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石家庄的反动道会门内幕（二）

三、万国道德会

万国道德会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前后，总会设在北平东四三条，是经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的。据说当时政府审批时要把万国道德会的会名删去"万国"二字，创办人据理力争，结果保留下来。建会时江希张请来孔子的七十二代玄孙孔德成担任会长，以后全国不少地方设有分会。

会的宗旨是∶"改建社会，缔造大同，促世界进化，谋人群幸福，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另有会歌、会词即孔子的《大同篇》。万国道德会的发起和创办人江希张，字慕渠，是山东省历城县人。他的父亲是清朝举人，满清被推翻后，打倒封建礼教，据说江的父亲看到这种"人心不古"的情况非常痛心，为此跑到孔庙大哭一场，祈祷恢复孔孟之道，维护封建道德。以后生了江希张，他父亲异常喜悦，认为这是祈祷之灵，有了传授封建礼教的继承者。江希张幼年时期，他父亲便精心教导他读孔孟之书，讲周公之礼，灌输儒家思想，培养封建道德观念。江希张天资聪明，在他父亲苦心孤诣地教诲之下，九岁时就编撰了《四书白话注解》一书，故当时有江神童之称。江希张年事渐长，博览古书，一套封建旧道德旧礼教观念逐渐形成，由于他羡慕宋朝大儒张横渠因而起名江希张，记得他写的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天叫小子再周游"，意思是孔子重生再周游列国，宣传孔孟之道，足见其当时企图恢复封建道德之心志。他编著有《大千图说》、《四书新编》、《道德经五千言白话解》、《礼运篇>》、《息战论》等。

从江希张新著《大千图说》《息战论》等书中可以看出，他想综合世界五大宗教一儒、释、道、基、回之大成，实现忠恕、感应、慈悲和博爱等道德说法。以弭战祸而祈和平，宣传五论八德尊崇孔孟恢复周礼。总之灌输宗法思想，恢复封建礼教，促使广大劳动人民安贫乐道，忍苦负重，甘受盘剥，不要反抗。

总会经常组织讲演团，派往各地分会组织讲习班进行授课，一次约计讲授四十天左右，讲授内容以孔孟忠恕之道，修身齐家为主，不讲神鬼迷信，而讲三界（性、心、身）五行（金、木、水、火、土），以生、克、别、化、变化人的思想气质，使人"改恶向善"。例如吉林省万国道德分会，有位王风仪老善人，他幼年时候给地主放牛，扛过长工，后来加入了道德会，由于过去本身受苦，也劝人刻苦耐劳，吃亏忍让。他著有一本书，名为《五行生克辨性》。据他说人有三性即天性、秉性、习性，具体到人的身上，分金、木、水、火、土五行，其外形是∶金性人五官上宽下窄色白，木性人瘦高挑面色发青，水性人圆脸膛黑色，火性人面貌上窄下宽红色，土性人四方脸黄色。察其性格是阴金性人刻薄斤斤计较。阴木性人善怒能折不屈。阴水性人入于方则方，"入于圆则圆，见缝就钻，冷则成冰，热则化气，阴险毒辣。阴火性人外明内暗，性如烈火，容易暴发。阴土性人为牛为犊打一鞭不动柔能克刚。接着谈到"阴性反阳性"即把上述五种阴性人如何反其阳性也作了具体说明，即所谓"改恶向善"，夫妇之间提出夫妇之道，造端乎天地，天者乾也，乾刚，地者顺也坤也，坤柔。以小天地主敬存诚，相敬如宾，对于养育子女提出最注意母教，有孟母才有孟子，有欧阳母，才有欧阳修，并要重视胎教，女子怀胎，要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自古以来，有好的夫妇，才有好的子女。这就是王老善人的明心见性的说法。故讲演团到各地分会讲演，在组成三五人的宣讲员中，至少要有两个∶女讲演员，以教化家庭妇女。

参加万国道德会者，不限国籍，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凡愿申请人会者，有会员一人介绍，一人保证，经总会批准，发给会员证及徽章一枚，即成正式会员。会员不准干予国家政治，不准以会员名义担保或营私，如有违犯国家法令政策者，完全由个人负责。会内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慈善义务捐助和募捐及会员会费。

石家庄万国道德会大约成立于1936年前后，会长是何子居（前清拔贡），会中还有理事会，理事长是何软臣（普惠药房经理），他们主持会务，开办了一所小学校，日本侵略者侵占石家庄后，对万国道德会不加过问也不干予。对带有万国道德会徽章的人，也不甚盘查，解放后石家庄地区取缔反动封建道会门时，市万国道德分会的财产、帐目及小学校先后一律查交人民政府，
会员徽章查收后宣告解散。

四、日本佛教西本愿寺

日本绝大多数人信奉佛教，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佛教徒，日本最大和最高的佛教机构是京都的东西本愿寺。两寺又以西本愿寺的历史最早（大约创立有九百余年），教徒也最多，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都遍布它的教徒，因此日本佛教在国内有相当强大的封建统治势力。而寺内法主又都与日本天皇有密切关系，所以历代统治者一天皇借助佛教势力利用佛教信仰，树立天皇的威望，统治全国人民，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以及企图称霸世界，起着重大的作用。就我在日本佛学院学习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仅就记忆略述如下。

日本的佛教，大约在中国的隋唐时代首先传到朝鲜，朝鲜的百济国王倡导信奉佛教。以后又传到日本的钦明天皇，便在日本全国流传开来。当时中国佛教所盛行的分为十宗∶即诚实宗、三伦宗、具舍宗、唯实宗、天台宗、净土宗（莲宗）、贤首宗、禅宗、密宗、真言宗。所谓宗就是佛教的派别。传到日本以后，除这十宗以外，它们又独创了三宗∶即净土真宗、日莲宗、时宗，因而分成十三宗五十六派，佛教徒最多的是净土真宗，它共有信徒两千万人，这就是本愿寺的佛门子弟。净土真宗的开山祖为亲鸾上人（滕原氏）他是法然上人的门徒，法然原是净土宗，即日本的知恩院。在我们中国即是惠远法师所创立的莲宗，它以念阿弥陀佛为宗旨，是为顿教。亲鸾上人学成以后，他独自创立了净土真宗，净土真宗的特点是∶教徒虽为僧侣但可以娶妻吃肉，即他们所谓的"肉食妻带"、"非僧非俗"。这是根据日本的国法确定的。凡是日本国民，就得遵守国法，"肉食妻带"可以传宗接代，更好地为天皇服务，信教与传教都是为了遵崇天皇，做天皇的顺民。所以必须遵守真俗二谛。教徒每天也念经打坐，但不带祈祷性，据《真宗要义》这本书里讲，念佛是与佛有因有缘，才能得以信仰，信仰之后的念佛乃佛力所使，如水之冲石即所谓绝对佗力，祈祷是不必要的。东西本愿寺虽然都是信奉净土真宗，但又分为两派，西本愿寺为龙谷派，法主是大谷光瑞和大谷万由，东本愿寺为大谷派，法主是大谷光明。大谷光明是日本天皇裕仁的连襟，关系至为密切。历代天皇都与本愿寺攀亲。据说在大华天皇革新以前（约一千年前）政教合一，形成了僧兵跋扈，当时所谓黑衣宰相当政，僧侣统治势力相当强大，造成很多内乱。大华天皇革新以后又改为政教分治，直到京都镰仓时代（明治维新前）传到德川幕府，僧人又起而参政，德川幕府的藩阀割据，又有僧兵作乱。一直到明治维新，才又将宗教和政治分立，本愿寺在历次动乱时期，对保卫天皇，裁定战乱，都付出很大力量，作出一定的贡献，所以日本天皇世代都与本愿寺联亲，以此作为笼络手段，巩固皇家世代统治地位。政教分治以后，本愿寺号召所有僧侣要衷心拥护天皇，并宣传以天皇为中心，所有信徒必须忠实地为天皇服务。他们提出口号是∶"天皇中心，万世一系，八纮一宇"，在日本天皇是至高至，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任何道教会门各宗各派都要以天皇为中心，尊崇天皇，例如"日本神社"即天皇的家庙，任何人经过神社前都要鞠躬参拜以示诚敬。历代天皇都是开国创业神武天皇的后代，传至裕仁天皇有2600余年的历史，都是他们一家，因此称谓"万世一系"所谓"八纮一字"即四面八方，普天之下，一个宇宙都是属于天皇的，其所以侵略中国以至于野心勃勃地企图称霸世界，都是这一思想支配着。从上述情况看，日本的佛教不仅是单纯宗教、封建迷信的问题，而且通过它奴化日本人民，永远甘作天皇的奴隶，为天皇效忠到底。日军侵入中国后也是企图通过它达到奴化中国人民，永远侵占中国的目的，他们那样苦心孤诣地培养我，送我到日本佛学院深造，正是利用我作工具替他们宣传日本真宗佛教教义，播下这颗种子，借以为他们的天皇永远作奴隶，永远作为他们的亡国奴而已。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大举侵入中国内地，它的本愿寺也随着在中国各大、中城市设立起来。北京、天津、青岛、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设有西本愿寺布教总监部。保定、石家庄、邯郸、张家口、唐山、承德、济南、太原等这些中等城市设有本愿寺出张所，大批本愿寺的教徒也随军来到中国分别担任教务和行政职务，例如西本愿寺法主大谷万由曾任华北开发总裁兼蒙疆开发总裁，大谷光瑞在南洋群岛居住多年，称为南洋通，日军侵占南洋群岛后，他曾任南洋开发总裁。北京沦陷以后，江朝宗任第一任伪维持会会长时，有个称为中国通的日本人光冈良雄，任本愿寺华北布教总监部的赞事长，曾同江朝宗迫使北京所有佛教徒参拜过西本愿寺。本愿寺的僧侣，在日本军队中也非常被重视。他们的从军僧侣，凡是带有"从军僧"袖章的，任何部队机关都可以随便进出，无人过问。光冈良雄，当时还担任着华北日军冈村宁次司令部的最高嘱托（相当顾问），我认识他时，他住在北京东四六条（原苏联领事馆住址），据他自己说∶七七事变前就在中国居住十几年了，曾游历过中国各地名山大川，对中国的地理风俗人情了解得很透彻。他就是借此为冈村宁次作情报工作的，当时他还任北京先天道义总会的顾问（会长是江洪涛）。1941年成立华北安清道义总会，他也钻进里面担任顾问，他的老婆是本愿寺华北布教总监部妇女会的主任，又担任着由本愿寺在北京建立的职业中学的教务主任。该校校长是中国人贾宜之，贾就经常到她家里为他们提供情报材料。光冈良雄还收了两个中国徒弟∶苏成香和李跃功，这两个人都是在青帮的，而苏成香又和他特别亲密，以后经他保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去学习。北京本愿寺每天有日志记载，内有"中国访问"一栏，每天派人到某地进行秘密或公开访问，都由光冈一人掌握。我去北京时，他曾给介绍一日本特务机关叫婴井的中佐，让我为他帮忙，做些了解中国情况的工作，但我不愿作那样事情，托辞不久要外出，以后也未和他联系。

本愿寺的"真宗教义"本想在中国广泛宣传开来，特别是在佛教界，企图播下这颗种子为他们加以传播，达到永远侵占中国，让中国人作他们忠实顺民的目的。但是中国的佛教，对他们所谓"肉食妻带""非僧非俗"的佛门子弟，认为是违背了佛规，是不伦不类的。虽然不敢直接责其教义，但背后多不服气。当然更谈不上信仰与传播了。因此他们虽在中国到处设立本愿寺的机构，所收信徒却寥寥无几。

五、冀南佛教会和华北农民佛教会

冀南佛教会成立于1939年冬，总会设在石家庄正东街万庆里日本佛教西本愿寺内。当时这个会组成的发起人是一个日本在乡军人，从军僧小原法忍同本愿寺的布教使日人宾户三洲，还有宾户一个朋友，住石家庄中林部队的曹长叫汤浅的（汤浅曾在日本东京瞥察局特高课搞情报工作）。他们三人组成冀南佛教会的企图是把中国佛教会各宗各派都纳入日本佛教本愿寺驻石出张所的统辖之下，以佛教名义更好地统治和压榨中国人民。他们一方面利用宣传信仰日本佛教真宗，尊崇日本天皇，驱使我们永作他们的奴仆;另一方面，为了军事目的为日军大搞情报工作。从他们组成之后，任用人员可以看出来。

冀南佛教会组成人员，以石家庄大汉奸李汉卿和赵铸久为正副会长，小原法忍为顾问，宾户三洲为干事长，并设干事若干人，魏永良，赵彬如等，讲师若千人，我为其中讲师之一。总会以下设分会若干。据我所知郊区郄马村设一分会会长魏永良。南翟营村设一分会会长容某（名字忘了）。获鹿县南铜冶设一分会，又是一个大情报网，，会内就住有日本军曹一人汤浅，赵彬如来往其间，而赵彬如又是石门中林部队的工作员。

加入冀南佛教会的教徒，一般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一少部分确实佛教信徒，迷信神佛，广济善缘，对于杀人害命，无故作恶的事，他们不干。如真正信奉佛教皈依佛教的正定大佛寺以纯三为首的临济派和李岐山为首一派僧人，曾皈依过一位大法师，受过戒。二是绝大部分加入佛教会是为了出入石家庄周围岗卡方便，因为入会后，便发给冀南佛教会会员证一枚，即可以随便出入市郊，借此搞些营生，从中谋利维持生活。记得当时日军搞"地方强化治安运动"，搞到第六次时，石门烧煤奇缺，他们却可以从市外买煤运进市来出售。三是一少部分以参加佛教会为名，披着佛教徒的外衣专为日军驻石门的警备队中林部队搞情报工作。他们既是会员又是中林部队的工作员，出入腰里都掖着手枪，是明牌特务，当然也有暗中搞的。

冀南佛教会并无固定的活动。他们唯听日本西本愿寺出张所和在几个日本人的指挥下活动，例如我由日本佛学院毕业回来后，日本放送局（即广播电台）的局长东山，邀请我作广播演说，佛教会组织其所有佛教徒收听，叫我以留日观感和日本的佛教为题，讲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建设，民族优越、国家富强，中国应向他们学习，特别是他们指示我讲两国佛教的历史渊源，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地理接近，应当睦邻亲善等。当时我本着他们的奴化中国人民的意图，作了他们的宣传工具。我还写过一篇《消劫必自改造人类心理始》的文章，曾登在1940年12月28日《石门新报》上。

1940年夏，冀南佛教会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日本从军僧小源法忍依仗日军势力，在华北搞得非常疯狂，活动频繁。他特由日本京都本愿寺请来了所谓佛教的真宗泰斗——梅原隆盛来石，并在西花园搭设讲坛，讲演"日本佛教史"，并宣传日本本愿寺佛教兴盛概况，提出中日佛教徒要团结一致，统一行动，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努力。希望中日睦邻亲善不断发展等，以欺骗广大人民群众。冀南佛教会由梅原来石讲演这一活动，而达到高潮时期。因此会长李汉卿立即借此时机，为了欺骗与麻醉人民群众，榨取人民的财物，募集了大量款子在西花园建起了一座古刹，名"极乐寺"，并招来一部分苍岩山佛教徒（多是妇女）和善男信女，大搞香火会。当时前来烧香许愿，求福求寿，治病拜佛的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可称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其迷信害人，实非浅鲜。一直到石家庄解放后才被取缔。李汉卿之流，表面上是佛教信徒，装出一副伪善面目，而实际上为日军干着残害人民的勾当。李汉卿、李锡林、赵彬如等都在驻石中林部队的山岗，及后来广渡部队的三宅领导指示之下到处搜集我方各种情报，报告他的主子，并借口勒索敲诈坑害人民。例如赵彬如搜集到石市郊区石桥村有一个会印刷技术的人叫王荣祥，伪造边区票，他便向中林部队告密，立即派人去抓，因王正不在家，便把村长抓到扣押起来，诬陷村长把王荣祥放走，迫令村长交出王某方可了事。石桥村的董国文与我相识，托我保释他们村长，我找到中林部队的山岗，他气势汹汹地说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话，最后要求一定把坏人交出来，否则"一定把他们全村焚毁，跑到别村找出来后也把该村烧光"等等。我只好说保出村长去找王荣祥本人。并以中国佛教徒的身分请求把王荣祥找来，必须留下他的性命，不被杀害，山岗依从后，村长把王找来扣押起来，以后王荣祥从实招认，交出印刷机、石版和印成的边区票才被释放。

冀南佛教会搞得这样疯狂，便引起了日军宪内部各派争权夺利的矛盾，同时汉奸走狗为了取得主子的宠信也引起了争夺权势的矛盾，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明争暗斗，日益尖锐化。石市郊区振头村温光万早先参加了冀南佛教会，他本想掌握起会里的权势，但为取得日人小原和宾户宠信的魏永良和赵彬如二人掌握起来，因此温光万怀怨于心，他便在日本宪兵队队长吉永勇雄跟前不断进行中伤活动，他们经过密议，派出日本宪兵队曹长佐膝会同温光万等，成立起华北农民佛教会，以此相对抗，该会名为以秘密还乡道为宗旨，而实际上专为效忠日本，为日本宪兵队搜集情报工作，佐滕并到日本西本愿寺和小原交涉结果，只许小原以日本西本愿寺的名义，传播日本佛教教义，而不许利用日本皇军的名义扩充情报网，搞情报工作。冀南佛教会到此即转入沉默。但由中林部队豢养的一班亡命之徒，便由李汉卿组织起来，在西花园他的家里，组成了中林部队的特务工作队。他任队长，李锡麟为副队长，每天由李率领四出为日军搜集情报，当时在石门周围，确实为害不浅。

华北农民佛教会，压倒冀南佛教会之后，一时兴盛起来，他们网罗的会员估计也达万人之多，而后又分成了两派，一派由温光万领导，另一派由获鹿县土门村人谷钧领导，他们两派都争先恐后地为日本驻石宪兵搜罗情报，温谷二人成为日军一时的宠儿，他们那种飞扬拔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蛮横态度，使一般人都不敢正眼相看。后来由于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势，谷钧一派被排斥，与北京先天道义总会合并（北京先天道义总会会长蒋洪涛），成为驻石门的分会。而温光万一派继续扩展组织，成立分会。本市郊区槐底村成立一分会，由该村的孔秃子任会长，为日军搜罗情报。藁城北席村村长何基富被他们侦察出为八路军秘密购买枪枝弹药送解放区，经他们告密立即把何抓到扣押起来，并在村中打更的房子里搜出步枪五十多支和两布袋子弹，何在日本宪兵队扣押五十多天，受尽了酷刑。由于他和我有亲戚关系，我便托中林大佐、山岗中尉向宪兵队说情，我并以身担保，他们村是被迫而行，以后决不再搞，村里也花了一部分钱才被释放，并规定释放后随叫随到，此人被保出后在我家住了一年多才回北席村仍任北席村村长，兼武委会主任，后来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不幸病故。

六、日本侵略军占领石家庄与我留日前后经过

我家世居石家庄市休门村，家中老一辈都迷信神佛，我自幼也受其薰染，信奉佛教，1933年参加了真中道学会设坛扶乩，便在真中道万庆坛担任扶乩生，并取法名一赵了空（原名赵德阔）。由于当时迷信佛教，读了不少佛门经卷，如真中道的《道教皈元》、《性原经>》、《命原经》和其它佛教会门的经典，如《金刚经》、《多心经》、《弥陀经》等。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十月份日本侵略军推进到石家庄，情况吃紧，当时国民党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八十一师驻防石家庄，师长刘裁就住在万庆坛内，他叫我与他扶乩，寻问日本侵略我国的情况，我设坛请来吕祖，其扶乩大意是∶日军入侵，不足畏惧…应奋力抵抗等等。但当日本进逼石家庄市，他就急急如丧家之犬，率领队伍，滚滚南逃，地方上一些豪绅巨贾，也慌忙收拾细软，逃之夭夭。市内人心惶惶，一片惊恐气氛笼罩全市。在这之前并传说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人人感到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我与我的老母素信奉"吕祖道"即当时的真中道，便把全家搬进真中道万庆坛内避居。休门村和市内一些妇孺群众也避居于万庆坛内。日军侵占了石家庄后烧杀、奸淫，四处抢掠，不少善良人民惨遭浩劫，我们避居万庆坛幸免于难。十月十日，日本第一野战医院进住石门中学（即现在的桥东教育学院所在地）。该医院的院长陆军大佐池山清，住在了万庆坛内。他的翻译德田龙二，看到坛内住人杂乱，立即找我查问究竟。我把群众避难情况告诉了他，他告戒我要负完全责任。当然，我对避难群众不完全认识，便于晚间和大家商议办法，大家一致推我为和日本人联系的负责人，翌晨，德田找我随他见了池山清，池山清寻问坛内住了这些人的情况，我把他们家中因住满日军，不通语言，害怕，不敢回家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问是否"良民"，我回答说都是"良民"，又把我的情况追问一番，并吹虚"大日本皇军"军纪严明，叫群众不要怕，不要外逃等。并说坛内住的妇孺群众，要我负完全责任，如出事故，拿我是问。当时我提出这些人仓皇逃出，没有带来粮食，请他给想个解决办法，他便叫我跟他去衣粮厂（石家庄南兵营）领来一汽车小米，大家天天用大锅煮小米粥吃，能喝上粥得以不死，大家就感到幸运，当然其他问题更谈不上了。过了几天池山清对我说，他们要打娘子关需要我们给皇军医院做病衣被褥等，因缺针线，令我寻找购买，但市内所有商店早已关闭大门，逃亡已空，不得已便领着池山清去找当时的维持会，会长李汉卿不在会里，一个翻译陈燕昆（东北锦州人）出来，见我领着一位日本陆军大佐，进屋后，经我说明来由，陈燕昆把我叫到外边气势汹汹地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两个耳光，并骂我"你这亡国奴，太不自量领来这样一位太君'，我们也没有这些东西，叫我们如何应付?更重要的事，我们办不了，还要受处分呢?最后还是给找了一些针一捆线才算解决。当时我虽遭受污辱和毒打，并未激起甘做亡国奴的悔恨心情，反而认为不通日语就生活不下去，回到万庆坛后池山清问我挨打的情况。我向他说明原因，他说许多翻译都不是好人，今后你应快快学习日语，咱们可以直接谈话，暂时有事可用笔谈，这时我更成了他们认为是可靠的走卒了。

当夜我还和池山清谈了些关于佛教信仰的问题，说明我是笃信佛教的人。他说他也是日本佛教徒，并说明中日两国在佛教方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两国又是同文同种，应当亲善，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建设什么大东亚新秩序等，企图让我更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帮忙。不多几天他又告诉我"大日本帝国"有一位皇亲，大谷光明是日本东本愿寺的法主来石视察，命我立即通知全休门村父老和坛内避难妇孺群众准备欢迎。第二天果然日本军人宪兵来了，不少人分布四周进行警戒，随后由日军司令香月中将领着一位日本僧人到病院来进行慰问。池山清立即对我说∶"这位僧人就是大谷光明，是天皇裕仁的连襟，大大的太君"。并令所有欢迎的人统统跪下迎接，一时我和父老群众都深深感到当了亡国奴的滋味实难忍受，无奈在日本军、宪恫吓威逼之下，不得已跪于道旁，而他们却昂然而过，我与父老群众饮泪相顾，不欢而散。

过了一个时期，常有日本兵吃醉酒后来坛内找什么花姑娘，胡缠一阵，于是我又找池山清说明情况，他便派了一名日本兵站岗保护。当时也想"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过一时算一时，只求苟安而已。不久病衣被褥做齐，他们派人搬走后，池山清带着我到衣粮厂领取了手工费700元分给做工的妇孺群众，同时他还拿出一木匣朝鲜钞票，内装尽是十元一张的给了我，数目虽然非我所知，估计不少，我坚决拒绝不收。池山清很为奇怪。我告诉他我是佛教门徒，有吃有穿，于愿已足，不求发财。因此他对我更为器重，对我说∶他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相识，可以替我介绍职业。我说∶我不懂政治，只会念佛，不会做事，遂作罢论。以后他又领来一位日本从军僧人小原法忍。他告诉我，这是我国本愿寺的一位高僧，你既信佛，可以经常与他联系，谈谈佛法。从此小原便不断来找我谈法论经，他并介绍了日本佛教与中国不同的情况，劝我赶快学习日语，一有机会就派我到日本去学习佛教。他并与池山清说明了这个情况，因此每天命我到本愿寺去学习日语两小时，准备东渡日本，学习佛教。

一天池山清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气势汹汹地对我说∶"你是国民党地下工作的间谍，潜伏下来搞抗日工作的"。当时问得我一怔，我说有何为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并从衣袋内掏出一个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来，我一看反倒笑了。他问我坛内为什么存有这样东西，我说这是前国民党八十一师住在这里丢的，怎能证明我是间谍呢?他又追问了许久，见我态度自然恳切，毫无惊恐表现，便又说∶"你既不是国民党的间谍，为什么给钱你不要，给找职业你又不干，你有相当文化，不是潜伏下来，企图抗拒我军是什么?"我说∶"我们都是佛教信徒，最忌为妄，我决不敢妄言。"池山清见我说话真实就缓和下来说∶"如果你不是潜伏下来的应听从小原法忍的话，到日本去留学方能证实你的诚;意，否则定有别的企图。"我说家境贫寒，留不起学。他告诉我每月可接济我家30元的生活费，留学用费可由日本的本愿寺供给。由于他们早已设下圈套以利诱和威胁的手段迫使我屈从，加上当时我笃信佛教，迷信所谓"佛天臻域"的说法以及向往爬上神佛上层的思想促使我决定走，上留学日本的道路。

不久小原法忍便来找，我也做好东渡日本的准备。1938年6月随小原到了北京，住在日本西本愿寺华北布教总监部，总监大谷照乘接见了我，就在本愿寺的日语学苑每天学习日语。1939年4月基本学通会话，便随住石门日军退役归国的兵站监部部长加纳少将一同去日本，先抵门司，经濑户到了神户，转乘快车到了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大本山（本愿寺的最高机构就设在这里），我便入了本愿寺设的龙谷大学佛学院，开始学习日本佛学。这是我走上被日本奴化道路的第一步。

1939年4月间入学，把我拨入本科 A组（班），全组40人。在这里学习的还有一位高级班生大连人邢镜环，除我们两人是中国人外，所有学生都是日本人。院长山崎精华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他的著作有日本《真宗佛教史》、《各宗要义》等。学习日本的佛教内容，主要是本愿寺所奉行的《净土真宗要义》，还有《佛教略传》、《各宗要义》和净土宗的三部经、《三国佛教史）》，这些都是中国佛教所有的东西。除了节假日休息外，每天就在佛学院学习。

过了不久，一天院长通知我说∶中国佛教代表团来访日本，到达京都。命我随同他们到车站迎接。到站后见有数十名中国僧侣，纷纷下车，除了那些大领和尚外，还有一位穿漂亮西装的中年人，经寒喧后，他看出我是中国留学生，就用流利的北京话对我说∶"君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我答道∶"只有仁义而已矣!"。谈话中，我真不敢相信他竟是个日本人，叫武田熙，是住北京兴亚院宗教事务处主任。他把中国佛教界名流组成访日代表团，其目的是通过参观日本各大城市的佛教寺院，说明中日佛教一体，应当亲善，亚借以宣传日本处处优越先进，以佛教作工具，达到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代表团成员有北京西四广济寺的著名方丈宪宗和尚，还有五台山的、泰山的以及其他各地主要寺院的名僧、方丈。第二天，他们在京都参观了著名寺院、名胜、东西本愿寺（知恩院）比瑞山的本堂，日本所谓的"台密"、日本名僧高野山的大本山。在唐朝时代高野山作为传教大师，曾来中国传教。以后又到奈良县参观了东大寺，日本所谓东密即知恩院净土真宗的大本山。据说东大寺是中国隋唐时代的鉴真和尚在那里修建的，并且是中国劳动人民去帮助修建的。，那里藏经馆内藏有宋、元两个朝代的经卷。鉴真和尚不但精通佛学，而且精通医学，曾给日本天皇的母亲治过病，故日本人都称他药王。唐朝时代东大寺也曾派日本一位泓法大师，又叫空海上人的高僧来中国留学，从福建登陆到天台山，以后又到正定府清塔寺学习。学成归国后，根据中国汉字的字旁创作"五十音图"也叫色空歌，日本从那时候起才有了日语和汉字结合的文字。据武田熙自己说，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对宗教很有兴趣，他担任的职务是监督管理中国的所有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耶稣教、佛教等。他经常出入燕京、清华、辅仁这些教会办的高等学府，监督神甫和教徒的活动。他曾发起各校一律停止讲授英语课，并宣传取缔市面各商店门前挂有英文的牌匾。他还经常出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和王克敏、王揖唐（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余晋和（伪警察局长）、邹荃荪、冷家骥、江朝宗等人物有联系。代表团在京都还参观了太秦、桃山、园山、岚山、枇杷湖等名胜。访问结束后，他们把所率领的僧人中一名山西五台山人叫续台的，留在京都本愿寺人了佛学院，从此院中有了三个中国人。离开京都他们又赴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各大名城参观。

在暑假期间，被邀去大阪参观，在那里参观了天文台、农场和每日新闻社，并让我发表了留日参观访问的感想。我讲了关于中日两国佛教的历史渊源与地理关系，无非说明中日应当亲善等等。后来又被佛学院山崎精华邀到他的家乡岛根县平田町旅行。山崎毕业于日本帝大，著作很多，是日本佛教界名流，他家住的是本愿寺所属一个寺院，生活相当奢华，到达后他就携我到松江旅行，在那里给我介绍了由石门派遣军送去的几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东京明治大学学习，其中一名叫梁仁政，后来回国，在日本香月司令部直属的宣抚班任代表中国方面的宣抚官。梁还曾任石门市伪教育科科长，后又到上海跟日军的横山中佐任上海情报科长。平田町也是龙谷大学教授、当时日人称为佛教"真宗泰斗"的西谷顺誓的家乡，佛学院的主要课程《真宗要义》，就是西谷的著作，西谷邀我到他家作客。他说非常愿意到中国观光，并宣传佛学教义，并希望我帮助。后来西谷来中国，在杭州设立东亚佛学院，曾邀我去作讲师。

寒假期间应福井县本愿寺藤枝照真的邀请去福井旅游。藤枝是本愿寺的御连枝（法主的亲戚），也是贵族阶层。福井北临日本海气候寒冷，但藤枝家中却温暖如春，生活奢华，在那里游览了温泉后又去名古屋游历，这里是驻石门日本陆军少将加纳丰寿的家乡、又去拜访了加纳并同游了世界闻名的动物园，后来又一同去东京游览了有名的浅草上野等名胜古迹。回京都后正值大谷照乘从中国回去，他又邀去神户游历一番，在那里拜访了关西财阀伊滕长堂、高桥宽一等。

1940年 4月我在日本佛学院毕业，取得了日本西本愿寺的布教使职位。回到北京即往本愿寺华北布教总监部报到，当时的总监是芝原，赞事长是光冈良雄并兼任本愿寺北京出张所主任职务。光冈在日俄战争后，便来北京，在华北活动已久，据他说凡我国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山门佛寺无不有他的足迹。他能用汉语讲话，他家住北京东四六条有年，对中国风俗习惯异常熟悉，有时着中国僧人装束到处活动，广交中国的官僚豪绅、上层人物，如江朝宗、江洪涛等。他也以中国通自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还任华北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最高嘱托（相当顾问）。我到京后，他们在北京王府井同福楼饭庄设宴欢迎我，他表示非常亲近，并特意给我介绍侵华第一个先进入北京广安门的大佐樱井。据他说樱井是"七·七"事变主战派第一号军人，希望我经常和他取得联系。以后樱井当了北京特务机关长。宴会后芝原命令我回石家庄任职。石家庄市本愿寺出张所主任是小原法忍，我到达后，由他安排，除担任驻石出张所布教使外还兼任本愿寺日语学苑教员，和冀南佛教会的讲师。

1941年5月，我接到日本龙谷大学教授西谷顺誓由杭州发来电报，邀聘我赴杭任东亚佛学院讲师，原来我留日时大谷照乘就对我说日本田附洋行已拨给西谷十万日元，请他到中国来宣传日本佛学教义，并请我给以帮助，西谷来中国后又因语言不通所以找我。我到杭州除了帮助他联系解决一些事务问题，分配我担任的课程是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佛教史，另外还兼任日语文法会话并讲授《古文观止》。在此期间，所接触的多是中国僧侣，如静修、洗尘等有名的法师。其中单有一名隆定法师是日本留学，精通日语，在佛学院任总务职的。他时常走动于日本特务机关，据西谷介绍说∶他为人敦厚、忠实，精通日本真宗佛学，驻杭州日军师团长时常请他谈话，渡边特务机关长也敬他如师。西谷对他也很重视，言听计从。由于我在杭州水土不服，时常闹病，1941年底，我便辞职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北京本愿寺只有光冈良雄赞事长主持华北布教事务，他派我筹办本愿寺立日语学苑，同时北京一些在青帮的汉奸正在酝酿成立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因我在石家庄也曾参加了青帮被聘为会里的名誉秘书，并介绍光冈良雄拜在大字辈老人魏大可的门下，魏为会长，光冈为顾问，光冈为了笼络我又介绍我兼任北京先天道义总会的名誉参议。会长是江洪涛，光冈兼任顾问。后来石家庄华北农民佛教会的谷钧通过石门宪兵大佐菊池介绍也并入了先天道义会。先天道义总会内幕我不甚了解，只知道道徒们晚上穿起道袍，打鼓敲锣，焚香念咒，说什么可以避枪避火，类似红枪会的组织。本愿寺立日语学苑因筹措经费发生了困难也未搞成。1943年春我由京返回石家庄，即在家隐居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整理）

"动"与"静"

邓颖超主席在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形象地把政协工作分为"动"的和"静"的两个部分，而且指出看起来属于"静"的一类的文史资料工作，也可以起到"动"的工作的作用。邓主席的论述是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总结，也是对我们开创文史资工作新局面的很好启示。按照这样的精神去做，文史资料不但可以为历史研究部门和各界人士提供档案不一定能提供的宝贵资料，而且可以使政协的统战工作活跃起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丰富生动的材料。这就是说，看起来是静的文史资料工作做得越扎实、越深入，质量越高，其所产生的"动"的效果就越大。辩证地认识"静"与"动"的关系很重要，可以增强我们对所从事的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摘自《文史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