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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啸伯“下海”前后

——我所知道的莫啸伯先生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20-07-17   浏览量: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夕,莫啸伯先生诞生在故都北京。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莫啸伯先生的家庭,也正是随着清王朝的动乱和“寒冷"衰败着、变化着。


奚啸伯,原名奚承桓。满族人。他的祖父曾任过清王朝的理藩院尚书,后来又入阁拜相,做过中堂,掌管弹劫职权。按照满族的风俗,是一辈一姓,他祖父姓裕,当时被尊称为“裕中堂啸伯之父姓熙,也曾在清王朝的度制部任过员外郎。辛亥革命后,其父赋闲在家,因为他擅长绘画,曾著有《绘事琐言》(未出版)。家业的衰败,使得奚家收不敷出,债台高筑,坐吃山空,年复一年。后来,连仅留的一处宅院也变卖掉了。


啸伯先生就是在那比较清贫、艰难的岁月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五岁在家塾中求学,八岁能背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十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趋窘迫。十二岁,入崇实中学,仅仅读了两年,便辍学了。


他在念初小时,曾看过几次堂会,那舞台上的戏曲人物,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使他神魂颠倒,如梦如痴。当时,他家中还有一台留声机,他也曾反复聆听过孙菊仙,谭鑫培的唱片,那些名角的唱念艺术,又使他沉醉、迷恋。出于羡慕、摹仿和追求,他也曾偷偷地向老票友恩属之学过京剧唱段,后来又求教于王荣山先生。当然,对他影响最深、受益最多的真正启蒙老师,应该是他的六哥。


谁是他的六哥呢?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著名京剧前辈演员言菊朋先生。言菊朋也是满族人。言的大哥曾向奚啸伯的父亲学画,言菊朋使经常随其兄出入奚家,这就为莫啸伯向言菊朋求教提供了有利条件。奚啸伯十一岁时,经人撮合,正式拜言菊朋为师,学会《捉放曹》、《击鼓骂曹》、《二堂舍子》、《贺后骂殿》等戏的唱段。言菊朋虽为名演员,生活却很窄浅,再加上社会和家庭种种弊端、琐事对他的影响,言的晚年总是郁郁寡欢,精神不振。毫无疑问,这种情绪也会渗透在他的艺术中。对于言先生晚年的艺术风格,啸伯先生总爱用“草书”来形容。他生前曾对我说:“我那时年轻,对言先生的艺术尚难理解,就好像看草书,有的宇能认识,有的字又不认识,只知轮廓,难解真髓。”


啸伯先生十五岁时,由于家业的凋败,他便为书坊抄书,以此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由于他酷爱京剧,总想有一天能下海唱戏,所以每天他坚持喊噪,练功。后来,书坊停业,他只得四外求借。也是绝路逢生,幸遇其父故友钱伯愚,被他引荐到张学良的陆海空军行营总务处,充当了一名抄抄写写的录事。在此期间(1927-1928),他仍热衷于京剧,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到城外喊嗓,然后和张建亭一起练武功,九点到行营上班。下班后,一是抄写唱词,二是研习唱腔。这样,他不单学会十余岀京剧,有时也和当时的票界粉墨登场。


个人的志趣,朋友的敦促,使他在下海从艺的问题上,产生了激剧的思想斗争。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对我说:“那时侯,最大的阻力,是我们老太太。她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封建贵族的习惯势力。她爱看京剧,又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去唱戏。因为唱戏的是伺候人的下等人。旧社会把演员称为戏子,叫做鹤鹑、戏子、猴,划为下九流。我母亲一听说我要下海唱戏,便流着眼泪说:'你要是唱了戏,这不是辱没了咱家的门风!怎么对得起祖宗!咱们宁愿饿死,也不能去干那行儿!'我要是一味逆着老太太,心里又觉得不孝;我放弃下海的念头,又实在不忍。经过反复琢磨,也有不少人为我谋划,就来了个明修钱道暗渡陈仓,在母亲面前暂不提此事,背后却着手下海的准备。比如我把零碎钱攒起,买上靴子、水纱、网子之类。后来在朋友帮助下,也置买了一点简单的行头”。


在奚啸伯票戏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当时有名的坤伶陶默厂(an),她劝他下海,并约他搭班到天津演出。十九岁的啸伯先生终于辞去录事的职务,和陶默厂演出于天津春和戏院。因为一“泡”即红,从此便正式进入梨园界。后来,他又和雪艳琴、章遏云、胡碧兰、新艳秋等合作,在天津崭露头角。当时,他每星期演出四至五场,由于收入渐多,又加上他的哥哥在天津就职,所以便将全家移居天津。


对艺术强烈的爱和追求,使着年轻的啸伯先生冲破家庭阻力和顽强学习,这不单奠定了他从事京剧艺术的基础,也为他初出茅庐带来可喜的收获。更为可贵的,是他小有名气之后,不沾沾自喜和浅尝辄止,而是锲而不舍,虚心好学、精益求精。他在和京剧武生一代宗师杨小楼合作时,悉心学习和求教于杨老板,尤其通过细心观摩杨小楼的演出,在“神韵"方面颇有领悟。在和尚和玉合作中,又从尚派武生的表演艺术中,感受到“气势”的分量,悟出气度和气魄对塑造人物的重要性。他求教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向他学习京剧的音韵和唱法。1932年,由芙蓉草(赵桐珊)介绍,和尚小云先生合作。他又从尚小云刚健中见抚媚、挺拔中见娟秀的旦角表演中,吸取营养,把刚中有柔,柔中寓刚、刚柔相济的表演技巧运用于他须生行当的表演中去。由此可见,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对奚啸伯先生后来的独树一帜,是非常重要的。


1933年至1937年,是啸伯先生表演艺术飞跃的时期。最使他津津乐道、难以忘怀的,是他和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合作。啸伯先生在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我谈过如下情况:


他二十三岁时,曾组织了一个演出小组在南京明金戏院演出。一天,在一家堂会上遇到梅兰芳先生。那天演出《四郎探母》,因为扮演“见娘”一场杨延辉的演员误场,后台管事先生心急似火。当时,啸伯先生在后台被同行看见,求他补台。他深知救场如救火的道理,有心应下,但旋即一想,今日上台者多是名家,自己又和梅先生素无交往,深恐唱砸,踌躇不安。正在游移不定,管事先生再三恳求,他此时又想起:路,总是人闯出来的,能和梅先生与名家合演一场,并非易事,如良机错过,实乃遗憾。想到这里,他横下一条心,便扮起戏来。那天,他嗓子特别痛快,一大段“西皮二六”唱完,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下场后,管事先生,一再道辛苦。表示感谢。他还高兴地告诉啸伯先生:“刚才梅先生在舞台一侧看了你的演出,问了你的情况,称赞你唱得不错。”啸伯先生听了这些,又激动又高兴。散戏后,他和梅先生道辛苦时,梅先生拉着他的手说:“你演得很规矩,很好。”啸伯先生连连说广您多指教!您多指教!”


啸伯先生回忆了和梅先生第一次合作时的情景后,对我说:“你想,当时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得到艺术名家的鼓励和赏识,是非常幸运的。这次和梅先生偶然相识和合作,便成为他后来艺术上进取的又一个开端。


由于那次偶然的机会,啸伯先生于二十四岁时正式搭入梅剧团,到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北京、香港、南京等地演出。这对于啸伯先生开拓视野,广闻博采,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尤其通过和梅先生合作,得到很多教益,学到很多东西,为奚派艺术的形成,做了人品、技艺等方面的奠基。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梅先生息影舞台,啸伯先生在陈信琴、王元善主持下,开始自组班社。他先后和侯玉兰、李多奎、侯喜瑞、袭盛戎、叶盛兰等合作。又与于连泉(小翠花)、言慧珠、李玉茹、张君秋等同台献艺。这是他在艺术上充分实践和经受考验的一个阶段。他除了向名家广泛学习、交流外,还想尝试一下三国戏中的关羽,为此他曾拜在著名京剧红净李洪春先生门下。不过,终因他身材楼小等不利条件所限,未曾正式公演过关羽戏。


从1937年一1947年,他虽然能到各地演出,但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祖国的蹂踽、践踏,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戏曲演员也只能是供有钱有势的老爷们,茶余酒后取乐散心的玩物。不单受尽人身的污辱,还要承受苛税的盘剥和压榨。北京解放的前一年,啸伯先生随着政局的动荡、物价的飞涨、剧院的倒闭和戏曲艺术的衰落,也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他出入当铺、求借于人,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直到北京解放,他才被共产党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生前回忆起解放前夕的那段生活,曾对我说广那年,我38岁,可真是唱了滚钉板,在刀尖上挣扎。那时侯,少春、盛兰、世海都周济过我,使我终生难忘。不过,朋友的周济终非长计,何况他们也各有各的难处。如果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扭转乾坤,拯救万民出苦诲,说不定我早就冻饿而死,万难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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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文史资料》作者:尚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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