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中华共进会的活动

1925年我在北京任地方审判厅（同于后来的地方法院，现在的中级法院）书记官时，经张俊哲介绍加入了北京的“安清道义会“（又叫家理，也叫青帮）的“同“字辈，认梁鹏举为师傅。1929年来到石家庄，在正丰煤矿行医治病并兼办一些文牍。那时石家庄虽有“安清道义会“的组织，但我因终日'贮于行医业务，对帮友们又无所求，所以与“安清道义会“未进行过联系。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驻石家庄，石市惨遭兵焚，在帮会的人们东逃西散，“安清道义会“也就自行解散。日军侵华后，我在京汉铁路石门站任过一段短时间的伪警务段长，以后就专以行医治病为业。当时《石门日报》经理曹树仁（东北人，“安清道义会““同“字辈帮友）在天津时，曾以“航运公会纱的名义把天津“安清道义会“六大帮同仁组织了起来，曹任副会长。1940年冬，曹由天津来石家庄后，又把石家庄的“安清道义会“重新组织了起来。为了建立组织，曹乃召集“江淮洒泗、“兴五四“、“兴五六“、“嘉海“、“嘉海卫“、“抗三“六大帮会“同“字辈的杨清泉、沈墨林、魏秉臣、崔显硕、陶福五等十几人发起组成了“石门市家理会“，推曹为会长。并分别在驻石日军饭沼（陆军中将）部队司令部及中林（陆军大佐）部队警备司令部、日宪兵队队备了案。不久，接天津“航运公会“来信，谓曹一人不能兼两职，后即改推杨清泉为会长。杨清泉是车站脚行把头，人们都叫他“杨二爷“。他不认字，没文化，对于讨好日军上感到困难，所以他任职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我在北京任书记官时，就开始行医，接触的人多；来石以后，虽在车站任过短时的伪警务段长，但始终没离开过行医，所接触的病人也大都是旧社会的中、上层人士，交游广，熟人多，在地方上也有点声望，加之，我又是家中弟兄间排行第八，人们叫我“梁八爷“。杨清泉、曹树仁和沈墨林见我在地方上有声望，他们就找我，让我接任“家理会“的会长。我虽一再推辞，但看他们的来意诚恳，就答应了。那时“家理会“的会址设在南大街《石门日报》社楼下。因没有经费来源，会长仅是名誉会长，其它人也没任什么职位，也没设什么科室，有关会员登记事宜是由报社秘书崔显硕兼代办理。当时登记的会员不过二、三十人，而且都是过去在过帮会的人。

1941年春，正值日本侵略军实行第三次强化治安时期，驻石日军饭沼部队，为了把“家理会“控制起来，扩大组织，好为他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服务，派早已在中国搞经济活动的日本商人中尾一德来到“家理会“并带着饭沼部队的介绍信，信上写明派中尾一德为“家理会“的顾问兼副会长。

中尾一德，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来到中国北京，加入了北京的“安清道义会““同“字辈，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时期任过财政总长的“大“字辈张英华的徒弟。以后，中尾一德就在河北新乐一带大量采购贩运木料，用火车装载，专供井陉矿务局和正丰煤矿作顶木，（顶煤窑的柱子）之用。从中牟取暴利，并为其本国——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服务。他自称是“中国通“，不用翻译，中国话说的非常流利。

中尾到会不久，就把“家理会“的会址迁到桥东万字胡同。并开始整顿会务，先把“家理会“的会名改为“中华共进会“。“共进会“是什么含义，当时他对我没有说，但无非是想用“中日提携，共同迈进“、“中日携手共同建成大东亚共荣圈“等言词来欺骗、迷惑、奴化这些在帮会的人们不要抗日，为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政治、经济服务。

中尾又把“共进会“的内部组织健全起来，先设总务股、会计股、文牍股、会务股四个部门，后来又增设联络交际股及情报组，共六个部门。总务股长由报社秘书崔显硕兼；会计股长是中尾的徒弟“悟“字辈牛仲三；会务股、文牍股长孟建三，常住会内；还有一个杂工赵延贵常住在会内。我仍是名誉会长。上述人员除孟建三、赵延贵每月分别发给十六元及十元的薪金外，其他人都是兼职。中尾是否每月给他们些报酬，我就不知了。

中尾把“共进会“内部组织健全以后，召开了成立大会，邀请驻石日宪兵队特高科曹长名叫吾妻及日本西本愿寺华北布教使赵了空，石门市同善堂“戒除烟酒会““当家的（师傅）李阳生，以及驻石冀南佛教会代表李锡麒（李阳生的徒弟）等人参加。会上，中尾一德首先讲话。主要是讲在“家理“的人“应该组织起来反共、反苏，协助皇军建成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才能得到共存共荣的王道乐……“，一套骗人鬼话。接着就是日本宪兵队特高科曹长吾妻讲话，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宪兵，说话的面貌更凶恶、更露骨、更反动。随后由被邀请的代表们讲了一些吹捧日本人的话就散会了。

中尾把“共进会“内部组织整顿就绪以后，就把“共进会“的内外全部大权总揽起来。给会员订制证章时，没有和我商议，他就指示崔显硕、孟建三去订制。证章的式样是园形、白地，上边是“中华共进会“五个红字。孟建三还告诉我，中尾指示他，不论过去在过帮会与否一律准其登记。同时，对过去在过六大帮会的人，只要把在过六大帮的一帮的“大、同、悟、学、“三代师徒的姓名说出，即可登记。成为“中华共进会“正式会员。如没收过徒弟，只说出师傅和本人两代姓名也可登记，成为“中华共进会“的正式会员。登记的内容包括本人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发证时交一元钱的证章费。人会后只交一次证章费，以后再没有其官负担。还有一种是登记“非正式会员“，就是过去没有在过六大帮会的人，也不磕头认师（自愿磕头认师者除夕忡，也不给定“大、同、悟、学“的班辈，只要有熟人介绍，把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登记上，同样也发给一枚“中华共进会“证章佩戴，就成为“中华共进会“内部的“非正式会员“，也只交一元的证章费，以后也再没有任何负担。这两种会员对外统称“中华共进会“会员，在看待上一视同仁，所以共进会以后发展的会员达到三、四千人。其中，行商小贩居多，也有极少数的游闲阶级及地痞流氓。参加共进会的目的各有不同。有的人企图利用帮会师徒关系及同班辈帮友关系与中尾一德拉拢勾结，依靠日人势力可以飞黄腾达，如“悟“字辈的李俊秀就是认中尾为师傅，得到中尾的宠信，委李为他的私人秘书。又如同善堂戒除烟酒会师傅李阳生（北京人）就是通过帮会“同“字辈帮友关系，与中尾句结，得到中尾的信任，中尾就委任他为“共进会“有职有权的副会长，后提升为会长3有的人企图通过帮会，依仗日人势力在外招谣撞骗，敲诈勒索，如李阳生的徒弟“悟“字辈李锡麟、李锡麟、佟秀峰、李荣泽等人。有的行商佩戴上“中华共进会“证章，盼望过日伪岗卡，哨位时不被盘问、检查，便于他们跑买卖。有的小贩戴上“共进会“的证章，盼望摆摊或串街叫卖时不再受日本宪兵及汉奸特务的勒索。如此等等，各有其图。

有一天，中尾对我说∶“要在会内增设一个情报股，以收集情报“。当时，我听了心里感到难以接受，就委婉地对他说∶“帮会是一个群众组织。会内设立情报股，似与帮会的宗旨不合，可以从长计议。“中尾听后当下没加可否.但不久就在桥西同和胡同四号、中尾的住宅内设立了一个情报组。时间不长，中尾就派石市同善堂戒除烟酒会“当家“的（就是师傅）李阳生为“中华共进会“的副会长。戒除烟酒会又叫“理门“。因供的是观世音菩萨，又称“佛门“，对外的名称仍用“同善堂“，不用“戒除烟酒会“。只拜一个师傅，没有班辈之分。把徒弟们分为“承众法“（承办捧斋时一切事务）及“催众法“（捧斋时催徒弟们参加），除师傅一人吃素外，所有徒弟都必须戒烟酒，不戒五荤。每年两季捧斋（就是召集所有徒弟们到一起聚餐），参加捧斋的徒弟们在那二天猪羊肉饱餐一顿。捧斋所需的费用，由徒弟们随意摊纳。所收的钱除捧斋的费用外，余下的全部奉送给师傅，作为奉献。徒弟们如仍然吸烟喝酒者，也准其退出，俗称“甩理“。凡在戒除烟酒会的人，大都也在“家理“。李阳生就是“安清道义会“同字辈的，与中尾一德是同辈的帮友。李阳生当上了“中华共进会“的副会长，成了中尾在会内的亲信和耳目。会内和会外不管是一点风吹草动的消息，他也马上转报给中尾一德。因此，更得到中尾一德的信任。李阳生主持会务期间，秉承中尾一德的意旨，曾多次到邢台、南宫、正定、无极、井陉、定县等地进行活动，成立“中华共进会“分会。并派李焕章为邢台分会会长，尚济川为南宫县分会长。还有其它县也都委派了分会长。李阳生的徒弟、“悟“字辈刘宝善任联络交际股的股长，经常到外县分会联络会务，并给中尾搜集有关情报。

为了便于保密，防止情报外泄，中尾一德把“中华共进会“的情报组设在其家中。情报组里的情报员据我所知有李阳生的徒弟？悟“字辈李锡麟、李锡麟、佟××、李××，还有王××、张××、阎××。这些情报员都加人了“安清道义会““悟“字辈，也都是“中华共进会“的会员。中尾给这些情报员及李阳生二日他的私人秘书李××都发有“工作证“，实际就是“特务证“，随身携带，在外边活动时，不但不受日本宪兵的干扰，还能得到他们的协助。自中尾在他住宅内设立情报组以后，门禁森严，除持有特务证的情报员等可以自由出入外，其它中国人不准也不敢越他宅门一步。情报员向中尾所报的情报，中尾立即就汇报到饭沼部队及日本宪兵队。情报员所报的情报都是有关军事秘密，他们对外都是守口如瓶，只字不肯外泄。

情报员李锡麟原在日军在石办的“冀南佛教会“当“博役（茶役）。因他在日寇面前机灵、殷勤，后经佛教会干事长日人尝（LU）户三圆介绍他到中林部队当丁便衣特务队长。李阳生与他因有师徒关系，把他介绍给中尾，兼任了情报组的情报员。他们过去都是石家庄花园一带无恶不做的著名地痞。他们依仗日军势力在西花园开设一座新新大戏院，不断邀来许多坤伶，演出黄色淫秽的戏剧，供大汉奸、特务们寻欢取乐，以便借大汉奸特务们的势力在花园一带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李锡麟等为了升宫发财，不惜效忠他的日本主子，企图把石家庄各会道门串联起来，给日军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情报网，在“南花园“建造了一座“极乐寺“，各为信佛奉经，，实际是为了广招信徒，利用信徒到四面八方给日军去搜集情报。1943年秋我辞去了共进会会长职务。后来中尾提升李阳生为“中华共进会纱会长，代中尾全权主持会务。李阳生死后？中尾又派李阳生的徒弟同善堂当家的“悟“字辈孙庆和继任了“中华共进会“的会长。

1944年砍，日军在战场上失利，面临全面彻底崩溃的阶段，由于国内兵源缺乏，中尾一德被征召人伍，调到济南。从此，共进会就没有日本人了。后由会长孙庆和和孟建三在会维持会务，对外工作已不起什么作用，会员们也东走西散，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石门中华共进会也就自动解散。

1966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