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被俘目睹记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派遣第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三军占领了石家庄。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奉命率部北上，留下三十二师驻防石家庄，师长刘英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当时我曾在师部任汽车司机，以给刘英等人开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配合我军解放石家庄。

一九四六年初，我通过关系打入了第三十二师，在师部汽车排当修理工。当时师部有两辆小汽车，一辆福特车，编为一号车，是刘英乘坐的，另一辆是雪佛莱，编为二号车，是付师长李文定乘坐的。一个司机叫董丰，是本地人，另一个司机因妻子生小孩难产，辞职不干，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先开二号车，董丰开一号车，但是不固定，有时董丰有事不在家，我也开一号车。那时刘英和李文定都是自己坐自己的车，换司机不换车。四六年底，师部又增加一辆丰田车，编为三号车，供师参谋长贺定济乘坐。我乘此机会把地下党员贾香礼拉入司机班，让他开二号车，我开三号车。晚上，我们留两人值班，一人回家，还是换人不换车，所以我仍然常常给刘英出车。

一九四六年，三十二师师部的驻地在现在市公安局的地方，到年底，搬到西南兵营，即现在第二十四中学一带。房子是日本投降时留下的尖顶平房。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等高级军官住在前一排平房里，师部下属八大处的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和军需处住在后面一排。第三处是瞥备司令部，驻中山路，军法处驻现在市公安局路东。师部有一个警卫连，负责警卫。

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大约一米七五的个子，由于身材消瘦，显得较高。操一口四川方音，平时表情严肃，出车时只简单告诉司机要去的地方，此外很少说话。刘英喜欢穿马靴，走路很快，很注意军容，保持着“标准的军人”姿势。在生活上，当时国民党军官吃喝嫖赌的很多，但刘英从不去妓院嫖妓，也没让我们去接过妓女。他不爱打牌，也不赌。但刘英也有几个爱好，一是吸好烟，都是铁筒的高级香烟，可能是美国烟。二是喜欢喂狼狗，他喂着一条黄色的大狼狗，每天精心喂养，出门经常带着狗，据说那条狗是第三军副军长杨光钰送给他的。刘英还特别喜欢打台球。他的卧室外边就放着台球，经常和参谋处一个姓杨的处长对打，贺定济有时也打。刘英打得不好，常常输球。有时候没有对手，刘英自己一个人也要打两下。三十二师的军官们来石家庄大都带着家属，但刘英没有带家眷。一九四七年初，有人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学生介绍给刘英（后来听说那个女学生是个暗娼）。刘英安家后，住在刘公馆，地址在现在的中山路体育场附近，离师部很近。刘英每天来回都是步行，不坐车，家里有两个勤务兵。

副师长李文定平时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经常让我们开车去拉妓女来供他玩乐。李文定除嫖妓外，还常勾引女学生。他让女中的三青团学生来师部汇报工作，经常留至深夜，乘机侮辱女学生。李文定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心腹，又是军统特务，平时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刘英虽是师长兼警备司令，但许多事都让李文定三分。刘英想枪毙人，李文定不点头就杀不了，而李文定则随意枪毙人。为此，刘英和李文定之间貌合神离，多有矛盾。

清风店战役，罗历戎全军覆灭之后，石家庄形势紧张，风声鹤唳，为了加强防御，令环市铁路上的铁甲列车昼夜巡逻警戒。一九四七年农历十月初六，刘英带着一群副官、参谋视察环市铁路。那天刘英带着狼狗，狼狗跑得很快，一头撞到外市沟的电网上，电网上通有高压电，狼狗当场毙命。那时刘英很生气、命令我们把狗埋了。

十一月七日，是部队发薪的日子。我们开车把钱拉到了师部，还未卸车，就接到命令要我们把钱拉到大石桥洞里去。原来，因为形势越来越紧张，三十二师已成惊弓之鸟，为了安全，师部要连夜搬迁到大石桥底下的桥洞里。这大石桥桥洞原来是第三军的军部，第三军北上后，这里一直闲着。八日夜里，师长、副师长、参谋处、副官处、特务连和警卫连一起转移到了大石桥桥洞。这一夜，师部简直乱了套，人员、车辆进进出出，一片混乱，狼狈不堪。我们师部的几个司机人不离车，随时待命出发。我的车拉师部的用具和文件，跑了好几趟。车外的踏板上，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车里还有人守护。这样整折腾了一夜，才算搬完了。大石桥共有九孔桥洞，正中间的一个是铁的。刘英住在从东边数第三个桥洞里，放着两张行军床。刘英西边的桥洞里住着刘英的内勤侯文正、张连喜。这个洞里支着一张行军床，还放着几箱子军饷，都是十元一张的法币。这个桥洞下边有地道，直通正太饭店。我下去过一次，里边很黑，点着蜡烛走了半截就回来了。正太饭店驻着九十六团团部，团长张公十分顽固。大石桥其他桥洞里分别驻着特务连、电台、译电员、参谋和警卫连。第二天，有情报说外市沟已经丢了，八路军在振头方面打得很厉害。市内电话线被割断，军用电话线也经常不通，刘英派我开车出去传达命令（师部的另外两辆车在混乱之中已不知去向）。刘英派中校副官处长高剑平坐我的车，先到西卡子（就是现在的卷烟厂一带），再到南卡子（彭村西北）、东卡子（解放路百货商场北侧）和北卡子（北道岔）。每到一处，我把车子隐蔽在民房后边，高剑平下车步行去阵地上传达修筑工事、顽固死守的命令。

由于解放军的封锁包围，石家庄城内粮食奇缺，部队吃不上饭。师部的伙房没搬过去，没有粮食，也没有炊事员，刘英也只好吃罐头、饼干。他没有办法，只好通过电台向保定求援，要求空运食品。保定派了两架飞机进行了两次空投。空投的地点在中华大街中段，即现在的八一广场至电信局大楼一带。街道两旁派了部队站岗，空投下来的是饼干箱子和罐头。由于飞机惧怕解放军的对空射击，飞得很高。那天又刮着三、四级风，降落伞大都飘到外市沟那边的解放军阵地上了，只有少部分落在空投地点。当时去了好些军用卡车准备拉东西，结果只装了一车，其余的都空着回去了。有的箱子摔破，士兵们拚命地抢夺失散在地上的饼干、罐头，甚至大动干戈。

十一月九日下午，发电厂被炸，全市停电。刘英命高剑平去现场处理，要尽快修好发电。我开车拉着高剑平和几个工兵来到电厂。高剑平下车进厂去看了看，出来说，炸得太厉害，无法修了。当夜，全市停电，一片黑暗。夜里十一点多，我正在睡觉，高剑平把我叫起来说∶“马司机，马上出车有紧急任务。”他让我把车刚发动着，上来了两个不带军衔的军官模样的人，带着软线，和一些电工用具，命我开到大兴纱厂去。我知道这次任务非同寻常，车到休门赵家祠堂处，就故意把车上的一根线拉断。汽车灭了火，在马路边上抛了锚。我下车打开车盖装作修车，拖延时间。车上两人也下车来，说刘英命令他们去接电，要用大兴厂发电机发电接到市沟的电网上，见车走不了，急得团团转。我说，任务紧急，你们走着去吧。他们说，东西太多无法携带。正在这时，东面开过来两辆中型坦克车，车上跳下来一个军官，我一看是地下党员李凤春，当时任战车技术员。李凤春下车来装着帮我修车，我悄声向李说明了情况。李凤春就说，前边过不去了，解放军架起软梯已进了市沟了。那两个人一听，不敢再去接电了。我也接好了刚才拉断的线，摇车打着了火。李凤春说一起走，我们车在前边开，坦克车在后面跟着，到正太饭店分开，我们回到了师部。回去后不久，参谋长的勤务员来告诉我∶那两个人向刘英汇报后，怀疑我故意捣鬼，命高剑平派特务连连长安玉山来审查我。我先是一惊，后来又放心了，因为我与安玉山私人关系不错。安玉山曾随罗历戎北上，在清风店战役中被俘，被我军教育后释放，回石家庄后被刘英隔离审查。那一段，我常去看他，后来关系一直不错。果然，安玉山来找我，说高剑平要他审查我，让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别出头露面。我赶紧藏在西边的桥洞里边，里边很黑，我在里边一直不敢动。十一日晚上十点多钟，我听见外边一片嘈杂，乱成一团，就偷偷地摸出来，一看，见许多人在乱抢东西。我来到放军饷的桥洞门口，看见刘英的卫士、勤务兵们都在往口袋里装钱。有人招呼我拿，我也凑上去拿了一些。刘英脸色阴沉地坐在床上，听任部下乱抢军饷，一动不动。正在混乱之际，忽然“轰”地一声，一颗手榴弹在桥洞后边临公理街的窗口外爆炸了，把窗口外边的铁丝网炸开了个大口子。这一声爆炸，把屋里的人都吓坏了。慌乱之中，我发现床上的刘英不见了，可能是钻床底下了，因为地洞的洞口在床下。当时桥洞里烟雾弥漫，屋里的卫士、勤务兵们有的想钻地洞，有的想夺门逃走。正在这时，只听有人高喊“不许动，缴枪不杀！”两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门口，举着手榴弹，命令屋里的人举起双手，列队出洞。屋里的人都乖乖地举起双手，一个挨一个地走了出来。我边走边往后看，见刘英走在后边。刘英穿的是普通军官服，外边披着日本军大衣。刘英的后边是参谋长贺定济。我低声告诉押解的解放军战士，说后边的是指挥官。后来，刘英等被押上了铁路大厂的一座很高的水塔。解放军命令刘英在水塔顶上写了给国民党官兵下令投降的信，由参谋长贺定济拿着向核心工事一正太饭店的国民党官兵喊话，命令他们投降。几个小时后，国民党守军全部崩溃，石家庄获得解放。

我随被俘蒋的军俘虏押到槐底村俘虏管理所。在那儿，我发现了化装成士兵的高剑平，就马上报告了看守人员。过了两天，高剑平就不见了。后来，组织上派人来找我。我离开了俘虏营，结束了多年的地下斗争生活，到西柏坡党中央机关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