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纱厂建厂简史

大兴纺织厂是“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纺织工厂。前身是楚
兴公司。董事长是周星堂，董事徐荣廷兼总经理，其他董事和公司负责人苏
汰余。张松樵、姚玉堂、黄师让等。资金来源是原楚兴公司租办湖北省纱布
丝麻四局，十年的公积金及一部分未分配给原股东的红利。在国民党时期
（约1932年）废银改元，按每元七钱，合银元300万元。每股银元100元。


大兴公司既是和楚兴公司有关，所以必须简谈楚兴公司建立经过。楚
兴公司的创始人是我的祖父徐荣廷，他是农民出身，因家贫，幼时只读了两
本《论语》。十二岁离家学生意，半生并未发财，且曾经营失败，后来才逐渐
在汉口商界建立信誉，经友人介绍，到四川人刘家所经营的商号为大经手
（业务副经理），该号每年营利，我祖父靠分得红利悄悄积累。


我的祖父徐荣廷为人正派。当时抱有实业救国思想，辛亥革命后，当时
徐氏仅有积累万余两，由他号召刘家认股28万两，其余是汉口工商界人士如
欧阳惠昌、毛树棠等。资本共为洋例银70万两，与应昌公司合并，组织楚兴
公司租办湖省纱布丝麻四局。楚兴公司中，刘家重点投资，因之总经理是资
方刘象牺担任，徐氏任副经理全权经营管理。刘家并派该号秘书苏汰余到
楚兴任总岀纳，掌握经济工作。


楚兴开办后，业务平平。第一次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自顾不暇，我国
民族工业始有生存和发展，楚兴公司和其他纺织业一样因之获得超额利润。
按楚兴公司章程，每年如获利润，先提出公积金一成，再给股东官息一分，再
按二A分红，股东得80%，职工包括董事得20%，其后改为三七分红。这种
利润分配，在当时尚属开明，但工人创造的财富，仅得微小红利，多数被资方
及高级职员所获。因此，徐氏和总公司高级职员也分得不少利润。当楚兴
公司十年期满时，本想续租未果，故以盈利等款筹办大兴公司。

大兴公司继续以经营纺织工业谋取利润，亦有实业救国的思想。我的祖父徐荣廷任总经理，苏汰余先生是最得力助手。苏氏当时并无正式名义，实际徐苏感情很好，互相帮助。苏氏文学甚佳，忠于职守。徐氏年老退职，苏氏继任总经理，黄师让掌握财会业务，建树很多。后来苏氏于1948年病故，众推黄师让继任董事长。

大兴公司成立后，在武昌江岸收买地皮以为建厂之用。徐荣廷同时去上海物色人材，负责办理到购机器设备，修建厂房等项工作。经友人介绍王正廷博士，再由王氏介绍华丰纱厂经理张荫甫。张氏曾在美国留学队徐氏与张氏交谈后，赏识其人，遂聘张萌甫为厂经理，负责技术、购买机器设备，建厂等工作。另委徐松陆为副经理，负责业务及财会等工作。张民建议设立工厂应选择采购原料、销售纱布以及雇用劳动力便利的地点，认为石家庄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地方。我祖父采纳了他的建议，提经董事会通过，将大兴纱厂厂址改设于石家庄。张经理采用美国纱机三万锭，布机约500台。电机1500Kw，拔拍葛锅炉等包括马达等整套设备。另说有棉毯厂，为利用废棉谋出路。厂房建筑采用美国纱厂旧高形房形式，屋顶设有水管，以为暑天放水降温之用。

在张荫甫督促下，厂房建筑、机器安装，日夜施工，经过八个月全体职工的努力，于1922年10月部分开工。在当时来说，张经理主持筹建工作速度之快，建筑牢固程度之佳，我们应予肯定。当时，厂中工务各方面负责人纺纱有许伯馨，机电有汪夏声，布厂有周谷臣等。天津办事处主任罗友松，上海办事处主任罗辉宗均办理采购材料及汇兑工作等。

大兴纱厂于1922年10月投产开工，开始细纱车速转数为100余转，产量有限。当然因新机器运转润滑不能太快，致损坏机器。但其后，产量不能增加，虽经总公司提示增加细纱车速。张经理以机器将受损害为由据不执行，反观兄弟裕华纱厂，当时细纱车速为200转，运转正常。张松樵先生是楚兴公司布局厂长，是土专家，为人肯钻研，工作细致，经验丰富。在楚兴公司结束后，以原高级职员分得利润筹办裕华纱厂于武昌，张负责其事。鉴于大兴纱厂产量不高，由董事会派苏先生代表徐荣廷去石家庄了解情况，经与张松樵商量，借用裕华纱厂技师石凤翔率技术人员去石家庄大兴纱厂考察。苏石到厂了解车速运转情况后，认为增加车速即可解决问题，于是立即执行，厂里生产达到了当时应有的水平。张荫甫经理认为未搞好生产，向总公司辞职。虽然一再挽留，坚决离去。鉴于张氏建厂开工方面费了心力作了贡献，总公司送了酬劳。

于是徐松滋任经理，石凤翔任厂长，专负责技术工务方面，工务方面有石斌章、邓楚衍、石尔璜等。

石凤翔先生曾留学日本，毕业后回国，任当时湖北工商所技正，因工作关系曾到楚兴视察。经与我祖父徐柴廷洽谈，得知他的兄长是当时司法部次长。徐氏笑问他，为何不找其兄做宫，当个司长，也比在省里当技正强，石答广我不愿当大腿蝇子”。徐氏认为石有志气。后因要办纱厂，与苏汰余、张讼樵等协商，聘请石凤翔为楚兴纺织学校校长，在布局培训一批中级专业人材，后裕华纱厂开工，石民遂任技正，任用部分学生为技术员。

1922-1931年，大兴纱厂生产正常，有利可图。由于军阀混战，天灾人祸，农村破产，青壮年流入城市谋生，招工容易，劳动力价廉。而且因军阀海战，交通常有中断，棉花外运较少，而大兴厂因近棉花产地，反可乘机抑价收购原料。再则由于交通中断后，外地纱布来源较少，大兴所产纱布成品可以实销，占住市场，此其有利因素。但也因交通常常中断，机物料必须库存较丰富方能供应生产，占用资金较多，此其不利因素。因此大兴在开始生产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忙于医治创伤，国外纱布一时很少向中国市场倾销，故前几年利润较好，除官息外，最好分过一分多，以后渐渐减少，特别在1931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到我国，外商棉纱、棉布，特别是日本利用天津，青岛纱布厂的产品，以其技术优势成本低廉，挟其政治和经济压迫，向我国倾销，无孔不入，跌价在前，夺取市场。因之大兴纱厂纱布销路停滞，向银行借款周转，最后几乎被迫停工。仓库成品抵押于中国银行，逼迫还欠，必欲吞买我大兴厂而后快，幸大兴厂未中其计。

1932-1937年，大兴厂产品积压，银行贷款有限，周转困难，亏损20余万两。鉴于华北形势吃紧，石家庄地处河北，首当其冲。为了避开日本侵略者，设法探听市场，打开销路，曾研究必须提高质量，产销对路，以图生存。曾派徐治平去西安调査，了解到西安是大兴所产“山鹿布"实销市场。而陕棉价亦较廉，布价固低，而棉花价亦低，成本较小，仍可获微利。徐向总公司建议在西安建大兴二厂，以期打开石家庄大兴总厂困境。当时总公司采纳他的建议，遂派石风翔为大兴二厂经理，积极筹备兴建临时厂房，争取早日开工生产。当时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大兴纱厂略有起色。西安大兴二厂以资金太少，必须扩大资本，增加设备，方可获利。因此石风期向总公司建议扩充纱布设备，经董事会充分研究协商，借助裕华公司财力，投资250万元。向日本订购纱机五万锭，成立太平公司，建厂于西安，撤销大兴二厂名称。石风翔调任大华纱厂经理、徐治平先生调任太华纱厂副经理。大兴纱厂工务方面派汪文竹先生任厂长，照常生产。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推进很快，大兴纱厂来不及拆运机器，仅抢岀机场料约廿余万元物资到汉口，经理厂长及部分职员撤退回汉口，厂中留守人员有滑德林等人，看守厂中器材，不久，日寇进占石家庄，大兴纱厂遂被敌人夺去。

1933年，日本侵略军进逼武汉。裕华、大华、大兴总公司迁往重庆。大兴以工厂被敌人占有，又无资金，只好遣散职员。总公司保留账册而已。日本侵略军占领石家庄后，由伪市长张格逛称代表资方生产，探知大兴天津办事处与总公司联系，声称欢迎大兴股东与他们合作，分享利润。天津办事处罗友松派员传送底稿，我们以民族气节为重，坚决不与敌伪合作，并呈报当时国民党经济部备案。

1944-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妄图夺取胜利果实，在美军帮助下，石家庄被蒋军占领。大兴纱厂亦被视为敌伪财产被蒋军没收。幸我总公司在重庆曾向当时国民党经济部备案，有据可査，几经交涉，始得发还，由我总公司收回经营。当派祝土刚先生任经理，罗良白先生任付经理，另派罗代华任会计科长，鲁绍猷任总务科厂，刘育民任供销科长，工务方面，纱厂有许伯馨，刘荣森工程师等人。

此后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京汉交通中断，石家庄几成孤岛。祝士刚经理兼有接收青岛日厂任务，罗良白付经理只好长驻天津办事处，指挥业务，办汇款等工作。最后八路军包围逐期紧缩，我厂成品利用伪航空飞机空余吨位运往太原销售，货款调汇天津，设法在上海购买外汇，以免货币贬值。四七年十一月石家庄市终于为我八路军解放，当时中共中央对城市工商业政策，不为我总公司所了解，又加上蒋介石反动宣传，所以解放后厂中无人负责，高级职员星散。次晨蒋军飞机轰炸纱厂，仓库中弹最多，大火燃烧七日之久，幸有解放军抢救，将库存纱布运出不少。其后曾由解放军偿还货款，做到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工厂遂由我军接管经营。

1946—1949年，当时平津尚未解放，武汉总公司仍在蒋营区，反动宣传甚烈。大兴总公司没有生产，资金不多，将存放天津公大纱厂的纱机运到武汉生产。因在日寇窃据时期，以侵略战争军需紧急，发起所谓“献铁运动，责令每厂均需献铁。因大兴纱厂的纱锭较旧，代替天津公大纱厂多锤毁纱锭一万五千枚，约定公大还大兴厂。因此将天津公大纱厂归还太兴的一万纱锭，运到武汉，拟在武昌建厂开工，但因资金不足，筹款艰难，无力建厂。又欲租赁栈房装机生产，以种种原因未果。

1949年我们暗中收听解放区邯郸电台叫话，嘱武汉大兴资方派员去京津协商，人民政府与天津大兴办事处联系，由天津办事处施密派员到上海辗转汉口总公司。当时国民党特务很多，与共产党联系，危险很大。经协商后，请永利银行天津分行经理陶稚农先生为代表，绕道赴津，了解具体情况。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总公司被迫迁往重庆。关于大兴发还事宜，无法直接通讯，故派我去香港联络解放区及总公司事宜，并派董事苏先勤率吴喜甫、王延青等人由重庆飞香港转乘海轮去天津，与中共方面洽谈发还接受事宜。后来又派驻沪专员葛延玉赴津，协助工作。发还规定私方经营，须偿还人民政府所留下机物料等约合小米贰百万斤。后按人民政府牌价如数还清，大兴厂于1950年1月1日起私营。

1950—1954年，大兴私营后，总公司派鲁绍猷任经理，周文培任副经理，王延青任财务科厂，刘育民任供销科长，总工程师刘荣森，纱厂工程师是口初绪，布厂工程师是吴喜甫。大兴厂向花纱布公司加订货，收取加工费，没有自营。五反后，鲁绍猷经理函请总公司派代表来石与花纱布公司协商加工合同，因此，我和苏先勤董事来到石家庄大兴纱厂，协助鲁绍猷经理与花纱布公司洽谈加工合同。我们到厂后了解到，兄弟厂裕华纱厂公私合营后得到党的具体领导，发挥了国家资本和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感到大兴纱厂也必须走上这条路，才有光明前途。遂请鲁绍猷经理向当时石家庄市委反映我们希望公私和营的要求。后经鲁经理汇报，市委领导认为当时人民政府公布五种经济并存，大兴私营，尚有利可图，应努力提高生产，等待机会再议。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大兴要求公私合营在先，因此得到河北省工业厅重视，作为首先协商合营的工厂。公方由河北省工业厅领导亲自参加，私方派我和苏先勤董事、鲁绍猷经理、周文培付经理等协商合营。决定于1954年4月1日起正式公私和营。于是石家庄大兴纱厂在党的具体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成立公私和营董事会，由公方任董事长，原私方董事均参加为董事。汉口总公司完全并厂同时合营，所有账册交由厂中接收不误。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当时大兴领导人亦有反帝爱国之心。如袁世凯妄想称帝，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时，我祖父徐荣廷与当时汉口商界刘仁山老先生均以六十多岁高龄，扛大旗领导汉口工商界游行示威表示反对。

当然，民族资本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剥削工人劳动果实。由于工厂严重剥削工人，罢工亦曾发生。在十年动乱初期，工人掲发，石凤翔时代，工人包围石风翔，是鲁绍猷助其岀逃。当时我尚在学生时代，只听说大兴闹工潮详情不知。

我于1935年开始兼办裕华、大华、大兴三公司财务工作。在苏汰余、黄师让等先生领导下，谦慎从事，幸无陨越。由于个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对公司一切细节，记忆不够。既使对本人分工份内之事，当时秉承领导办理，即交会计处记录，自己很少铭记心中。厂中历史很难全面回忆，本资料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仅供参考而已。

我1949年去香港，完成接受工作后，1950年底回国。当时华人在香港受外人歧视，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愿当“白华”，决心率家返回祖国。在完成大兴纱厂公私合营后，我下厂参加工作。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应有的表现，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还安排了各种政治待遇。我一定牢记党的关怀和教诲，尽心竭力，为“四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