂上班要给工头拿钱，上了班每月还要拿钱送礼。每次开工资，工头王纯都站在开工资的办公房的门口等着人们给他送钱”。宋公玉说：“我花钱上了班，上班之后别人还送礼，我就不送。后来王纯（工头）让人搬了一大块煤放在院内，硬说是我偷的，要开除我。结果，我还是托人说情送了礼，才没开除”。

从工头王纯的发家史可以看出一般工头剥削工人的罪恶史。王纯，冀东遵化人。当时为正太总机器厂铁炉房的总管（大工头）。正太铁路开始兴建时，先从天津、唐山招了一批技术工人，他就是那时候应招来的。他来到石家庄以后，把他的一些师兄师弟、亲属朋友，都安插在铁炉房、挪工厂、翻砂厂这北三厂。他不但是铁炉房总管，还代管着那北三厂。王纯巴结外国资本家，欺压和剥削工人，他可以任意打骂工人、开除工人，所以人称“北霸天”。王纯家住姚栗村酌，离厂不过一二里，每日上下工，不是骑马，就是坐轿车。他的马鞍马镫，全是黄钢的，黄澄澄的，人们都说王纯是骑“金马”，坐“金车”的人。

工头剥削工人的另一种形式，是“包工大柜”和“小包工制”。例如井陉煤矿。当时矿上并不直接雇佣井下工人，而是将井下生产分段包给几个“包工大柜”。井陉矿包工大柜的形式是：一是大柜由东家包下工，找一个大把头经营管理，一是大把头包下工，再找东家，凑股子组织大柜，大把头再雇一批有采煤经验并能招工的人作为助手，指挥几个生产组，这叫“中岔”，带一组人生产的叫“二头子”。“包工大柜”的剥削形式主要有二：第一压低工码。工码即是工资。订工码不是法实际生产来订，而是照顾大柜利润和私情来订的。每月底由大头子召集二头子，“中岔”在一起摆上酒席、边吃边订。这样订出来的工码，自然占夺了工人一部分工资；第二放高利贷。每月工资不按时发给工人，工人每天生活需用钱，不得不从大柜上借钱，借粮。借九角，发工资时扣一元。借米面以柜上特制的十三两小秤借出，开支时按大秤超过市价扣还。一九二九年左右，废除了包工大柜，改为“小包工制”。大头子直接到矿上带领二十多人生产，取消了“中岔”，人多的设二头子。这种小包工的剥削形式是：一、挂黑牌、吃空名。二、贪污。每月出煤多时，矿上为了刺激工人多出煤，发给一部分“赏钱”，大头子除给他们靠近的工人一点外，多为大头子、二头子吞掉。三、勒索。发工资时向工人强借，只借不还，强迫工人送礼，叫工人给他们干私活。正丰矿的包工大柜叫“锅房”，剥削形式与井陉矿大致相同。这种包工大柜的制度，实际是封建把头制。这些封建把头掌握着招工和开除工人的大权，把头招工还可以任意克扣招募费，盘剥工人。大把头杨俊峰（杨秀林）从河南内黄县招工四百人，一次即克扣招募费一万八千元。

工头盘剥工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以“罚款”为名，欺侮和剥削工人。如大兴纱厂工人李银山，因屡次被罚，一次月底被扣得领不回一文钱。一个姓赵的女工在上班进厂时，因为没有给工头鞠躬，工头侯振合随手拿起粗纱管将赵的手打肿，还让她跪在路上认罚赔罪。由此可见，工头不仅在经济上对工人剥削，在政治上对工人的压迫也是很历害的。他们可以任意打骂开除工人。

5.劳动条件恶劣，生命无保障 

资本家只为赚钱，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工厂、矿山既没有安全设备，又没有劳动保护用品，更没有劳动保险待遇。伤亡事故经常发生。例如正太总机器厂，有一次，工人刘玉珍到天轴上去浇油，由于没有防护装置，衣服被天抽挂住，把他缠在天抽上，绞得他脑浆迸裂筋骨碎，鲜血飞溅。资本家走过来不问人的死活，先问“机器挤坏了没有”。工人死了，法国资本家不出丧葬费，工人们凑了些钱，把刘玉珍葬埋了。老工人忆起这件事时说：“当年在这洋城里做工，真是鸡叫头遍起，夜半三更眠，病了没人管，死了席子卷”炼焦厂许多工种劳动强度太大超过工人体力。如抬焦筐劳动、一根抬棍碗口粗，丈把长，足有二十斤重，大筐上百斤，装焦炭四百斤，共五百斤重，要走很长的路，踏二十八块桥板，爬三丈多高的焦坡，高温作业，不少工人劳伤，热晕，甚至死亡。工人李改子劳累过度口吐鲜血，死在工房（车间）、工人刘玉顺活活热死在焦炉旁，二十岁的工人王来玉在炉顶绞罐，无安全设备，绞罐机失灵，一头栽到几丈深的炉底，活活摔死。

大兴纱厂车间没通风设备，工人常常是光着上身干活，双脚踩在半脚深的积水里，蒸笼般的车间温度高达四十度。棉毛飞扬，空气污浊，劳动强度大。许多工人患了肺结核，心脏病、罗圈腿、驼背躬腰等病症。夏天车间常有人晕倒。一九三九年的一天，仅织布车间即晕倒三十多人。布场任喜子被皮带咬住，一下子把人绞上天轴，鲜血溅红了周围的二十四台织布机，满地是碎尸肉块，惨不忍睹。

井陉煤矿工人劳动条件更恶劣，生命更无保障。井陉，正丰两矿虽称为现代化开采的新型煤矿，但是直接出煤的各个环节，仍然是笨重的手工操作。煤头挖煤镐刨锹装；运煤是用能盛二百斤煤的小柳筐往外背，或者是用能盛一百多斤煤的小木斗往外拉；从坡上往下送煤，没有小绞车，由两人在后边用木棒别住煤车轱辘，前边有三、四个人用脊背戗住煤车往下滑。坡陡车重经常发生事故，砸伤工人。

矿井下没有安全设备，井口罐笼没有挡门，煤头不检查瓦斯，掘进不探水。矿工整月累年上有淋头水，下有黑煤水，在发着腐烂臭气的低矮的巷道煤头挖煤，通风不良，煤头闷热。矿工们在这样极恶劣的条件下挖煤，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矿工们不仅承受着牛马般的劳动，更大的灾难是生命没有保障。矿井下经常发生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事故。而每次事故都使矿工人身受到摧残，甚至死亡。一九〇三年、汉纳根在横西村开井，工程进到二十多丈深，井腰流砂塌陷，三十多个工人被埋在井下。汉纳根得知后，不但不抢救，反而向前来同他讲理的矿工和家属开枪。

据统治者公布过的部分数字来看，仅一九二五一年井陉矿即事故死亡三十七人，伤六千七百六十九人次。

6.女工、童工、艺徒 

工人阶级队伍中受压迫、受侮辱、受剥削最甚者，莫过于女工、童工和艺徒。

女工。如大兴纱厂，不仅工资一般比男工低，而且常常受工头的欺侮、污辱（如搜身，调戏等）。女工一怀孕，就有被开除的可能。为了不失业，许多女工怀孕后，即用带子把肚子勒紧。因而不少女工流产，有的把孩子生在厕所，有的生在路上，有些青年女工为此葬送了生命。女工吕阿宝，解放前在纺织厂上班曾怀孕五次，怕工厂开除，其中两个胎儿在腹中被勒腰带勒死；一个早产不到三个月死去；一个孩子生下来不到周岁即扔到家里，无人管而死亡。三次因怀孕被开除，托人送礼才又允许上班。第五次怀孕又第四次被开除。

童工。冷酷贪婪的资本家大量雇佣“廉价的童工，是剥削工人的一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解放前，大兴纱厂整理工房（车间）共有工人四十人，其中 童工三十二人，占工人总数的79.9%。据一九三〇年的统计，该厂全厂童工 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井陉煤矿童工占全矿工数的三分之一。在纺织厂十三、四岁的童工与成年工人往往干一样活，却拿一般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且进厂前三个月为“试工”不给工资，白白受剥削。井陉煤矿一层煤厚度为一米左右，成人在里边行动不方便，小孩体小灵活。于是他们就大量雇佣童工，多数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有七、八岁的儿童。对这些童工，工头更是可凶任意打骂。童工裴眉眼，为减轻父亲的家务负担，十三岁下矿井。大兴纱厂童工冯二改，被工头打伤，为了糊口，母亲背着他去 上班。大兴纱厂童工50%得肺病， 15%得肝痨。 

艺徒。多为小工厂、作坊、手工业厂主所雇佣之童工。名日“艺徒”，实为童工。这种艺徒，比大工厂之童工，所受到的剥削和人身摧残更为严重。入店（厂）要订合同。实如“卖身契”。此“艺徒，大都十四五岁，即入工商业，学习手艺。……需订立习艺契约，并由介绍人或亲属签字担保，约定学习期限，此项期限大多三年”。“至艺徒与合同期内，全由行主处置，即有疾病，或不幸因病而死，其家族亦无控告行主之权；其医药或棺木之资，亦须家族为之担任。……”合同书中还规定：“该徒若中途无故辍业，情愿包赔饭钱，每日按大洋贰角计算。再有潜逃失匿，发生性命之危险等事，均归保人担完全责任，不与行主相干”等等，（见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第二次劳动年鉴》。石家庄药厂老工人邓景熙，曾于十五岁时进一家电料行当艺徒。一进门先立下“卖身契”似的合同，每天干活十三小时，先干铁工活，摇旋车轮三个月，再给资本家做饭一年，伺候资本家，然后才让学技术，学手艺经常挨打挨骂，学徒三年不给工钱。期满也只挣到低微的工资。出师后不久，又被资本家开除。原中华饭庄老工人魏善学，十六岁来石家庄正裕饭庄学徒，整天挨打受骂，都是干最脏最累的活。一次因弄到股东鞋上几滴水，便被打了几个耳光。有钱的人进店，要给人家扇扇子，递手巾把。到年关，资本家借口“不中用”，随便辞退，白白给资本家干了一年。原铁路大厂老工人任长在，十五岁时进一家鞋铺学徒。每天都是满天星星起，深更半夜睡，伺候掌柜的。掌柜的稍不顺心，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动不动就罚跪。后来，又到一家烧饼铺学徒。一次卖烧饼，由于过度疲劳睡着了，醒来一条盘烧饼丢光了，掌柜的把他用麻绳捆起来，吊在梁上毒打一顿，然后开除。（后来又到煤矿当矿工，最后到铁路大厂上工）。

资本家、大小把头，榨尽了工人的血汗，他们过的是“花天酒地”“朱门酒肉臭”的豪华奢侈生活；工人们过的却是饥寒交迫、牛马奴隶般的苦难生活。

法国资本家米来哈，从中国攫取了大量财富，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所欲为。他在正太路局总机厂内，修建了自己的公馆，公馆里有假山草坪，花园，凉亭和人造小溪。他喜欢驯鹿，就在公馆内建了一个漂亮的鹿圈。还有什么高尔夫球室等等各种娱乐设施。

而工人除了家住附近农村的下班可以回家之外、占大多数的单身汉在工厂区却没有立脚之地，他们只好三三五五地合在一起，在附近村里租间民房、或搭个小窝铺，几个人挤在那既简陋又潮湿的棚子里，工人们把这叫做“住窝伙”。穷弟兄们白天上工，晚上回来摊钱买点米面，轮流做饭。工人们把这叫做“吃锅伙”。由于工人们穿的破破烂烂，像乞讨的“花子”一样，所以这些工人居住区被称作“花子店”。

井陉、正丰两矿的管理机关都设在天津，统治者（德国资本家及其中国买办）用剥削矿工的大量血汗钱，在天津过着极其豪华的生活。他们在天津，北戴河等地修建了多处公馆，别墅。就是居住在矿上直接指挥与监督工人劳动的矿长，也是极其富有的。他们办公有办公大楼，家属有家属大楼，就是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小姐还有“小姐楼”。汉纳根由于开办井陉矿，一变而为德国的富豪。

煤矿工人终年辛辛苦苦，干得是牛马活，却过着“吊着锅子没米下，一件破衣两辈穿”的苦难生活。逢年过节，有些矿工忍痛咬牙到大柜上借债，给大把头二把头送礼。有的连家也不敢进，到外边躲债。多少矿工被逗得卖房卖地，卖儿卖女，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冻饿死亡的矿工无计其数。井陉宝藏的开发，并没有给矿区人民带来幸福，却成了资本家们的摇钱树。这怎么能不激起工人阶级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呢？

（二）石家庄工作阶级的早期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石家庄工人阶级，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就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把头压迫剥削的斗争。不过，在一九二一年以前的早期斗争，大都是自发性的斗争，其中大多是经济斗争。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觉悟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还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还没有本阶级先进组织的领导。往往是一些带有地方观念的同乡会，以及民间流传下来的秘密结社（如在礼会）或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结拜盟兄弟等小团体，起着一定的组织作用，有些斗争则是某些有影响的工人带动起来的。有的甚至是某些个人单枪匹马的反抗斗争，如张洪志斧劈工头王举的故事。当时这些斗争，往往是工人群众被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激起的愤怒，对资本家的极端不满而引起的反扰。其表现形式，多半是怠工，破坏机器，破坏工具，向官厅告状，或暗中集伙打击特坏的把头和外国人。或是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克扣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等经济方面的一些要求。

复元堂礼公所，石家庄第一个工会的策源地

复元堂礼公所（旧址在现在新华路东头路北），是建立工会之前部分铁路工人聚集的地方。当时，工人们在工厂干一天活，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人们总要有个地方散散心中的郁闷和积愤。于是有些人结盟拜把，抱成小团体，以同舟共济；有些人则到市面上喝酒，解愁……。有些人则来到复元堂公所拜菩萨、打坐、喝茶、谈心。复元堂公所是所谓“在礼”的地方，一不许抽烟，二不许喝酒。所以这里也叫“戒烟酒会”。到复元堂去的大部分是铁路工人。象铁路大厂的王风书、孙云鹏、米振芳、崔庆瑞，杨来福等人，都是经常到复元堂去的工人。这些人大都为人正直，讲公理，而且有头脑。由于经常在一起谈心，志同道合，他们常常在这里秘密商讨如何对付外国资本家和工贼的事，于是复元堂公所后来成了酝酿组织工会的基地，这些人都成了后来办工会的骨干，正太铁路第一个工会的筹委会就设在这里。

辛亥革命和包围路局办公大楼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浪潮，很快地波及到石家庄，极大地鼓舞了饥寒交迫的劳工，铁路翻砂厂工人王秉埠，头一个剪掉发辩，大家都称他是“革命党”眼着工人们纷纷剪掉发辩，争当“革命党”。

辛亥革命，震动了外国资本家。他们担心币值浮动，有一个多月没给工人发薪。因而激怒了广大的劳工，他们自发地联合起来，包围了正太路局办公大楼，要求路局发薪，整个正太铁路停了车，法国人这才给工人发了薪。

但是，时隔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激怒了工人群众，这时从北京来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名叫李安良。（说是长胡子老头，其实不过三十多岁）。李安良来到石家庄铁路大厂，组织工人们建立“中华民国工党会”教工人学文化，练武术，以反对袁世凯复辟为宗旨。但是，时间不久，“工会党”就被取缔了，李安良和几个工人也到太原去了。

张洪志斧劈王举

在辛亥革命租工党会的鼓舞下，铁路大厂还发生了一个张老头斧劈王举的事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三年，那时，每年端午、中秋、旧历年以及工头家里婚、丧、嫁、娶、孩子过满月前时侯，劳工们都得给她们送礼。铁路大厂修车厂有个铜匠名叫张洪志，于艺高，脾气倔，硬是不送礼。于是修车厂总管王举，处心积虑地找他的毛病。工人们上下工都是披星戴月，提个手提灯。有一天，张洪志把手提灯擦得很亮，挂在墙上，准备下工时走路照亮。王举走来，拿了就走。张洪志急忙上前质问说：“你为什么拿我的灯？”王举说：“你还称这样的灯？ 这是偷的我的！”听了这话，张洪志气坏了，旧恨新仇涌上心头、一鼓气磨了把飞快的斧子。第二天天不亮，就躲在芦家胡同拐角的地方。眼看王举提着灯走了过来，他手起斧落，把王举劈倒在地，又连劈几十大斧，王举被砍死。这件事传开后，劳工们人人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资本家和工头们个个胆战心惊，工人们一见工头为非做歹，就愤愤地说：小心叫你后赶王举！ 后来，法国资本家阿拉伯然指使获鹿县衙，逮捕张洪志，张己逃离石家庄，警察把张的两个儿子抓去关进获鹿县衙。

夜袭警察所

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石家庄的最高官署是获鹿县振头镇驻石家庄警察所。有一次，有几个工人和警察所发生纠纷，工人被警察打了一顿。当时，正太路局的法国人和警察所也有矛盾。这件事被阿拉伯然的妻子郑大顺知道了，他装作十十关心地样子去找那几个工人，又煽动，又打气，还给他们每人一支盒子枪，让他们去和警察斗，这几个工人手持短枪，夜袭了警察所，打击了官厅统治者。但却被法国人利用了。

矿工：死亡赔款“斗争

一九〇三年，井陉矿建矿初期，发生一次“流砂塌井事件”。法国资本家仅纳根不但不抢救遇难工人，还枪杀了赶来呼救的矿工家属，全矿职工无比愤怒，掀起了要“死亡赔款”的怠工斗争，迫使汉纳根即出了“死亡一人赔偿五十元，棺材一口，寿衣一套”的规定。

教训法国佬克里喀

正丰煤矿请来的德国工程师克里喀，是吸血鬼，他一个月拿工资一千二百五十元，对工人却非常狠毒。一次克里喀发现一个工人正在休息，二话不说，上去就用手杖毒打，引起了矿工们的愤恨，刘汝州、张吉戚、刘万祥一起下手，将克里喀抬起扔进煤车里，狠狠地揍了一顿。矿工的强烈反抗，使把头、监工有很民一段时间不敢任意打骂工人。

工人早期的反抗斗争，虽然多是自发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却使统治者受到一定的打击，经济上也受到一定的损失，矿工们在斗争中，不但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利益，同时也得到锻练，提高了觉悟，初步显示了石家庄工人阶级具有坚强的革命斗争性。

六、马克思主义在石家庄工人中的传播

一九一五年，随着我国民族灭本主义的发展，我国开始出现了提倡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是这一运动的著名战士。这一运动，激发了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追求真理的热情，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多少次的斗争，包括辛亥革命那样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紧，国内各派军阀封建割据的形势日趋严重，中国的出路何在呢？ 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怀着极大的热情研究俄国的经验，寻找中国的出路。

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图书馆生任李大钊，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就在报刊上发表了《法饿革命之比较观人同年十一月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人《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一再表达热烈拥护十月革命的心情。一九一九年春，李大钊曾经在报刊上一再提倡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二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到工农群众中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在许多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接近马克思主义、尊重体力劳动、愿意接近工农的思想。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革命运动。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限于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中国工人阶级对这次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这次伟大的运动，但使革命的知识分子从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革命才能胜利。于是，许多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运动。从而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产生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做了准备。

这时，在“五四”运动涌现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一批进步青年中，出现了许多群众组织。在北京，有李大钊、玉光祈、邓中夏等人的“少年中国学会”，瞿秋白等人的“社会实进社”；在长沙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的“新民学会”；在天津，有周恩来等人的“觉悟社”；在武汉，有恽代英等人的“利群书社”等等。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等人帮助北京《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又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有邓中豆、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开始，即派他的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分别到唐山、长辛店、保定、石家庄等地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

最早来石家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张国东、朱务苦等人。据罗章龙回忆，他在一九二年即来过京汉铁路的正定车站、石家庄车站和正太铁路的总机器厂。据孙云鹏、朱务善的问忆，一九二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邓中夏、张国焘、朱务善等人先后几次来过石家庄进行宣传讲演。他们宣传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据朱务善回忆他当年与邓中夏来石家庄的情形时说：“我和邓中夏等同志在1二七/以前去过石家庄几次，第一次我记得做过一次讲演，专门是铁路工人，四十来分钟。”讲述的主要内容是“工人要当主人，工人、农民和党的关系，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向资本家进行斗争。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朱务善访问记》）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一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大钊派邓中夏等到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以职工学校为阵地，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印发各种宣传资料，京汉铁路上开来的火车要到石家庄站上水，火车司机，也经常从长辛店带来石印的传单。石家庄，铁路工人中的先进人物孙云鹏、施恒清、滕邦忠、王凤书等，看了长辛店印发的传单，听了北京大学学生们的讲演和谈话，很受鼓舞，他们还把这些传单念给其他工友听。他们说：“现在长辛店的工人比过去高了三尺啊！”大家听了都渴望走长辛店工人的道路。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年九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相当于全国总工会），成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一九二一年五月，长辛店工人成立了工会（一九二一年十月又改为工人俱乐部，俱乐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举行成立大会）。孙云鹏等代表石家庄工人到长辛店出席了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从此，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的思想在石家庄广大工人群众中日益深入人心。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从北京大学，以及后来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出来的学生，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开始并不顺利，遇到种种阻力。一方面工人本身有个认识过程，认为大学生都是金枝玉叶，将来是做官为宦的人，怎么能和贫苦工人结交？ 另一方面当时一些官僚政客们极力挑拨离间学生与工人的关系。说什么“学生是危险人物，是过激派，他们是专门来煽动工潮，借此捣乱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学生的当！”从而加深了工人与学生们的隔阂。

最初，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太原一中学生贺其颖（贺昌）到石家庄正太铁路总机器厂来工作，他找孙云鹏谈话，向孙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孙云鹏聆毕问道：“小伙计，你们卖的哪一号膏药？”贺说：“我们决不是哄人的江湖医生，我们是诚心诚意来同你们谈造福工人的革命问题……”孙不待对方答毕，把话岔开说道：“这些话我也听得不少了，卖瓜的都是夸自己的瓜甜，究竟怎样，我们工人脑筋简单，实在闹不清楚。”随后孙提出一连串的疑问，追问得紧了，贺其颖就不说话了，只得颓然而返。

后来，罗章龙又来石家庄，由史文彬（长辛店工运领导人、工人）介绍认识了孙云鹏，开始也是谈不拢。据罗章龙回忆：“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孙较诚实，但对党的性质、政策不了解，他不但不帮助我们开展工作，还出面抵制。他的理由是，“我文化水平低，我不干。”虽然孙云鹏初见拒绝，我还是再做他的工作。于是我找到他家住了两、三天，记得他还请了一次客。此间，我深深地给他谈了一下共产党的性质，工人受压迫求解放，必须有党来领导，要走俄国人的道路等等。他提出的疑问，我逐一解释了。经过几天的工作，孙云鹏的认识有很大提高，不像初见时那样顶牛了，表示愿意做工人的工作。”通过实践，孙云鹏等工人中的先进分子，看到劳动组合书记部下来的人，生活极清苦，节省自己的收入支援工人运动，捐助工会；来往多乘煤车和货车，以省费用。和工人谈心都是推心置腹，生活上不分彼此。在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中，总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前仆后继，牺牲累累，百折不回，而深受感动。到后来，他们心中的各种疑虑都完全冰消瓦解了。孙云鹏后来对人说： “书记都是真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绝对不是在政治上玩猴把戏的，是工人们难逢难遇的。今天如果再有人攻击书记部的话，那他们一定是不识好歹、不辨邪正的人了，我们一定不答应。”后来，由罗章龙介绍，孙云鹏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一年冬，又在北大西斋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定车站工人康景星也说：“书记部为咱们，咱们一定跟书记部一道，任何刀斧也砍不断工人与书记部的关系。”（以上情节记载是《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当然，这种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还是在这以后的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七、石家庄早期工会的创立

（一）正定车站工会的成立

石家庄的工人运动，起源于铁路；铁路工人运动最早又开始于京汉铁路的长辛店。从长辛店再传播到正定车站。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又称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舟、劳动补习学校。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等办。在办校的基础上，一九二一年五月成立了工会（有工头参加，系工人俱乐部的前身）。十月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加入者日益增多，取得工人群众的很大信任。而且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车站。此时，北京共产党部出版《工人周刊》，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极力鼓动组织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在此刊物上尽量宣传。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工人俱乐部了。北方各铁路各段站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长辛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所以有人称它为“北方的红星”。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从长辛店发起，京汉铁路北段举行了轰动北方的“八月罢工”，而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各项要求（先提八条，后补充十一条）得到解决，罢工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罢工浪潮的起点。罢工参加者三千多人，坚持两天，断绝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惧，终使路局屈服。取得胜利条件主要者如下：

开除欺压工人的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

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

工人每日加薪一角；

工人因工受伤者，害病期内，不得扣薪；罢工期内也不得扣薪。等等。

事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给全国各地工会一封感谢信，对各地工人鼓舞作用甚大。

长辛店燃起的工人运动的火把，首先传到石家庄地区的正定车站。在长辛店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和八月罢工胜利的影响下，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定车站即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这是石家庄地区最早的一个工会），后来又参加了八月罢工，第一次显示了工人组织起来的威力。

关于正定车站工会成立的经过和参加八月罢工的情况，据当年正定车站工会首位总干事李斌等人的回忆，首先是长辛店派出代表到京汉路各大站联系建立组织。正定车站是在一九二二年一月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经过选举由李成任俱乐部的总干事，康景星、马度章等是委员。会员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二十多人。后来，由于工人内部不团结，组织曾一度陷入停顿。经过李默、康景星等人的努力，又重新组织起来，组织发展到三十多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阮元不断来正定指导工作。会费当时规定每人每月工资每一元中交一个大铜子。在车站外边一个茶馆中租了一间小房子，作为俱乐部办公和活动聚会的场所。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长辛店工人发起“八月罢工”。将南行的票车扣在北京站，没向南放。八月二十四日，正定站工人俱乐部得到长辛店罢工的消息之后，马上召集工人开会，宣布长辛店工人参加罢工，援助长辛店罢工斗争。正定车站有职工一千多人，参加俱乐部的这时只有五十三人，但俱乐部还是宣布罢工了。正定站有一部分司机、司炉他们都是传习所的人（铁路局长为了控制工人运动，组织了传习所，他们专门破坏和抵抗工人俱乐部组织），他们不响应罢工，坚持开出火车头来破坏罢工斗争。在开会时俱乐部组织了敢死队，五十三人全参加了，开完大会，大家马上一齐出动去厂内轰人，坚持罢工，派三名工人把守一个闸口，不准传习所的人出车，声称如要出车，工人就拿铁叉叉死他们，这样他们就不敢出动了。于是全厂工人都走出工厂，车站上的工人也全部停止了工作，有些人都来要求参加俱乐部组织，这时工人组织的力量更大了。

在罢工的时候，驻站的军队，团长李纪才（胡景义的军队）他们见到工人势力大，对罢工没有敢干涉。铁路各段长、车房总管对罢工很不满，但又不敢说什么。有些员司说：“你们是胡闹/、“要罢工闹不好就失败”。他们抱观望、看热闹的态度。工人不理他们这一套，坚持罢工一天。最后，罢工斗争胜利了，在南去的票车上插了一个宣布罢工胜利的大旗子，经过正定车站一直插到汉口江岸。（见李斌：《谈京汉铁路工运史》）

（二）李大钊派张昆到石家庄，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会的成立

长辛店工人运动的火种，很快也传到了石家庄铁路大厂。

一九二一年十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消息很快传到石家庄正太路机器厂。大厂的工运积极分子孙云鹏、滕邦忠、施恒清、玉凤书、米振芳等人，积极串联工人，准备要成立工人俱乐部。

正在酝酿成立工会的时侯，从南方传来消息：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工人为了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举行了大罢工。正太铁路总机厂的工人们，在孙云鹏、施恒清等人的倡导和组织下，很快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举行了集会，以捐款、发声援电等形式，表示对香港海员罢工的援助。这是石家庄工人阶级与全国工人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开端。这一件事使孙云鹏等人越发感到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正太铁路大厂的工会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成立了。但由于当时主人缺乏斗争经验，他们经过积极串联、努力工作而筹建起来的工会组织，却被工头们篡夺了领导权。

正当孙云鹏等积极串联工人，实行劳动组合，建立工人团体之际，正太火车房总管陈顺来，大厂铁炉房总管王纯，也表示“极端赞成，愿血忱帮助此事，使之早日成功。”陈顺来、王纯等工头明知道，一旦孙云鹏等组织起工会，对其主子法国资本家，对他们自己都很不利，可劳动组合又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便计上心来，摇身一变，由反对变为“极端赞成”，以迷惑人心，投机钻营，达到钻进工会、窃取权力、控制工会的目的。

孙云鹏和王钝、陈顺来本来是死对头。明知他们“极端赞成”是假，投机钻营是真，可是，既然对方表示“极端赞成”只得“表示欢迎”，将计就计。这样也可以利用陈、王的身份，先把团体组织起来，取得合法地位，而后见机行事。于是各抱着不同的目的结合在一起了，陈顺来来当了会长，孙云鹏担任交际员，同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他路工会进行联络。这样，他们的活动更加合法化了。这个团体，开始取名“工人联合会”，后来改为“工界联合会”，最后向当局立案定名为“工业研究会”。

正月十六这一天，在石家庄同乐戏院（即解放后之工人剧场）召开“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出版的第卅号《工人周刊》上，刊登了这一团体的章程。章程中主要内容包括：

正式选举正副会长各一名，干事、交际、书记各两名，文牍一名，会计一名，庶务四名，评议员八名。“以上诸君皆系义务，惟雇夫役二名。”强调会员要“一致行动，共保我同人等应有之权利，协力巩固团体，以御外侮为宗旨”。“凡外埠工界代表或会长来石，有无事故，本会一律招待”，章程还规定：“本会不拘大小事件，尽由会长出席宣布，征求大家同意，复经评议部核定、叫全会通过后方能实行，惟不得以少数私见而专主，若评议员因事不能到会，其最少数不下五名，方可取决案件，否则作为无效”；在经费收支方面规定：“本会现当此次开双支之际，实行普遍筹款，工匠等捐助银洋一元，长工及小工等每位一律大洋五角，此乃成立筹备捐；尚有经常费一事，俟本会选定职员后，再为定夺。倘有不可思议之重要事件时，所筹之款仍不敷用，临时讨论特别捐，尚希我同人慷慨资助，以表热忱。但会中一切经费出入，一一载明，以杜群疑。将来本会除经常费外，尚余若干款项，或缓交应纳之月捐，或储于某殷实银行，或设立学校以培植工界子弟，不收学费，惟用途不可浪费，万不许置放个人舍下，恐其临时应用，措手不及，庶免意外之虑”，等等。（底文见《工人周刊》第三十号）

发起人，签名的大都是各分厂大小工头。这样一来，工会被工头们篡夺了领导权，控制了工业研究会。这一团体成立后，名义上将会所设在戒烟酒会（复元堂）公所，实际上却在大桥街路南明盛园饭店外院，租赁了一所房子，作为会所。工业研究会一成立，就包了“洋城”里的炉灰、大粪，并由王纯在姚栗村买了几亩地（后又在柏林庄村南买了二十亩地），既将这里作为工人义地，谁埋葬谁出钱；又在这里存放炉灰、大粪。每年只炉灰、大粪即收入一千多块大洋。王纯、陈顺来这些工头，想从炉灰、大粪中谋利，常常因分赃不均，争吵不休。工头们除了争吵分赃之外，就在明盛园喝茶闲谈，让工人每人每月交一日工资作为会费，供工头们挥霍，并不为工人谋一点利益，使工业研究会成了法国人沙革和局长丁平澜的御用组织。

工业研究会成立不久，王纯、陈顺来就原形毕露。工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他们“赞成”劳动组合，只不过是为了窃取工人组织领导权，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工人，效忠洋人，谋取私利。工人们看透了王纯、陈顺来的用心，工业研究会很快趋于分化。

一九二二年七、八月间，正当铁路大厂工人积极分子孙云鹏等人，感到不知所措的时侯，北京李大钊派来了共产党员张昆弟。

张昆弟，湖南益阳人，一九一三年后，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和毛泽东、蔡和森是最要好的学友，他们曾一起创办新民学会。一九一八年，张昆弟和蔡和森到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末，由于张昆弟、蔡和森等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党组织决定张昆弟留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

当时，华北地区的工人运动，是在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党部和邓中夏为首的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开展起来的，它的重点是铁路和煤矿两大产业。

为了在铁路系与在开展与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北方党部领导人李大刊，曾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与交通系的矛盾，通过李与高恩洪（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人朋友关系，派六名共产党员以“交通部铁路密查员”的公开身份，分别到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六条铁路干线上开展工人运动，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张昆弟就是我党派到石家庄正太铁路开展工人运动的特派员。

张昆弟来到石家庄，先去复元堂公所和孙云朋！ 接了头，告诉他“我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以后常到这里送《工人周刊》，有什么事可以给我通信，地址是北京沙滩中老胡同，收信人张昆魁”。

张昆弟和孙云鹏接头后，就到工人经常聚集的米振芳茶馆，向工人们选行调查研究，并让米振芳约几个工人去找他。

张昆弟住在大桥街劝业场旁边胡同的一个旅店里。一天晚上，米振芳约上孙云鹏、滕茹忠、施恒洁寺，到旅店里去找张昆弟。张昆弟向工友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还向人们介绍了苏联工人是怎样成立工会的，怎样推翻沙皇统治和建立劳动政府的……。他说“我们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当他听了工人反映王纯、陈顺来等在夺了工会领导权，以及他们办的坏事后，张昆弟鼓励大伙说：“我们另立一个工会！”

工人米振万等听了张昆弟讲的革命道理之后，先到复元堂向工友们揭露工业研究会，只为外国人效劳，不为工人办事。并宣传北京派人来了，说可以另立一个真正为工人办事的工会。

米振芳等人还在每天中午利用吃饭时间，到各厂（即相当于现在的车间）去串通。

另立工会的消息，被工头王纯听到了非常恼怒，王纯发现本厂赵永庆和米振芳一起去开会，使质问赵永庆说，怎么你们也开会？ 赵永庆对王纯说，我们开会是为工友们办事。话连没说完，王纯上去就打了赵永庆几个耳光子，并把赵永庆开除了。接着，又跑到铆工厂去打了何二轴子，边打边说：“叫你开会！ 叫你开会！”

王纯打了赵永庆、何二轴子，还把赵永庆开除了，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下午六点钟，下班后，米振芳串通九十多名工人齐集复元堂公所院内，召开露天大会，滕邦忠、孙云鹏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讲。发动大家另立工会，并提出会名叫同义俱乐部。工人们齐声赞成。

九月四日是个星期天，同义俱乐部在西横街北口的村外空地上，召开了全体会员选举大会，到会者有三百多人，由机器厂谢恩霖唱票，当场选出了俱乐部委员和各厂总组长。

俱乐部的委员有：孙云鹏、施恒洁、滕邦忠、玉凤书、米振芳、李德存、赵文洁、董竹亭、高蜡山、刘焕文、史玉刚、李玉璋、计根生、刘智信、王殿卿、李恩汉。

选举大会以后不几天，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派来共产党员刘明俨，以俱乐部秘书身份。帮助石家庄铁路工人开展工作。

刘明俨是和张昆弟一起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当时组织上派他和张昆弟一起到正太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张昆弟有五条铁路的免票，他在北京书记部还有其他工作，常来常住。

刘明俨就常驻石家庄。他带来《劳动政府成立之困难》、《共产党礼拜六》等书籍，让孙云鹏等人阅读。刘明俨就和大家一道筹建同义俱乐部。

九月四日选举出各厂总组长和俱乐部各科负责人以后，又推举会长，孙云鹏、滕邦忠分别任正副会长。

同义俱乐部成立之后，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就到石家庄地方官署去立案。这时军阀政府已在石家庄建立了警察局。立案时，警察局认为正太路上已经有一个工业研究会，不能再承认别的工会。去立案的代表说明工业研究会是工头的团体，不为工人办事，所以要另立工人自己的工会，但警察局仍不准立案。

俱乐部又派米振芳去立案，石家庄警察局长姜鹿鸣，是山东人，和米振芳是老乡。过去，米振芳的哥哥米振标在北京当毅军统领，姜鹿鸣也在北京当过毅军，是米的部下。托米振芳去找姜鹿鸣说情，米振芳向姜说明了王纯、陈顺来怎么把持工业研究会，怎么效忠外国人，欺压工人，说明工人为什么要另立工会，要求姜鹿鸣给予立案。姜鹿鸣听后，提出了一个变动方案，即仍以工业研究会的名义，另搞一个附设团体，取名为：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简称“传习所”，这才立了案。

传习所成立后，就准备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向其他一些地区的工会发了请贴。可寄去不久，又给顶回来了。因为“传习所”这个名字，当时在工人中很臭，一些官办学堂、团体之类多叫传习所，外地工会不明底细，还以为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也是个官办团体，因此不来参加会。刘明俨、孙云鹏向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了汇报，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各地工会发函，说明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是真正的工人团体，是书记部领导办起来的，是为工人办事的，并不是“官办团体”。各地工会这才应邀赴会。

大厂里的工人虽然都加入了工业研究会，可是，早把王纯、陈顺来恨透了，大家只是敢怒不敢言。看到孙云鹏等人另立工会，胆子大的都加进来了，有些胆小的，只是心向俱乐部，不敢见行动，如今一见传习所立了案，要开成立大会，纷纷都从工业研究会里退出来，加入了传习所。

传习所立案时，另订了一个简章，宗旨是：联合工业技术精巧，联络感情，提高人格，如有婚丧嫁娶，由大家协助，如被人陷害，由大家出面力争曲直。每人每月交会费不超过一角，发收要有存根，每月公布一次，谁入会领一份简章，交三角钱。

一九二二年十月八日，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在同乐戏院召开成立大会。会员们整队先游行，后进会场。举着红旗。另有纠察队员臂戴袖章，维持秩序。纠察队长于佩元，副队长窦斌、刘士元。队伍从西横街北口出发，一直往南，穿过龙王庙（在此照了像）、升平街，来到同乐街。会员们一路上边走边呼口号。工人们高喊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劳动万岁！”然后队伍进入会场。

这天参加大会的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张昆弟、刘俨明，长辛店工会代表史文彬，正定工会代表康景星、马福来，还有琉璃河、高碑店等工会的代表和石家庄正太铁路大厂五百多名会员，把同乐戏院挤得满满的。

大会由传习所秘书刘明俨担任执行主席。他首先讲话说，请看世界上的衣食住行，哪一件不是我们工人做的，可是享福的却是资本家，我们要觉悟起来，联合起来！ 孙云鹏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天是传习所成立的日子。早先资本家看不起我们，拿我们当煤渣子。现在我们有了组织，受人尊敬了。工会要为众人办事，大伙要团结一致、守规矩，听工会的命令，有事找工会。”

张昆弟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传习所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劳动万岁”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赠旗之后，他也讲了话。他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在来宾中头一个讲话的是正定工会的马福来。接着是长辛店工会的史文彬讲了话。琉璃河等地的工会代表也分别在大会上发言祝贺。

大会最后发言的是机器厂一个十五岁的徒工王志修。王志修根据老工人宋栋臣给他介绍的一个情况，到台前去讲演。他说：“我是机器厂的徒弟王志修，报告给前后厂众位师傅们，去年给大总管阿拉伯然祝寿时，工匠每人出了一元，小工每人出了五角，工头们敛上钱，给大总管买了金元宝。大总管一看就乐了，把小胡子一捋，说：“你们真能办事呀！”给大工头每人每月长十块工钱，给二工头每人每月长五块工钱。今年工头们再来这一招，咱们可别给他送礼了！

会后，会员们又排着队回到传习所会址。在西横街北口大坑坡上，会员们合了影。传习所负责人和张昆弟、刘明俨以及来宾们也合了影。在队伍游一行中，还照了像（这三张照片至今保存在车辆厂厂史展览馆）。

（三）正太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石家庄正太铁路总机厂成立传习所以后，为了联合更多的工友，实现全正太路工人的劳动组合，孙云鹏、滕邦忠到阳泉、太原去联络。

在阳泉，找到了一个姓冯的工人。这个人有文化，表示坚决和石家庄工人联合。当月，阳泉工人就成立了传习所。到太原，联络的是位姓何的，表示也臣和石家庄工人抱成一个团体。并发言说：只要石家庄的车轱辘不转，太原的车轱辘也不转。太原也很快成立了传习所。就这样，全正太路的工人都组合起来了。

正在这时，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来信，通知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派代表到北京参加一次秘密会议（成立全国铁路工会），传习所推举刘明俨、施恒清去参加。

这次会议是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十一日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召开的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三十二人。会上，除通过关于支援开滦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决议外，主要讨论通过了关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决议，推定十一人为筹备委员，为将来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准备。会议要求各路工会划一组织，并向各路派宣传联络委员，每路二、三人，待联络成功后，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施恒清等回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即发来正式通知，要求每路设一总工会，下设若干分工会。各铁路的工会组织都统一建制。同时，又从北京派来了两名共产党员，贾纤青和吴先端。刘明俨到太原，吴先端到阳泉，贾纤青留在石家庄。

贾纤青和传习所的负责人们商量决定，根据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规定，即将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改为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下设石家庄、阳泉、太原三个分工会，贾纤青任正太总工会兼石家庄分工会指导员。

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的组织成员是：孙云鹏、滕邦忠、施恒清、王凤书、米振芳、史志刚、计根生、刘智信、李玉璋、高培山、刘焕文、崔庆瑞、王殿卿、李恩汉、李庆云等，名誉参谋宋栋臣。

正太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分工会组织成员是：秘书科：主任施恒清，副主任李德存；交际科：主任盛世华，副主任田清连；教育科：主任赵恩章，副主任赵德喜；调查科：主任刘智信，副主任肖连发；庶务科：主任王凤书，副主任计 根生；理财科XXX；交通：XXX。

传习所改为正太总工会以后，又派代表到警察局呈请立案，警察局不予立案。总工会又进行研究决定：给立案也要立，不给立案也要立，正太总工会是立定了，并在星期日召开成立大会。但是，一不向各地工会发请贴；二不打鼓放鞭炮；三不发表成立宣言和声明。只在总工会院内召开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宣布把“传习所”改为“工会”。从这天起在西横街北口路东大院门口，挂起了“正太铁路总工会”的大红旗，在全体会员大会上，贾纤青宣布了总工会组织大纲和各项章程，纠察团各项规则，以及会议制度。

从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露天大会以后，成立传习所时曾在龙王庙后身，西横街北口路东赁了一所民房作为会所。这次传习所改为“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会所未变，会所内有办公室、图书馆、游艺室等等。在大门口还挂了白色大纱灯，上写着”正太总工会”五个红字。

工会成立后，会员们每天晚上都到会里来，把各房间都挤得满满的，这里成了工人之家。工人们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懂得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原先打架的也不打了，有什么事找工会，打官司也靠工会。工人们也提高了人格。原先，有些人三、五成群游娟、聚赌、砸茶园、砸戏园、看戏不买票，现在不干了。原先，有些人到复元堂去拜菩萨，现在到工会看书报。原先，有些人不孝敬父母，不管家里人的生活，只顾自己吃喝嫖赌，经过工会教育，不再挥霍了，孝敬父母了。工厂风气一下子改变了，工会的威信一下子提高了。对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老百姓称赞工会是“替天行道”。

正太总工会除了发动工人捐书之外，还向全国发出征集图书的启事。（见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正太路工人之工人图书馆》）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石家庄工人中的传播，党在石家庄工人队伍中的扎根与发展，石家庄早期工会的创立，为后来掀起工人运动高潮，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创造了条件，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