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国当劳工

我是石家庄市郊区桃园公社南高营生产队饲养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时期，我曾被骗抓到日本国当劳工，这段苦难的经历我永远也忘不掉。

一九四四年我四十二岁，那年阴历八月底，因生活所迫，同一村里办公人叫我“到井陉煤矿做工“，言明给一千五百元“准备银行“票子包下来，并说如在十天以内逃跑了要向家里问罪。那天，说是从柳林铺上大牢，但一到柳林铺，我们四个人就被日本兵用绳子绑成一串，一个中国翻译恶狠狠地说∶“如果跑掉一个，就找那三个人是问。“我们被带到正定，有一大群带脚镣的农民和我们挤在一个院里，他们也都是被抓来的劳工。其中有人小声说∶“恐怕这又是日本劳工协会干的事。“后来，给我们每个人检查了身体，有病的不要，之后又把我们押到石门市（石家庄）八条胡同，硬塞进一间屋子里，真把人挤得喘不过气来。上火车时，仍是四个人一串。一到车站，，忽见捆绑着一个鲜血淋淋的人，那翻译指着那人大声向我们喊叫：“你们看看，这个人就是逃跑被捉回来的。“接着又把那个人打了个死去活来。

我们乘坐火车到塘沽口下车后，被押到海边上的一排房子里。这时，大家都悟出显然是要到日本去了，一个个只是唉声叹气没办法。过了不一会儿，日本人就逼我们躺下睡觉，不许说话，不许咳嗽。这是阴历九月初，天气冷起来，还刮着呼呼的海风，我们又饥又冷地躺在凉地上，被绳子捆着的四肢都失去了知觉。这时，有人咳嗽了一声，日本兵立逼我们说出那个咳嗽的人，但是谁也不肯说，那日本兵就抬起木棒子乱打一气，有个人说了一句“咳嗽是天冷闹的“。日本兵又逼着人们全把衣服脱光，并把我们所带的一切财物连腰带统统拿去，只给每人换了一身黑单衣裳，我们就这样熬过了三天，被赶到海船的一个舱里，在船舱里又迁上了一个日本醉鬼竟把一堆饭碗向人群里乱扔，很多人被砸得头破血流，船走了七天七夜到了日本国。从此，我们陷入了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

下船后，我们又坐了五天火车来到了北海道一个煤矿做工，一天三顿饭，每人每顿只给一个草籽饼子，早晚在井上吃，另给一碗鱼菜汤，中午给一个饼子在井下吃。那矿井直上直下有三百多个台阶，一失脚就得摔死。每天还强迫我们学日语，学不会就挨打。

我们在那里听说先后被抓来的华工有二十三万多人，其中生疮长前的最多，病死、被打死和工伤死亡的不知有多少。我腿上的这块疮疤就是在日本长疮落的。那时，我们还亲眼见到一个华工因“偷“吃一把喂马的料豆，而被活活踢死的悲惨景象。

华工们骨瘦如柴，谁也看不到会有生还祖国的希望，就在这样死不死、活不活的苦难中生活着。一年多以后，矿场头子们突然比以前和气了，接着四天没看到报纸，华工们一齐向他们要报纸，才知道日本投降了。这时，我们才挺起了腰板，也敢说话了。华工向他们提出要吃好点、穿好点，他们答应了。我们不去下井，他们也不敢管了。后来，我们还可以到别处游看游看。日本的老百姓都很热情地招待我们。这时我们得到了自由，人人都已是一心盼着早日回国。又过了几个月，才有轮船把我们送回了祖国。我们那一次被骗去日本做劳工的，有二百八十多人，到回国的时候只有一百多人了，其他的劳工显然是被日本侵略者给折磨死了。

当时，我们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抓走的苦工们刚刚回到祖国，本应受到安抚与照顾，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优待，反而还想从我们身上榨取油水。有一天国民党的兵把我骗到古城村，说我从日本发财回来了，就拿手枪硬逼着我把财物拿出来。这时真把我气坏了，我向他们大声说∶“你们到我家里去搜吧！“查不出财物，他们又以我什么“私通八路军“来逼迫我。最后有古城村里的熟人给讲情才把我放了回来。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所谓优待。

（一九六三年记录整理）

“文史“和“史料“

文史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文史资抖就是历史资料。“史须载之以文，离文无以言虫。““史所凭者文也。“由此可见文史是一个完整的史学概念。

史料工作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主要是依靠阅历丰富的人士，请他们写出或说出其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史实。因此，周恩来同志倡导的“要存真。实事求是，“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根本方针。

（摘自《文史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