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创例”

平汉战役后，一纵队由冀鲁像转战到了晋察冀地区。一九四六年年底，我奉命由一纵队调到二纵队工作，至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进行了正太、青沧、保北等战役。仗打得不少，但大家对所取得的战绩，都很不满足。我们感到主要是未能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敌人对（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控制。敌我双方实际，上仍处于胶着的对峙状态。战士们着急地问∶“我们怎么老和敌人‘顶牛’呢？”这个看来简单的问题，形象的说明了当时的敌我态势，更表露出广大指战员要求打大仗，打大歼灭战的强烈愿望。

一九四七年春末，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同志来到晋察冀地区，给这里的人民群众和部队带来了很大的鼓舞。七月，我从二纵队到昏察冀新组建的野战军任司令员。野战军直属聂荣臻同志为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野战军政治委员是罗瑞卿（他同时是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和杨成武同志，耿飚同志任参谋长，潘自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在保定东南饶阳县南张堡二纵队驻地接到任命后，不久便到野司驻地东内堡，同罗瑞卿等同志会面，共同研究和确定野战军的工作。

我和罗瑞卿相识比较早，他是我的老上级。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十一师任政治委员时，我在这个师当过特务连连长。后来他到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工作，虽然一个在机关一个在部队，见面还是经常的。杨成武同志和我虽然不曾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但多年来我们一直并肩战斗。长征中突破乌江天险时，他和耿飚同志军领的红四团在上游，我们红一团在下游；战胜大渡河时，我们是在水面上强渡，他们是夺取泸定桥而通行，应该说是互相了解的老同志、老战友了。杨成武同志是位既有战斗经验又有政治工作经验的政治委员。我和耿飚同志相识多年了。我俩都是湖南醴陵人。长征到达哈达铺，红一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大队，我任大队长，他任参谋长。从此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十九兵团，参加平津战役、打太原、攻兰州，进军大西北到宁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期，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单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员，他任参谋长。耿飚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他那过人的记忆力和大战之中清醒的头脑，是许多老同志所称赞的。潘自力也是一位老同志。他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六年入党，参加过陕西渭华暴动，到苏联留过学，西安事变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过出色的群众工作，后来到晋察冀军区作过宣传部长。我们称他是“武将文官”。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确实是一位很有才能，老实勤恳，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让我们几个同志共同领导晋察冀野战军，我是很满意，很高兴的。

老同志相见，大家谈得很热烈。中心议题是我军在全国转人战略反攻的大好形势和我们晋察冀野战军面临的艰巨任务。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党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号召一年来，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可以说是根本的变化。陈（毅）粟（裕）大军继全歼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所属六万余人，并生俘李仙洲的莱芜大捷后，又取得了孟良固战役的全胜，打掉了被国民党称为“五大主力之一”和蒋介石“御林军”的整编七十四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已经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正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精神，转入内线反攻；罗荣桓同志率领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强大的秋季攻势。就全国来说，我军全面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总形势已经形成。

晋察冀战场的形势也是令人鼓舞的。一年来，我们在晋察冀中央局和聂荣臻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歼敌正规军六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十九万七千余人。从四月份转入反攻以来，我们这里已与南边的晋冀鲁豫和东边的山东解放区联成了一片。我们面前的情况是，石家庄之敌已孤立于解放区内地，其他主力分布于我区北面的北宁、平绥、平保沿线各个要点。敌人企图确保平津保战略基地，维护交通线，守住通向东北地区的走廊。根据这一敌情，我晋察冀野战军的战略任务是，务求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根本上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防御体系。当时，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仍占着优势，我军则缺乏打大歼灭战的锻炼和经验，这是我们困难的一面。但从总体上讲，我们已摆脱了一年前的被动局面，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中，这是我们实现这一战略任务最有利的条件。

九月，我们向大清河以北进军，组织指挥了大清河北战役。这个仗虽然消灭敌人五千多，打击了敌十六军等部，但由于战役之初围敌过多，口子张得太大，未能达到全歼的目的，打了一个消耗战。仗打得不理想，部队情绪便有些动荡。有的同志说∶肉没有吃到，倒把门牙给顶掉了。当我们把战役情况和我们应记取的教训上报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后，毛主席，聂司令员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毛主席在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中说∶大清河北战役虽然未获大胜，但指战员的战斗精神很好。只要有胜利，不论大小，都是好的。聂司令员也鼓励我们说，顶掉了门牙可以镶金牙，打一仗进一步，歼敌的机会多得很嘛！我们将首长们的指示迅速传达到部队，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争取新的胜利。在野司机关，特别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各级指挥员，集中开会，认真地研究战役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制定新的作战方案。我们的部队是坚强勇敢无私无畏的。这里的关键是指挥。而在指挥上要处理好的主要问题，就是毛主席当时指出的∶“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

寻找和捕捉战机，确实是战争学中一门重大的指挥艺术。它需要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熟悉和掌握敌情动态，并据此作出迅速果断的判断3熟悉和掌握敌方指挥人员及所部的特点，甚至性格和心理的变化，并据此攻其所短，打其所弱；熟悉和掌握未来战场的地理民情等多方面的情报，并据此确定切实可行、有利于我的部署。这些问题处置得是否恰当，对指挥员的胆魄、决心、毅力、意志，都是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又往往表现于战役全面展开后，所发生的战前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上。象巨轮在大海中航行，船长一指挥员一应该有驾驭一切惊涛骇浪的本领。

在部队休整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野司领导机关全部工作的重心，就是在寻找和捕捉下次战役有利于我的战机。

九月中旬，我东北野战军进行的秋季攻势越打越猛，蒋介石不得不从盘踞我区的部队中抽调三个师出关增援。这样，不但在本战区兵力对比上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而且敌人兵力部署也出现了漏洞。这时，罗瑞卿同志因参加贯彻中央土地工作会议精神的晋察冀中央局会议，暂时离开了部队。杨成武、耿飚、潘自力等同志和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向敌人展开攻势，在运动中打一个歼灭战。

敌人当然也是有准备的。他们为防备我们乘虚而入，将主力部队作了相对的集中∶十六军驻守大清河以北之雄县、霸县、新城；二十二师守卫平津间交通线；九十四军一师一旅配置于涿县、浃水、定兴；第五师在北河店、固城、徐水；新编第二军的两个师守保定；主力中的主力一罗历戎的第三军镇守石家庄。上述各地，除石家庄外，均在保定以北铁路线的东西两侧。他们的企图仍然是要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这块战略要地。如果把这块三角地带比作一头牛，那么，北边的北平就是牛头，东西两侧的天津、保定便是牛腿了。我们决心既不砍它的头，也不剁它的腿，而是在保定以北实行中间突破，吃掉这头牛最肥的部分。

战役第一阶段的决心是围城打援。即围攻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路的咽喉之地的徐水，吸引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歼灭他们。这里的关键是围攻徐水的部队动作要猛，要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徐水，打痛敌人，否则，援敌是不会出动的。这个任务交给了陈正湘和李志民同志领导的第二纵队，并将冀中独立第七旅配属他们指挥。敌人援兵出动的方向可能有两个；一是徐水以南的保定；一是徐水以北和东北的固城、容城。至于石家庄罗历戎的第三军能不能被调出来，我们也作过研究和分析，罗历戎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嫡系，石家庄是蒋介石支撑平津保三角地带的重要据点。我们当然希望能把罗历戎调出来，在运动中歼灭他。如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它的意义就不仅是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孤立石家庄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并为最后夺取它创造有利条件。我们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要使罗历戎离开石家庄钻进我们的口袋，比调动其他的部队要难得多。因为石家庄位置的重要，罗历戎和他的上司是很清楚的。这里的关键仍然是徐水方面的战斗情况。要使罗历戎和他的上司，确实感觉到我们的决心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徐水，而徐水一旦被我们攻占，保定便危在旦夕，石家庄将受到更大的威胁。这就是说，要使罗历戎出石家庄，就必须以我们的战役行动造成敌人的错觉。为此，野司决定∶郑维山和胡耀邦同志领导的第三纵队，曾思玉和王昭同志领导的第四纵队负责打援。同时，冀中、晋冀和察哈尔省的地方部队也要展开积极的配合行动。其中徐德操同志为旅长的冀中独立第八旅等部队，在石家庄外围，监视罗历戎的行动。我们也考虑到敌人援兵有从几个方向同时扑来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兵力会大大超过我们，我们则准备予以相当杀伤后，诱敌西进（东边是天津于我不利），迫敌分散，然后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他们。只是我们没有完全预料到此次战役的“压轴戏”中敌方的主角是罗历戎。

二纵队四、五两个旅经过彻夜激战，拂晓时分别攻占了徐水的南关和北关，五旅的三个突击连曾一度突入了徐水城内。可惜由于第二梯队动作稍慢，三个突击连没能坚持得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围城，继续攻击，以实现打援的预定方案。

援敌终于被调出来了。他们从北面调集了五个师十个步兵团和一个战车团，沿铁路东西两侧的容城、固城齐头并进，直奔徐水。只是石家庄方向，罗历戎依然按兵不动。我三、四两个纵队奋力阻击，将敌困集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的地区。

徐水、固城、容城是一个小三角地带，敌我双方众多的兵力集结于此，运动起来相当困难，这便出现了我们早有所料，但并不希望出现的对峙局面。我和杨成武、耿飚、潘自力等同志研究决定，立即实行诱敌西迸、迫敌分散，右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案。并决定二纵队仍在徐水一带，围城任务不变，夺城攻势不减，以迷惑敌人，掩护全军的行动。

可是，要西移必须首先北进，因为只有北进，才能绕过徐水、固城和容城这个敌人兵力集中的小三角地带。

这时，我野司指挥机关在徐水、保定以东白洋淀附近的东西马庄一带。为了使北进中的各纵队能及时与野司联系，也为了便于观察敌人的动态和接受上级的指示，我们决定野司指挥机关随大部队转移。只把电台暂时留在东西马庄，待部队全部出发后再向我们靠拢。潘自力带着机关的一些同志比我们早走一步，到前面部队中去了。我和杨成武、耿飚同志只带了几个作战参谋和警卫员在身边。那时候没有汽车，一行人全部骑马，只是我和杨成武、耿飚同志的马，比其他同志的稍壮一些罢了。

我们是午后离开东西马庄驻地的。深秋十月的华北平原，庄稼大都收过，空旷无际。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和村头地边偶然出现的牵牛花，给肃肃的田野增添了新的生机。

离开驻地不多一会儿，大路旁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作战参谋余震同志纵马赶上来问∶“首长们要不要休息一会？”我看了看并马而行的杨成武和耿飚同志，说∶“怎么样？休息一下吧。”还没等他们二位答话，忽听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同时，有人大声喊着∶

“首长停一下，首长停一下！有重要的事情报告！”

我们三人翻身下马，站在路旁。

来者是野司的通信员。只见他满脸汗水，上衣都湿透了。他向我们敬了个军礼，接着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

电报是野司留在东西马庄的电台收到的。电文极简单，大意是∶密悉，罗历戎率第三军出石家庄。现已渡海沱河，向新乐开进。

战争中情况突变是经常的。罗历戎出石家庄我们也有所料，但情况变化得这样快，却是我没有完全料到的。二十几个字的电文，将牵动千军万马，真可以说是字字千钧。

“罗历戎是冲我们来的。”这是我看完电报后的第一个反应。“整个战局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我想。

新乐县在石家庄东北，保定、徐水、容城西南。罗历戎北出石家庄的意图，显然是想造成对我南北夹击的局面。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又十分大胆的行动。罗历戎怎么敢有这个野心？怎么敢下这个决心？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正在北平的蒋介石亲自决定的。他认为我军在这个地区的兵力不足，想以此役解救其在东北和华北的危局。

敌情突变，我们怎么办？

我把电报交给杨成武和耿飚同志的时候，作战参谋余震已从我的马袋子里取出地图，就地铺开了。

在这田野空旷、尘土飞扬的大路旁，我们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三人，就地蹲下，围拢在地图的周围。瞥卫员要卸马袋子让我们坐下，被我制止了。

敌情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我们北进西移的预案必须改变，而且要快，不然，不但难以歼敌，且有可能陷入被敌人南北夹击的境地。那样便很被动了。

我提议∶“尽快抓住罗历戎，打掉他，歼灭他！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战机确实难得！”

杨成武、耿飚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提议。他俩几乎是同声说∶“打！坚决地打！”

这一仗打好了，就可以扭转长期以来敌我双方对峙的局面。

决心一定，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战场的选择。在哪里打掉罗历戎呢？

在保定以北打，是敌人所求，绝对不行。仗必须在保定以南打，但又决不能离保定太近。因为敌人不仅在保定有一个军，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耿飚同志伏在地图上，围着清风店地区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说∶“我看就在这里打！”

清风店以北是望都、保定，以南是定县、新乐（罗历戎当时的驻地），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只是罗历戎三军距清风店地区只九十多里，我军主力离清风店地区最近者一百五十里，最远者达二百五十里以上，且正在继续西进。如果战场北移，我们的行程可以缩短，罗历戎的行程会加大，但是，那样便离保定太近，不行；南移，我军的路程将更远，也不行。所以，能不能打上和打好这一仗，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在罗历戒的前边，到达清风店。“兵贵神速”，时间就是胜利！

我们三个人围在地图旁，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着敌我双方行军的速度。

我们正常的行军速度一般为每小时十华里。现在情况异常，这样的速度显然不行，要强行军。强行军的速度，每小时可达十四华里。但是连续强行军很难按这个时速计算。因为四个小时以上总要吃点东西，十几个小时以上总要有点休息的时间。就算我们的战士不吃不喝不休息赶到预定战场，巨大的体力消耗是很难保证战斗胜利的。另一方面，我们从来不打糊涂仗。当时野战军三个纵队的大部分及上万的地方部队，都在运动中西进，要他们掉头南下，就必须讲清楚这个带全局性变化的原因。这也需要时间。

时间，时间，一切的一切都集中于时间。

我们三人的计算更具体了。罗历戎距清风店地区九十余里。天已过午，国民党军队是不敢也不愿搞夜行军的。何况罗历戎根据蒋介石的通报，认为我军兵力不足，行军速度不会加快。即使他发现了我们的意图，他的部队由于一些军官眷属紧随不舍，一小时能走十华里，也就不错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从新乐县至清风店地区都属于解放区。罗历戎从石家庄北进，实际上是孤军深入。我们在这个地区有坚强的地方党和政府，有广大的、觉悟很高的人民群众，有原先布防于此的徐德操等同志指挥的独八旅和大量的地方武装、民兵。他们了解到野战军的战略意图后，会积极有效地袭扰和钳制敌人，迟滞其前进的速度。因此，罗历戎到达我们预定的战场清风店一带，最早也得明日黄昏。如果地方武装和民兵钳制得好，甚至可以迟滞他们到后日拂晓。就我们的部队来说，前三个昼夜在徐水地区，不论是攻城的，阻击打援的，都是在运动中激战，体力消耗大，减员也不少，现在强行军南下，困难自然很多。但是，要抓住罗历戎并且消灭他，我们的主力无论如何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走完二百里左右的路程，赶到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否则，不但这个仗能不能打上是问题，即使打上，要消灭他，困难将会更多、更大。

取胜的关键仍然是无情的时间。

决心既定，绝不动摇。耿飚同志蹲在秋风萧萧的田野里起草命令∶全军除原攻击徐水归二纵队指挥的部队不动外，其余各部接令后一律立即掉头南下，目的地是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从接到敌情变化的电报到发出南下清风店的命令，总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身边没有电台，找到电台一时也无法沟通与运动中的部队的联系，下达命令只得靠身边的参谋人员。好在我们当时的有线通信联络网搞得比较好，参谋同志们分头纵马赶赴离我们较近的部队，采取接力的办法，有电话的用电话，无电话的派人，近的通知远的，远的通知更远的。我们向传达命令的同志反复强调∶要快！要快！！要快！！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原定的保北围城打援的计划和各个作战预案，都是报经晋察冀中央局、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批准的，眼下这个重大的变化却因为时间异常紧迫，身边没有电台，不可能等报告获准后再实行了。

传达命令的同志出发，我们身边只有作战参谋余震和三个警卫员了。大家一齐动手把地图装好，掉转马头加速南下。

我们三个人的马比较好，急进到午夜，余震等同志便掉队了。拂晓前我们赶到新指挥所开设地时，他们才赶上来。虽然深秋深夜，霜雾浓重，寒意袭人，我们和坐下的骏马却都汗淋淋的。好在当时大家都年轻。我们三个人，耿飚同志年龄最大，才三十八岁；杨成武同志最小，只有三十三岁，真可以说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彻夜急进并不感到特别乏困，只是有些饿了。

余震等同志赶来后，耿飚同志看见他便喊∶“快，快把电话搞通！”我见余震走路一瘸一拐的，便问∶“怎么搞的？”余震摸了摸屁股，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那马背上没垫马袋子，这一夜跑得太快，，屁股给颠烂了。不要紧，不要紧！”他边说边走，好象怕我们不让他去执行任务似的。

电话很快架通了。

野司机关还没有赶上来。三位警卫员有两位外出警戒了。耿飚同志面对几部电话机在不停地讲话。杨成武同志和我商谈着起草一个发往部队的战斗动员令。身边那位唯一的瞥卫员突然问∶“首长们要不要吃点东西呀？”我们三个人几乎同时点了点头。是啊，从中午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连口水也没顾得上喝，确实有点饿了。耿飚同志手按着电话机，笑着对杨成武同志和我说∶“这里有我，你们二位，”他又指了指警卫员，“你们三位去做饭吧。不过要快一点，我们在这里停不了多久。”杨成武同志说∶“这个分工好。不过我是不会做饭的。这样吧，司令员和小鬼去做饭，我去溜马。我们的马猛跑了一夜，不溜一溜不行。”

三个战友一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按照自己的分工，在天将破晓的这个华北平原的小村里开始了工作。

我的烹饪技术不值一提，但总是把饭做熟了。耿飚同志一边吃一边取笑说∶“你这个饭做得一点湖南味道也没有。”我说；“主要是没有辣椒，我的真本领施展不出来哩！”杨成武同志也打趣地说∶“司令员做的是河北饭嘛，不错，不错！”他一边吃一边对警卫员说∶“拿一些给余震和电话班的同志吃吧！”警卫员也笑着说∶“不用了，人家做的肯定比咱们的好。”看来这小鬼对我的“手艺”也不怎么满意。这也难怪，我确实是个不称职的炊事员。但在大战前能吃上这么一顿饭，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野司机关的同志陆续到达了指挥所。天虽然还没有亮，指挥所却灯火通明，大家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各个渠道不断送来敌人的最新动向。

罗历戎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新乐宿营了。新乐的群众向我们报告，从敌人号房子贴的“贴子”了解到，三军仅直属单位就有参谋处、副官处、军务处、军法处、军医处、新闻处、人事室等十几个，另外还有一个全套的野战医院。更可笑的是罗历戎还带了一个由十三四岁的娃娃们组成的魔术团。我们有位参谋说∶“罗历戎要在新乐唱三天大戏才好哩！”

罗历戎可以宿营做“美梦”。我们却是枪不离肩，马不卸鞍，日夜兼程地往南赶。杨成武、耿飚同志和我，通过电话向各纵队的同志进一步说明情况的变化和野司的决心。

我们向各纵队指出∶这个仗打上打不上，打好打不好，关键是时间。敌人九十里，我们二百里上下。没有别的办法，就靠我们的铁脚板！要强行军，昼夜不停地、高度地强行军！南下的部队最迟明天拂晓前要赶到清风店一带，并且要打响，不能让罗历戎再北上。吃饭问题地方党政机关和沿途群众会帮助我们解决，就是吃饭也不能停止行军。话说得死一点∶走不到爬也要爬到方顺桥以南！我们还提出∶任务越紧迫、艰苦，越要关心部队，爱护战士。

耿飚告诉我∶各部队的情绪都很好。他们建议野司重视两件事∶一，吃饭问题；二，战场救护问题。他们说，吃饭关系到时间。一顿饭连做加吃起码要个把小时，三顿饭就得三四个小时。省下这些时间赶一赶能跑五六十里路哪！战场救护关系到战斗力。连续强行军，赶到战场就要打响，而且是硬仗，高度的疲劳不说，伤亡在所难免。如果要部队自己运送伤员和牺牲的同志，必然会影响战斗力。

部队的建议很重要。我们一边告诉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和独八旅的徐德操同志，要他们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和民兵，不惜一切代价拖住罗历戎前进的速度。同时通报晋察冀边区党、政负责同志，请他们组织群众全力支援野战军的行动。我对耿飚说∶“应该告诉部队，经过八年抗战，冀中的地方党和政府，冀中的人民群众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吃饭和战场救护问题他们会解决得很好的。”耿飚点点头，同意我的意见。他问我∶“咱们的指挥所是不是还要往前挪一挪？”“要挪！”我说，“应该马上就往前挪！”

参谋和警卫人员听说指挥所要前移，一边收拾地图，一边问∶“首长们要不要打个盹休息一下呀？”耿飚一摆手∶清风店，清风店，一切都要到清风店再说。

大家忙着指挥所的前移，杨成武仍坐在蜡烛下审阅野司的作战动员令。

我很喜欢这个开门见山，气势磅礴，火药味浓，鼓动性强，似乎千军万马就在眼前的动员令。其中象“为了打大胜仗，必须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进，发挥我军的传统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丝毫不顾虑，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必须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怕夜行军、急行军，不管吃不上饭，没水喝，不顾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特殊作用。敌人顽抗必须坚决摧段，敌人溃逃必须追上歼灭。号召打大胜仗，比赛为人民立功！”这些激动人心的文字，今日读来仍感到热浪扑面，催人发奋。

黎明时分，我们来到大路上。只见几路大军全是跑步向南，向南，向南！象汹涌的波涛奔腾向前。一些干部背包上摞着从战士身上“抢来的”背包，肩上扛着从战士们手中“夺来的”枪支，一边跑一边用极简明的语言为战士们鼓劲∶“提前赶到清风店，坚决活捉罗历戎！”“为我军增光，为人民立功，同志们，加油呀！”有位同志见我们纵马过来，高声地喊∶“闪一闪，闪一闪，让首长们过去，让首长们过去！”参谋同志告诉我，这是二纵队四旅（旅长肖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的部队。

四旅是我们的主力旅。他们原来的任务是攻打徐水，后来又转移到徐水东北的容城一线打援。离现在的地区比我们几乎远一倍，可是他们赶。上来了。我下马问一位干部∶“你们走了多长时间？他把冒着热气的帽子抓在手里，擦了擦满脸的汗水，说∶”从赶到徐水围城到移防打援，到南下清风店……·他停下来，大概是在算帐。“噢，八个昼夜了。”

“八个昼夜！”我重复了一句。

那位千部大概认为我为他们的体力担心。他把帽子戴好，笑着说∶“八个昼夜不光行军，还打了好几仗。打仗总有空隙可以打盹的。”

“怎么样，还能坚持吗？”我问。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却说∶“首长们讲了，胜利就在我们的大腿上！”说罢，行了一个举手礼又前进了。

部队很快赶到了保（定）南解放区。用战士们的话来说，“进到解放区，出气都觉得痛快！”

地方党、政府和解放区的人民，在短短的时间里为部队准备的一切，是我们没有完全想到的。

大路上每隔五十公尺左右就有一口大缸，缸里分别装的是开水，带枣的小米稀饭、加了糖的玉米面粥。为了保温，有些大缸的外面包上了厚厚的棉被。想得多周到呀！缸与缸之间是临时架起的锅灶。锅里贴着当地老乡爱吃的玉米饼子。乡亲们把带着黄腾腾“锅巴”的玉米饼子，送到战士们的手里还是热乎乎的哩。这是人民的心哪！守候在路两旁的大部分是妇女同志。她们提着篮子，端着簸箕，里边不仅有馒头、大饼、烧鸡、鸡蛋和大红枣、黄柿子，还有军鞋、毛巾、慰问袋和撕成绑带那么宽的新布条。有些鸡蛋是染红了的。老大娘一边往战士们的口袋、挎包里塞，一边念叨着∶“这是俺儿媳妇‘坐月子’用的。带上吃吧！多杀顽固军保俺过好日子。”看到有的战士的鞋子破了，用绳子绑在脚上，大嫂们一拥而上，争着给战士换新鞋。有的战士脚跑肿了，新鞋穿不上，她们便把战士的脚拦在怀里，轻轻地挑泡、挤水，然后一层层地包上布条。战士含着热泪继续前进，她们追上去，把新鞋挂到战士脖子上，疼爱地说∶“拆布的工夫脚要先见水，湿透了再拆，要不，会疼呀！这新鞋等脚消了肿，再穿，不要紧，里边有垫子，软和的！”姑娘们把绣了花的慰问袋送到战士手里，说“里边有吃的有用的，还有信。”有些大胆的姑娘问战士∶“你叫什么名字？能当英雄吗？”我们的战士红着脸，跑了。有的老大爷把烧鸡撕成碎条，紧跟着脚步不停的战士，一边往战士的嘴里送，一边嘱咐着∶“孩子，吃吧，打起仗来就没有工夫了。记住，千万小心，躲着点枪子呀，那东西不长眼。”随部队行动的担架队多半是男青年，也有不少英姿飒爽的姑娘担架上铺着厚厚的被褥，有的是全新的，有的被子四角上还缀着花生、栗子、枣，显然原来是为新婚夫妇准备的。担架队员们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少人还带着武器。一看便知道是些有经验的民兵。战争年代的担架队员，不仅要在炮火中抢救和运送伤员，还要当向导，修工事，运粮草，捕捉和看管俘虏。他们的血汗是和战士们流在一起的。

我们在途中遇到了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支前指挥部的吴树声同志。他热情地向我们汇报了支前指挥部的工作情况。他说∶“区党委书记林铁同志让我转告野司首长，冀中两千万人民决心做到，前线要什么，我们有什么，部队有什么要求，我们保证做到！”他们是说到做到的。据战后统计，在短促的时间里，冀中人民组成的民工队伍达十万人，担架一万一千副，牲口九千六百头，大车三千四百辆。战区一带数以万计的民兵，很好地保护了军用电线，保证了指挥联络的畅通。可见，人民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由于接到罗历戎出石家庄的情报后，我们的指挥所基本上是在马背上，在进军的途中，无法与军区联络。我想，聂司令员找不到我们，一定很着急。于是，当野司的指挥所移到清风店以东温仁村外的一片松柏树林里后，我们立即将作战部署和情况报告聂司令员，并请求指示。

指挥所刚一定点，各方面的情况便接踵而来。

南下各部队的情况良好，减员数量不大，各级指挥员都抓得很紧。记不得是哪个营的一位营长，在部队火速南进中擅自决定让全营休息了几个小时，旅里决定给他记大过的处分。军队的纪律是铁面无私的，尤其是在战场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要各部队一定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告诉大家，按时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不但可以保证战斗的胜利，还有可能争取到短暂的休息时间。战前一刻值千金。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傍晚，接到罗历戎先头部队接近定县的情报。新乐到定县五十多里，这位罗军长走了不止一昼夜。

不是罗历戎不想走快，是我们的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的人民群众阻挡了他。罗历戎部队所经之地，除了大道、村口的地雷、冷枪，突袭总是不断。他们在新乐是宿营了，但觉并没有睡好。罗历戎虽然连酒醉饭饱后用以取乐的魔术团也带在身边，但部队的粮草他是准备靠沿途抢劫来补充的。而他根本没想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实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有些村庄连水井都填死了。最使罗历戎恼火的是我们地方武装很有声势的袭击，他由于摸不透虚实，有时还不得不摆出阵地战的架势来对付。

战役正式打响前，我们接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冀晋区党委书记兼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王平同志到了前线。他不是在阜平县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的土地会议吗，怎么突然来到了前线，而且这么快？后来才知道，是聂司令员派他来的。聂司令员交给王平的任务是统一组织指挥地方武装、民兵，尽一切可能迟滞罗历戎北上，为我们的南下争取时间。王平同志接到任务后挥鞭跃马，急速飞驰，竟把一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活活累死在半路上了。他又赶紧借了一匹马，以想象不到的速度赶到前线。这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友，亲率一个独立团和上千民兵，有效的迟滞了罗历戎北上的行动。我们是清风店战役的主力部队，但在战役正式打响前，王平指挥的队伍已经开始战斗了。

各路传来的消息都是令人鼓舞的，唯独留在保北的二纵五旅，三纵七旅、八旅和冀中军区独七旅的同志，使我们放心不下。这些部队由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统一指挥，任务是摆开决战的架势，坚决阻击保定地区的大敌南下，以保证清风店战役的胜利。野司带六个旅南下后，他们在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打阻击，为使敌入坚信我主力仍在保北，不得不打阵地战。四个旅要打出十个旅的样子，担子实在是太重了。我们通过电台询问他们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请野司放心，决不让这里的敌人南下一步！

战局的发展可以说完全不出我们的预料。我军全部赶到方顺桥以南并全线展开后，罗历戎全军被阻止在清风店周围的高家佐，东、西南合，大、小瓦房等地。这时，这位三军军长才发现，挡在他面前的不是他很不以为然的民兵，而是我军的主力。他向他的直接上司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报告，请求援兵。但是孙司令官却坚持我军主力仍在保北一线。他的根据是∶一天多之前那里的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曾攻进了徐水城关，只是由于他孙连仲“指挥若定”，我军才“被迫”收缩“溃退”。如今，那里我军的攻击没有减弱，战斗依然十分紧张。难怪这位战区司令长官要对他的下属大吼∶共军连辆汽车都没有，他们靠什么在二十多个小时内从保北赶到保南的清风店？他们会飞吗？他们是“神行太保”吗？大吼之后当然还有安抚∶放心北进吧！

我军的战役合围已经形成。罗历戎不但不能北进，东、西两面的活动余地也不大了，即使他敢违令南返，唐河的渡口也已经被我们封锁了。

清风店战役是十月二十日打响的。由于我们急泥赶来，对敌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得不很详细，没有在战役合围的同时，在战术上分割敌人，未能很快地各个歼灭。

二十一日，我们采取分割战术，把敌人切成若干小块，集中兵力，将罗历戎及其主力第七师所在的西南合的外围扫清，打破了他的“梅花形”防御体系。这一天战斗非常紧张、激烈。在逐村逐街的争夺中，许多部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斗中曾来了十几架敌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高射武器，有恃无恐地低空扫射、轰炸，疯狂得很。我们用轻重机枪组成对空火力网，击伤一架，打落一架，对部队鼓舞很大。敌机不敢低飞了。不少空投的弹药和食品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我军曾一度突击罗历戎所在的西南合村，但未能成功。

罗历戎被围困在西南合，但他并没有死心。他等待着南来的援兵，更期望着保北的友军。他觉得，只要自己坚持住，“南北夹击”我军的局面也许会出现的。我们不能说罗历戎的打算完全是幻想，但是世界上脱离现实、一厢情愿能办成的事是极少的。

二十一日一天的激战，大概使孙连仲清醒了一些。据说他曾坐飞机到了保北上空，亲自指挥那里的战斗。如果在那里取胜，即使造不成“南北夹击”的局面，起码可以帮助罗历戎突围。因为他在保北的部队有上百辆大汽车，如果能摆脱我军，几个小时便可以赶到清风店地区。孙连仲很清楚，靠清风店以南石家庄的力量来解救罗历戎是不可能的。因为石家庄只有刘英的三十二师及一些杂牌部队，他们是不敢出来的。

这样，我们在保北打阻击的部队压力更重了，战斗更苦了，责任也更大了。野司随时将我们这边的战况通报他们，要求他们也将那边的战况、特别是困难报告野司。陈正湘、李志民同志的报告很及时，但是没有一次提到困难。来电都很简单∶围住罗历戎对我们鼓舞极大，祝全胜！战士们提出的口号是∶“打下去，熬下去，阻住敌人就是胜利！”这个“熬”字使我们看到了保北战斗的残酷程度和干部战士坚韧不拔的决心。杨成武同志说∶“那边的同志们打苦了。”耿飚同志说∶“我们这里要快，要争分夺秒！”

为了加速战役的进程，野司连夜决定集中五个旅的优势兵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罗历戎指挥所所在地西南合总攻。另派少量部队准备阻击保定方向可能出援的敌人。

二十一日夜，应该说是二十二日凌晨了，我们向西南合发起了总攻。

罗历戎很清楚，这是决定他的命运的时刻。他把步兵、工兵、炮兵、通信兵、大汽车、小汽车、弹药车、军需车都集结在马家大院的四周。兵力是够多的了，但这么多部队集中在仅四百多户人家的西南合村，要想构成什么防线是不可能的了。天亮后，敌机成批地赶来为罗历戎打气，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了。短兵相接，人民战士从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英雄主义中迸发出来的智慧和力量是无法估量的。有位叫李德胜的指导员，一人抱着十公斤的地雷冲到西南合的一所院子里。这里有敌人的重兵和弹药车，他拉响地雷，连投出十几个手榴弹，引爆了弹药车。院内七间房子在天崩地裂的轰鸣声中全部倒塌，他却安然无恙。共产党员高老二就靠着血染的刺刀和一身虎胆，率领六位战士解决了敌人全部美械化的一个连。战士邢树其只身杀上房顶，冲锋枪直扫敌指挥所。十点钟左右，我们全部占领了罗历戎的最后一个据点西南合。

各部队都在清点俘虏，但是没有找到罗历戎。这位军长哪里去了？我们相信他是不会死的，我们更相信他是逃不掉的。果然，没过多久，独八旅徐德操旅长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心情向野司报告∶“罗历戎捉住了，活的，在我们这里！”

独八旅当时在唐河边，上的南合庄一带，罗历戎怎么跑到他们那里去了？原来罗历戎见大势已去，在混战中带三百余人从西南合往东南逃窜，到了南合庄被独八旅的同志捉住了。罗历戎换了衣服，隐瞒了身份，我们的战士也不认识这位将军。但战士们凭着经验，还是把他放到“俘虏官”的队列，送到八旅旅部。

当时，全军上下都在寻找罗历戎。徐德操同志从战场回到旅部，一进联络科的大门，便看见一个相当熟悉的面孔，“这人怎么有点象罗历戎呢？”徐德操想。但是他没有贸然发问。他把联络科的一位干部叫到一旁，问∶“那些俘虏的身份都搞清了吗？有没有大家伙？”联络科的干部告诉徐德操，有些人的身份问过了，但还没有核实。徐德操指了指那个象罗历戎的人，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联络科的同志顺着徐德操指的方向看了看，说∶“还没问到他哩！”也就在这时，那人的目光也向徐德操望来。徐德操一步赶到那人面前，问∶“你不认识我了吗？”那人抬头望着徐德操，尴尬地站起来，苦笑着说∶“这，这，这不是徐代表吗？啊，遇见老熟人了。”

这是罗历戎。他和徐德操也可以算是“老熟人”吧。

去年（一九四六年），由我党和国民党、美国代表组成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德操同志作为这个“执行部”石门（即石家庄）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住在石家庄。他的主要对手就是国民党的代表罗历戎。那时候这位国民党的中将军长衣冠楚楚，气字轩昂，跟着他的美国朋友，气派得很。有一次他以东道主的身份，请美国人和徐德操同志看戏。搞不清是事先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三方代表到达剧场后，罗历戎问演什么戏，随从们回答是《战濮阳》。罗历戎马上煞有介事地说∶“和平时期怎么老唱武戏呢？改，改一出文戏。”将军有令，戏目自然是改了。徐德操同志后来诙谐地对我说∶“罗历戎为了做样子给我们看，只准剧团在台上唱文戏，可他自己在台下一个劲地演武戏，还老演主角呢！”如今，这位将军成了俘虏，又换了装，徐德操同志没能马上认出他来，也是不奇怪的。

我们要徐德操同志立即派专人将罗历戎送来野司，并马上报告了聂司令员。

战役刚刚结束，聂司令员和肖克（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罗瑞卿等同志便来到了前线。

聂司令员见到我和杨成武、耿飚同志便说∶“啊呀，你们怎么搞的嘛，我好一段时间都找不到你们了！”

耿飚同志说∶“情况突变，走得太急，电台又掉了队，我们三个人就带了一个骑兵班，几个参谋。”

杨成武同志说∶“我们知道您一定着急。我们也急得很哪！”我笑着说∶“我想，这一仗打不好，肯定是要受批评的。”

聂司令员高兴地鼓励我们∶“我看你们是只想着打好，没有想到受批评。所以就打好了嘛，打得很好嘛！”

聂司令员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作了重要的指示，和我们一起接见了罗历戎等人。因为土地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又很快地赶回了阜平。临走的时候，罗瑞卿同志对我说∶“把罗历戎他们送到土地会议上去吧。全区的党政负责同志都在那里，让大家看一看，是个鼓舞呀！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嘛！”

罗历戎等人被送往后方。聂司令员又接见了被我俘虏的三军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这两个人是当年聂总在黄埔军校任教时的学生。吴铁铮见到聂总，羞愧地说∶“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司令了。”

聂总开朗地说∶“现在不是又见到了吗！”

杨光钰在黄埔军校时曾和左权同志在一个队学习。罗瑞卿同志告诉他，左权同志已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了。杨光钰说∶“他是光荣的，他是光荣的！”

聂总问吴铁铮∶“你看今天蒋介石的军队，和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的国民革命军有什么不同呀？”

吴铁铮长叹一声，说∶“现在这个军队，和那时候孙传芳的军队一模一样了。”

吴铁铮说了一句实话。

清风店战役歼敌二万余人。生俘三军正副军长等将校级军官十名。战役结束后，晋察冀边区召开了有三千多名干部和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会议由王平同志主持。聂司令员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战役胜利的意义。说∶“这次歼灭战打得很干脆，从军长至马夫没有一个逃跑掉。李文（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亲率十六军、九十四军和九十五师等部的增援救不了他们，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也救不了他们！”聂司令员号召我们“更多地消灭敌人”，“配合全国大反攻”！

朱总司令为战役的胜利专门作了一首诗∶

南合村中晓日斜，

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

错渡淳沱九月搓。

卸甲威云归故里，

离营从此不闻茄。

请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边区胜利花。

作为晋察冀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清风店战役之后，当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领导朱德、刘少奇同志，晋察冀中央局的聂荣臻等同志高瞻远瞩地运筹着更大的行动。

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十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同志同时向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发出电报，正式提出了“乘胜夺取石家庄”的意见。他到清风店前线时，向我们野司的几个负责人谈了他的想法，征求我们对打石家庄的意见，实际上是向我们交代了任务。罗瑞卿政委当时对我说∶“清风店一战，部队打得很苦，可是我看不会有多长的休整时间。‘夫哉，勇气也。’聂司令要鼓作气拿下石家庄。”我说∶“聂司令征求意见时我说了∶要打，要快打！”二十三日，朱德、刘少奇同志联名电复聂司令员，同意他的意见，同时，发电给中央军委，建议批准聂荣臻同志夺取石家庄的意见。这两份电报中都提到，朱总司令即日要到我们野司来。

夺取石家庄，是晋察冀人民和我们野战军全体指挥员多年的愿望了。说到准备工作，从总体上讲，近一年来我们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斗，都是为了孤立石家庄，最后解放它。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重镇。河北人民骄傲地说，石家庄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庄”。这里是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的枢纽，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农业上有粮有棉，工业上有铁有煤。是华北地区举轻重的战略要地。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才把他的三军、十六军、九十四军、九十二军、独立九十五师等嫡系部队，集结于这一带。保石家庄就是为了保整个华北地区。

石家庄的防务，在日寇侵占时就比较强，蒋介石派重兵进驻后又不断加固，逐步形成了周长六十华里的外市沟，三十多华里的内市沟和市内坚固建筑群组成的三道防线。名目繁多的碉堡达六千个以上。内、外市沟深宽在五至七公尺左右。沟外有铁丝网、布雷区，沟内有电网、暗堡。外市沟内沿还有一条五十多里长的环市铁路，铁甲车平时可巡逻，战时便是活动堡垒。虽然没有城墙，但深沟层层，暗堡林立，也算得上是“地下城墙”了。难怪敌人气焰器张地叫喊∶“石门是城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国军凭着工事可以坐打三年！”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对立的统一。我们不否认石家庄工事坚固，也不否认我们确无飞机、坦克。实在说，就是为数不多的大炮，有些还是罗历戎刚从石家庄拉出来“送”给我们的。石家庄有“地下城墙”，地上却是四门大开的。这给我军突进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清风店一战，石家庄原来的最高指挥官罗历戎被我俘虏，现在的防区总指挥叫刘英，是罗历戎手下的三十二师师长。他的总兵力号称两万多人，其实正规部队不过一万多一点，其余是石家庄周围十几个县逃亡地主的反动武装。石家庄城大人多，街道复杂，敌人布防严密，但是我们在清风店战役中缴获了敌人大量的地图、文件，其中有一份《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据俘虏供认，这份绝密要图，是罗历戎准备到北平当面向蒋介石汇报用的。另外，石家庄城内有我们四百多位机智、勇敢、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对敌人来说，这是些随时都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清风店战役后，我们有意识地将近千名俘虏放回石家庄，更加动摇了守敌的军心。实际上石家庄已经成了一座“陆地孤岛”。罗历戎主力被歼，这座“孤岛”便更处于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了。

形势也要求我们尽快拿下石家庄。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全国其他战场的部队，基本上都把战争引入了蒋管区。这样，敌人占领的石家庄，便象一颗钉子楔在我们的腹地，阻隔着我晋冀鲁豫、晋察冀等解放区的联系。这个阻隔虽然是局部的，但总是心腹之患。打掉它，我几块解放区便可联成一片，华北地区的形势会起重大的变化。

当然，要夺取石家庄，决非轻而易举的事。蒋介石不会轻易放掉他经营多年的这个战略要地。特别是他已处于全面被动的形势之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蒋介石不会不懂。他会“决一死战”的。就我们来说，多少年了，打游击战打运动战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但是攻取大城市，在我的记忆里这还是第一次。“万事起头难”哪！

这时，罗瑞卿同志回到了野司。我们的领导力量加强了。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

关键时刻，朱老总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他亲临前线，给全军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朱老总到野司后，听我们的情况汇报，听我们的各种预案，谦虚、认真地同我们交换意见，研究战役部署，给我们解决疑难问题。为了把敌情搞得更准确，他和我们一起分析敌情资料，亲自审问俘虏。这样，我们不仅掌握了敌人总的兵力部署，连他们一些营级单位的驻地情况都了解了，甚至刘英的铁甲车每天要巡逻三次的情报也搞到了。在这段时间里，朱老总还深入基层同指战员交谈，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给予指示。他还同炮兵、工兵部队的同志研究技术问题。时值初冬，当时巳是花甲之年的朱老总亲自给部队作报告，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大大地激发了指战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想，凡是当时见过朱老总，以至参加过石家庄战役的同志，都不可能忘记朱老总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烽火日月，更不可能忘记他对中国革命胜利所作的伟大贡献。

作为我们的直接领导，聂荣臻司令员对石家庄战役的组织领导，也是非常及时、具体和正确的。

根据朱老总和聂司令员的指示，战役前，我们在安国县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了攻击石家庄的战役准备，作战方案，政治工作，还有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内容的城市工作。朱老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针对当时有些部队不太重视战术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石门战役打的是攻坚技术，是勇敢加技术。”罗瑞卿政委就战役的政治工作做了报告，耿飚参谋长讲述了战役的指导思想、作战指挥原则和各纵队的任务。潘自力主任就城市政策和入城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报告。我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后，野司把朱老总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传达到所有部队，要求坚决贯彻执行。练技术我们强调了两条∶一是土工作业。平原地带大部队攻坚，没有隐蔽点等于等着挨打，绝对不行。敌人不是有沟壕吗？那好！我们便沟对沟，壕对壕。要求前沿部队把壕沟挖到距敌二三十米处，不但手榴弹可以砸进去，而且冲锋号一响翻身便可以扑进敌人的沟里。为了更快地接近敌人，各部队准备了大量的梯子，占领沟壕后搭在上面，成为活动桥梁，直扑敌人内城。二是爆破技术。石家庄里里外外六千个以上的碉堡，完全靠我们有限的炮兵去摧毁是不可能的。沟壕之内，街道楼房和上千的暗堡主要得靠炸药包。原来我们只有土造的黑色炸药，清风店战役中得了一大批威力更大的黄色炸药，部队要学会使用，还要提高爆破技术。总之一句话，要按朱老总讲话的要求，以学习攻打大城市的精神进行石门战役，为夺取大城市创造经验。

参加攻击石家庄的部队，除野战军外，还有晋中兵团、冀晋兵团和各分区的部队。为加强攻击力量，朱老总还从华东地区调了一个榴炮营来支援我们。晋察冀人民在清风店大战结束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集中了一万一千多民兵，八万二千多民工和万余副担架、万余头牲口、四千多辆大车，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并且把各种炮弹八万发，各种枪弹一百五十万发，炸药六万斤，攻坚器材二十万斤，主副食品二十四万斤，运到了前线。英雄的人民推着小车，赶着马车，抬着担架，挑着各类物资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奋勇支前的动人情景，确实使人感动，也给部队增添了无比的力量。

蒋介石得知我们欲攻石家庄的消息后，从保定空运了一个团和一个野炮营给刘英。他的这个行动，与其说是增加什么防御力量，倒不如说是给身在“陆地孤岛”的刘英打气。

战役就要开始了。敌机不断的在我们上空狂轰滥炸。这时候朱老总还在我们野司，大家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我们几次劝他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他都摇头不肯。他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专来找我朱德。”我知道他是关心着战役的发展情况，便说∶“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朱老总笑了。他幽默地说∶“野战军司令向总司令下了‘逐客令’，没得办法，我只好去找孙胡子（指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同志）了。”

十一月四日，各部队按原定作战计划，分别进入指定地点。五日晚，野司运动到距石家庄只二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我与聂司令员通了战前的最后一次电话，向他报告了各部队的情况，告诉他刘英虽然已经手忙脚乱，但还是相信他的工事。

聂司令员说∶“事到如今，他不相信也得相信了，这叫自欺欺人。蒋介石给他发了电报，要他固守待援。你们要反复向部队讲清楚，战斗会相当艰苦呀！”

我请聂司令员放心。

聂司令员说∶“我相信你们。战斗迸展要力求快速，但指挥上不要太急。要特别向部队交代清楚，入城后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还有，”聂司令员停了停，然后充满感情地说∶“告诉罗、耿、潘，还有你，你们习惯靠前指挥，这我不反对，但是一定都要注意安全！你听见我最后几句话了吗？”

我答应着，但是没有说出话来。

六日拂晓，各部队用隐蔽、突然的动作，在炮兵掩护下，以爆破、突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进攻石家庄外围之敌。七日，集中火炮急袭发电厂，断绝全市电源，使敌内、外沟壕的电网全部失效3占领了大郭村飞机场，断绝了敌可能的空援。战斗进展比较顺利。只是石家庄东北角的云盘山没能很诀拿下来。

云盘山高出地面十五米，距外市沟约六百公尺，是石家庄东北方向的重要屏障和唯一的制高点。拿下它就等于打开了从东北方向突入石家庄的大门。担任主攻任务的是三十团的第三营。他们经过顽强的战斗，最后由八连副连长李长云同志带突击队，在炮兵支援下，夺取了这座被敌人称为“铁打的云盘山”。我们立即将这一重要进展分别报告了朱老总和聂司令员。

扫除了敌外围据点，各部队向敌人第一阵地实施土工作业，改造地形，构筑进攻出发工事，直达敌前沿阵地百公尺之内，坑道挖到了敌外市沟外沿。这些作业（包括后来接近内市沟）大都在夜间进行。那几天石家庄地区细雨蒙蒙，战士们冒着寒风苦雨连续作战，相当疲劳。但是进展速度依然很快。有些交通沟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外围，他们也没有发现。

突破外市沟后，午夜，我正等着部队突击第二道市沟的情况，一位参谋突然跑来向我报告∶“司令员，请快接电话，是总司令从河间打来的。”我拿起电话听筒，大声地说∶“我是杨得志！”“晓得的！”电话里传来朱老总亲切的声音，“怎么样呀！”虽然只一句问话，但我完全理解朱老总的心情，甚至好象看到了他手握电话机的样子。我简要地报告着战况。当说到正向第二道市沟突进时，参谋来报告∶第二道市沟又被我们突破了。我把这一消息马上报告了总司令。

“打得好呀！我祝贺你们！”朱老总兴奋地说。“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边的同志可是都望着你们哪！”

我把总司令的指示告诉了罗瑞卿、耿飚和潘自力同志。我说∶“总司令是希望我们打得更快一点哟！”“聂司令员也是一样啊！”罗瑞卿说罢，转身告诉参谋，“把总司令和聂司令的指示和希望迅速通知各纵队，要他们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告诉大家，总司令和聂司令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哪！”

十一日晚，我军不但全线占领了敌人的内、外市沟，而且占领了市区的大部分街道，敌人只剩下核心工事了。六天六夜呀，石家庄这座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堡垒”，这颗楔在华北解放区中间的钉子，就要被我们彻底拔除了。我们是打过不少仗的，但此时此刻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野司决定十二日晨发起对敌核心工事的总攻。我带几位参谋赶到战斗进展比较快、离敌核心工事比较近的四纵队指挥所。罗瑞卿政委和耿飚参谋长等同志在野司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这时我们已经有了步谈机，联系起来相当方便。

总攻核心工事的战斗打得很激烈。特别是攻至火车站一带时，遇到了敌人坦克和铁甲车的阻击。当时我们对付坦克没有经验，几次使用爆破的方法虽然都没有成功，但指战员们却抓住了坦克的活动规律。有位叫康德才的指导员，带领战士杨大海乘再次爆破的烟雾，勇猛迅速地登上坦克，命令坦克手调转炮口向火车站和正太饭店轰击。这两个地方被我占领，便切断了敌人的内部联系，孤立了刘英的指挥中心一大石桥指挥所。

我在云盘山四纵队指挥所，得到石家庄敌人最高指挥官刘英被活捉的消息时，有点奇怪。因为当时市内的战斗还正在激烈进行。四纵队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活捉刘英的消息，是他们十旅政治委员傅崇碧同志报告的，这样的大事不会有错。十旅的报告很具体∶是一支小分队插入敌人心脏把刘英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我让四纵队的领导同志告诉傅崇碧同志，立即赶到活捉刘英的前沿部队去，要刘英命令他的部队停止反抗。这样。既可以减少我们的伤亡，又能够保护城区的人民群众。我说∶“告诉傅崇碧同志，他和刘英谈话，可以用野司代表的身份。”

后来知道，刘英刚见到傅崇碧同志的时候，态度很顽固，不愿意下这个命令。经过傅崇碧同志耐心地工作，这位曾经扬言“誓与石家庄共存亡”的将军，到底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

十二日中午，敌人最后固守的几个据点打出了白旗。石家庄终于获得了新生。

十三日，我们收到了聂司令员转来的朱总司令的电报∶

　　聂荣臻同志转全体指战员∶

　　　　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

我们接到电报不久，朱老总便来到了石家庄。他在这里除同我们野司的负责同志交谈外，还找了三十多名参战的基层干部、战士开座谈会，调查作战情况。十二月二日，在聂荣臻同志亲自指导下召开的晋察冀野战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朱总司令作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石家庄战役经验教训的重要报告（报告的一部分现已收人《朱德选集》），对攻坚战术作了科学的总结，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一整套攻坚战术。朱总司令总结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战争的进程。

石家庄战役后，蒋介石不得不将他在华北的兵力作重新的调整和部署。保定、张垣两个绥署撤销了。成立了以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五省（晋、察、冀、热、绥）“剿匪”总司令部。

历史的车轮展转到了一九四七年年底，中国的军事形势已经不是蒋介石“剿”我们，而是我们向他们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为完成“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作最后的奋斗了。

（本文选自杨得志回忆录《横戈马上320一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