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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纱厂建厂简史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20-06-26   浏览量:

大兴纺织厂是“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纺织工厂。前身是楚
兴公司。董事长是周星堂,董事徐荣廷兼总经理,其他董事和公司负责人苏
汰余。张松樵、姚玉堂、黄师让等。资金来源是原楚兴公司租办湖北省纱布
丝麻四局,十年的公积金及一部分未分配给原股东的红利。在国民党时期
(约1932年)废银改元,按每元七钱,合银元300万元。每股银元100元。



大兴公司既是和楚兴公司有关,所以必须简谈楚兴公司建立经过。楚
兴公司的创始人是我的祖父徐荣廷,他是农民出身,因家贫,幼时只读了两
本《论语》。十二岁离家学生意,半生并未发财,且曾经营失败,后来才逐渐
在汉口商界建立信誉,经友人介绍,到四川人刘家所经营的商号为大经手
(业务副经理),该号每年营利,我祖父靠分得红利悄悄积累。



我的祖父徐荣廷为人正派。当时抱有实业救国思想,辛亥革命后,当时
徐氏仅有积累万余两,由他号召刘家认股28万两,其余是汉口工商界人士如
欧阳惠昌、毛树棠等。资本共为洋例银70万两,与应昌公司合并,组织楚兴
公司租办湖省纱布丝麻四局。楚兴公司中,刘家重点投资,因之总经理是资
方刘象牺担任,徐氏任副经理全权经营管理。刘家并派该号秘书苏汰余到
楚兴任总岀纳,掌握经济工作。



楚兴开办后,业务平平。第一次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自顾不暇,我国
民族工业始有生存和发展,楚兴公司和其他纺织业一样因之获得超额利润。
按楚兴公司章程,每年如获利润,先提出公积金一成,再给股东官息一分,再
按二A分红,股东得80%,职工包括董事得20%,其后改为三七分红。这种
利润分配,在当时尚属开明,但工人创造的财富,仅得微小红利,多数被资方
及高级职员所获。因此,徐氏和总公司高级职员也分得不少利润。当楚兴
公司十年期满时,本想续租未果,故以盈利等款筹办大兴公司。


大兴公司继续以经营纺织工业谋取利润,亦有实业救国的思想。我的祖父徐荣廷任总经理,苏汰余先生是最得力助手。苏氏当时并无正式名义,实际徐苏感情很好,互相帮助。苏氏文学甚佳,忠于职守。徐氏年老退职,苏氏继任总经理,黄师让掌握财会业务,建树很多。后来苏氏于1948年病故,众推黄师让继任董事长。


大兴公司成立后,在武昌江岸收买地皮以为建厂之用。徐荣廷同时去上海物色人材,负责办理到购机器设备,修建厂房等项工作。经友人介绍王正廷博士,再由王氏介绍华丰纱厂经理张荫甫。张氏曾在美国留学队徐氏与张氏交谈后,赏识其人,遂聘张萌甫为厂经理,负责技术、购买机器设备,建厂等工作。另委徐松陆为副经理,负责业务及财会等工作。张民建议设立工厂应选择采购原料、销售纱布以及雇用劳动力便利的地点,认为石家庄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地方。我祖父采纳了他的建议,提经董事会通过,将大兴纱厂厂址改设于石家庄。张经理采用美国纱机三万锭,布机约500台。电机1500Kw,拔拍葛锅炉等包括马达等整套设备。另说有棉毯厂,为利用废棉谋出路。厂房建筑采用美国纱厂旧高形房形式,屋顶设有水管,以为暑天放水降温之用。


在张荫甫督促下,厂房建筑、机器安装,日夜施工,经过八个月全体职工的努力,于1922年10月部分开工。在当时来说,张经理主持筹建工作速度之快,建筑牢固程度之佳,我们应予肯定。当时,厂中工务各方面负责人纺纱有许伯馨,机电有汪夏声,布厂有周谷臣等。天津办事处主任罗友松,上海办事处主任罗辉宗均办理采购材料及汇兑工作等。


大兴纱厂于1922年10月投产开工,开始细纱车速转数为100余转,产量有限。当然因新机器运转润滑不能太快,致损坏机器。但其后,产量不能增加,虽经总公司提示增加细纱车速。张经理以机器将受损害为由据不执行,反观兄弟裕华纱厂,当时细纱车速为200转,运转正常。张松樵先生是楚兴公司布局厂长,是土专家,为人肯钻研,工作细致,经验丰富。在楚兴公司结束后,以原高级职员分得利润筹办裕华纱厂于武昌,张负责其事。鉴于大兴纱厂产量不高,由董事会派苏先生代表徐荣廷去石家庄了解情况,经与张松樵商量,借用裕华纱厂技师石凤翔率技术人员去石家庄大兴纱厂考察。苏石到厂了解车速运转情况后,认为增加车速即可解决问题,于是立即执行,厂里生产达到了当时应有的水平。张荫甫经理认为未搞好生产,向总公司辞职。虽然一再挽留,坚决离去。鉴于张氏建厂开工方面费了心力作了贡献,总公司送了酬劳。


于是徐松滋任经理,石凤翔任厂长,专负责技术工务方面,工务方面有石斌章、邓楚衍、石尔璜等。


石凤翔先生曾留学日本,毕业后回国,任当时湖北工商所技正,因工作关系曾到楚兴视察。经与我祖父徐柴廷洽谈,得知他的兄长是当时司法部次长。徐氏笑问他,为何不找其兄做宫,当个司长,也比在省里当技正强,石答广我不愿当大腿蝇子”。徐氏认为石有志气。后因要办纱厂,与苏汰余、张讼樵等协商,聘请石凤翔为楚兴纺织学校校长,在布局培训一批中级专业人材,后裕华纱厂开工,石民遂任技正,任用部分学生为技术员。


1922-1931年,大兴纱厂生产正常,有利可图。由于军阀混战,天灾人祸,农村破产,青壮年流入城市谋生,招工容易,劳动力价廉。而且因军阀海战,交通常有中断,棉花外运较少,而大兴厂因近棉花产地,反可乘机抑价收购原料。再则由于交通中断后,外地纱布来源较少,大兴所产纱布成品可以实销,占住市场,此其有利因素。但也因交通常常中断,机物料必须库存较丰富方能供应生产,占用资金较多,此其不利因素。因此大兴在开始生产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忙于医治创伤,国外纱布一时很少向中国市场倾销,故前几年利润较好,除官息外,最好分过一分多,以后渐渐减少,特别在1931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到我国,外商棉纱、棉布,特别是日本利用天津,青岛纱布厂的产品,以其技术优势成本低廉,挟其政治和经济压迫,向我国倾销,无孔不入,跌价在前,夺取市场。因之大兴纱厂纱布销路停滞,向银行借款周转,最后几乎被迫停工。仓库成品抵押于中国银行,逼迫还欠,必欲吞买我大兴厂而后快,幸大兴厂未中其计。


1932-1937年,大兴厂产品积压,银行贷款有限,周转困难,亏损20余万两。鉴于华北形势吃紧,石家庄地处河北,首当其冲。为了避开日本侵略者,设法探听市场,打开销路,曾研究必须提高质量,产销对路,以图生存。曾派徐治平去西安调査,了解到西安是大兴所产“山鹿布"实销市场。而陕棉价亦较廉,布价固低,而棉花价亦低,成本较小,仍可获微利。徐向总公司建议在西安建大兴二厂,以期打开石家庄大兴总厂困境。当时总公司采纳他的建议,遂派石风翔为大兴二厂经理,积极筹备兴建临时厂房,争取早日开工生产。当时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大兴纱厂略有起色。西安大兴二厂以资金太少,必须扩大资本,增加设备,方可获利。因此石风期向总公司建议扩充纱布设备,经董事会充分研究协商,借助裕华公司财力,投资250万元。向日本订购纱机五万锭,成立太平公司,建厂于西安,撤销大兴二厂名称。石风翔调任大华纱厂经理、徐治平先生调任太华纱厂副经理。大兴纱厂工务方面派汪文竹先生任厂长,照常生产。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推进很快,大兴纱厂来不及拆运机器,仅抢岀机场料约廿余万元物资到汉口,经理厂长及部分职员撤退回汉口,厂中留守人员有滑德林等人,看守厂中器材,不久,日寇进占石家庄,大兴纱厂遂被敌人夺去。


1933年,日本侵略军进逼武汉。裕华、大华、大兴总公司迁往重庆。大兴以工厂被敌人占有,又无资金,只好遣散职员。总公司保留账册而已。日本侵略军占领石家庄后,由伪市长张格逛称代表资方生产,探知大兴天津办事处与总公司联系,声称欢迎大兴股东与他们合作,分享利润。天津办事处罗友松派员传送底稿,我们以民族气节为重,坚决不与敌伪合作,并呈报当时国民党经济部备案。


1944-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妄图夺取胜利果实,在美军帮助下,石家庄被蒋军占领。大兴纱厂亦被视为敌伪财产被蒋军没收。幸我总公司在重庆曾向当时国民党经济部备案,有据可査,几经交涉,始得发还,由我总公司收回经营。当派祝土刚先生任经理,罗良白先生任付经理,另派罗代华任会计科长,鲁绍猷任总务科厂,刘育民任供销科长,工务方面,纱厂有许伯馨,刘荣森工程师等人。


此后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京汉交通中断,石家庄几成孤岛。祝士刚经理兼有接收青岛日厂任务,罗良白付经理只好长驻天津办事处,指挥业务,办汇款等工作。最后八路军包围逐期紧缩,我厂成品利用伪航空飞机空余吨位运往太原销售,货款调汇天津,设法在上海购买外汇,以免货币贬值。四七年十一月石家庄市终于为我八路军解放,当时中共中央对城市工商业政策,不为我总公司所了解,又加上蒋介石反动宣传,所以解放后厂中无人负责,高级职员星散。次晨蒋军飞机轰炸纱厂,仓库中弹最多,大火燃烧七日之久,幸有解放军抢救,将库存纱布运出不少。其后曾由解放军偿还货款,做到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工厂遂由我军接管经营。


1946—1949年,当时平津尚未解放,武汉总公司仍在蒋营区,反动宣传甚烈。大兴总公司没有生产,资金不多,将存放天津公大纱厂的纱机运到武汉生产。因在日寇窃据时期,以侵略战争军需紧急,发起所谓“献铁运动,责令每厂均需献铁。因大兴纱厂的纱锭较旧,代替天津公大纱厂多锤毁纱锭一万五千枚,约定公大还大兴厂。因此将天津公大纱厂归还太兴的一万纱锭,运到武汉,拟在武昌建厂开工,但因资金不足,筹款艰难,无力建厂。又欲租赁栈房装机生产,以种种原因未果。


1949年我们暗中收听解放区邯郸电台叫话,嘱武汉大兴资方派员去京津协商,人民政府与天津大兴办事处联系,由天津办事处施密派员到上海辗转汉口总公司。当时国民党特务很多,与共产党联系,危险很大。经协商后,请永利银行天津分行经理陶稚农先生为代表,绕道赴津,了解具体情况。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总公司被迫迁往重庆。关于大兴发还事宜,无法直接通讯,故派我去香港联络解放区及总公司事宜,并派董事苏先勤率吴喜甫、王延青等人由重庆飞香港转乘海轮去天津,与中共方面洽谈发还接受事宜。后来又派驻沪专员葛延玉赴津,协助工作。发还规定私方经营,须偿还人民政府所留下机物料等约合小米贰百万斤。后按人民政府牌价如数还清,大兴厂于1950年1月1日起私营。


1950—1954年,大兴私营后,总公司派鲁绍猷任经理,周文培任副经理,王延青任财务科厂,刘育民任供销科长,总工程师刘荣森,纱厂工程师是口初绪,布厂工程师是吴喜甫。大兴厂向花纱布公司加订货,收取加工费,没有自营。五反后,鲁绍猷经理函请总公司派代表来石与花纱布公司协商加工合同,因此,我和苏先勤董事来到石家庄大兴纱厂,协助鲁绍猷经理与花纱布公司洽谈加工合同。我们到厂后了解到,兄弟厂裕华纱厂公私合营后得到党的具体领导,发挥了国家资本和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感到大兴纱厂也必须走上这条路,才有光明前途。遂请鲁绍猷经理向当时石家庄市委反映我们希望公私和营的要求。后经鲁经理汇报,市委领导认为当时人民政府公布五种经济并存,大兴私营,尚有利可图,应努力提高生产,等待机会再议。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大兴要求公私合营在先,因此得到河北省工业厅重视,作为首先协商合营的工厂。公方由河北省工业厅领导亲自参加,私方派我和苏先勤董事、鲁绍猷经理、周文培付经理等协商合营。决定于1954年4月1日起正式公私和营。于是石家庄大兴纱厂在党的具体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成立公私和营董事会,由公方任董事长,原私方董事均参加为董事。汉口总公司完全并厂同时合营,所有账册交由厂中接收不误。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当时大兴领导人亦有反帝爱国之心。如袁世凯妄想称帝,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时,我祖父徐荣廷与当时汉口商界刘仁山老先生均以六十多岁高龄,扛大旗领导汉口工商界游行示威表示反对。


当然,民族资本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剥削工人劳动果实。由于工厂严重剥削工人,罢工亦曾发生。在十年动乱初期,工人掲发,石凤翔时代,工人包围石风翔,是鲁绍猷助其岀逃。当时我尚在学生时代,只听说大兴闹工潮详情不知。


我于1935年开始兼办裕华、大华、大兴三公司财务工作。在苏汰余、黄师让等先生领导下,谦慎从事,幸无陨越。由于个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对公司一切细节,记忆不够。既使对本人分工份内之事,当时秉承领导办理,即交会计处记录,自己很少铭记心中。厂中历史很难全面回忆,本资料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仅供参考而已。


我1949年去香港,完成接受工作后,1950年底回国。当时华人在香港受外人歧视,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愿当“白华”,决心率家返回祖国。在完成大兴纱厂公私合营后,我下厂参加工作。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应有的表现,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还安排了各种政治待遇。我一定牢记党的关怀和教诲,尽心竭力,为“四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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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文史资料》作者:徐节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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