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营策反记 瓦解侯如墉部队的一场斗争

一九四六年临近春节时，我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帮助下，通过地下的秘密工作，搞了一次瓦解驻石国民党先遣军侯如墉部队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我本人几乎丧命，但是对于消弱敌人的战斗力，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尤其是间接地支援我军解放定县，而后解放石家庄，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次打入石门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日本侵略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全面投降。我党中央任命冀晋区党委副书记王昭为石家庄市长，负责接收石门，并派代表与驻石日军谈判受降。但由于蒋介石的破坏，没有达到受降目的。这时，人称“二鬼子”的侯如墉杂牌部队，打着国民党先遣军的招牌，于当年九月初抢占了石家庄。接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国民党第三军罗历戎率部蜂拥而到，将侯如墉的杂牌军一下子挤到了石门至寨西店站的铁路沿线驻防。

在日军占领石门时期，我曾在日伪“建设总署”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日降后，我奉命配合王昭同志交涉受降未成，即随我市政府工作人员退到获鹿县大河村待分配工作。一天，王昭同志和冀晋四分区党委副书记齐文川同志，找到我说∶“打算派你第二次打入石门，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内部，待机发挥作用。你看如何？”我当时考虑了一下说∶“再杀进去可以，就是我已在受降交涉中暴露，恐怕危险性很大。”因为二位领导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当即和我一起分析斗争形势，并说∶“先遣军的副司令孟宪复，不是跟你是‘同乡’又是‘同族’吗？你就利用这个关系，改叫你的原名孟庆元打到他的部队里，只要取得孟宪复的信任和重用，估计别人也就瞠目无疑了。”

孟宪复，河北清苑县人。此人是张荫梧（“七七”事变前曾任北平宪兵司令）的学生，阴险顽固。“七七”事变前，曾在安国县伍仁桥镇当过训练民团的自卫团长，驻伍仁桥高级小学校。那时，我正在大学读书，每逢假期回家，常到学校去玩。孟宪复也是学生出身，爱结识文人，又爱打网球，正好我也爱打，这样通过不断交往，使我们这两个网球迷成为朋友。再加上我二人都姓孟，旧社会历来有“天下孔孟是一家”之风俗，孟宪复中间的“宪”字与我原名中间的“庆”字，正好长我一辈，他的岁数又比我大，所以，那时我们之间即以叔侄相称，“七七”事变后，孟宪复随张荫梧南逃。日军投降后，不知怎么着他在胡宗南那里弄了个先遣军副总指挥的头衔，随同侯如墉抢占了石家庄，是当时先遣军司令部里的“二巨头”，侯如墉向上联络，实际掌握军权的是孟宪复。但是，他自己并无多少兵马，是个“光杆司令”。所以一到石家庄，他就想方设法扩充自己的实力，前后收编了日本侵略军遗留下来的几千名伪警备队，成立了先遣军第十九纵队，后改编为保安十一总队，在石家庄至寨西店一线设防，其主力驻在新乐县城。

经过再三思考，我觉得组织的决定正确，利用与孟宪复的旧关系，再次打入敌人内部是完全可行的。于是，就开始了第二次打入石家庄的准备。为了保险起见，我先委托过去与孟宪复十分知己的一个姓许的老乡，找到孟宪复“搭桥”，说明我事变后曾流落在石门，给日本人干了点小差事，现时无职业，想投奔孟司令找个出路。孟宪复本来就知道我出身地主家庭，又是大学生，根本不怀疑我会投靠八路军。所以当下满口应诺，让姓许的老乡给我回口信，让我抽空去见他。接着，我趁阴历八月十五这个节日，又派老地下交通站同和裕药铺的一个学徒坐着洋车给孟宪复送去了八十斤月饼，以作二次试探。结果，孟招待很热情，还一再说∶“庆元老侄太客气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顺应孟宪复迫切招兵买马、扩大势力的心理，坦然拜访了孟宪复。

我二人见面后，先叙叙旧交和阔别八年之情，他问我原来在石门干了些什么。我就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套话，给他讲说一番。他问我∶“你投奔我，，想干点什么事？”我说∶“你老对我了解，就看着办吧！”他说∶“我正在组建部队，你干脆就在军界干事吧！”我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从来没有干过军队，恐怕不行吧！”孟宪复拍着我的肩膀点着头说∶“什么不是人干的，我就不信你不会吃饭。你学过土木工程，到司令部去当交通参谋吧！”就这样，我就在侯如墉的部队里，当上了个上尉参谋。

取得敌人信任

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有不少原来是日军侵华时期的汉奸、特务，后来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其中有的人在日伪时期认识我，有的根据我过去的言行，怀疑过我是八路军的地工人员。日本时期的伪职员王子兴，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个身穿国民党军官服的“孟参谋”，一时使这些人有点莫名其妙。所以，头三脚必须踢开，想法解除敌人的怀疑，取得信任。

怎样个踢法呢？事也凑巧。当时，三军军长罗历戎为了全面掌握平汉线石保之间的防御阵地，曾向侯如墉和孟宪复要过十九纵队的军事防务布置图、他们也曾叫参谋处绘了一张送去。谁知不日就给退了回来，上边还批有∶“刀不成刀，力不成力，原图退回，重绘再报”等语。侯、孟二司令正为此事为难之时，我这个“孟参谋”正好走马上任。孟宪复本知我是干这一行的“里手”，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不由心中暗喜，确定借此大显一下身手。况且，这张图对我边区也大有用处，何乐而不为！

为了绘制好这张军事图，我先找到各防区的地形图，还找了一本陆军军事符号；然后到各防区转了转，哪里是明碉，哪里是暗堡，各处兵力、武器配备多少，战时火力可以控制的区域等等，掌握的一清二楚；先绘制了一张草图，请来营以上的军官，会同参谋处所有人员进行了研究修改。最后，经过我精心绘制，画了一张有韬有略、布置得体的军事防务图。当把这张图展示在司令部参谋处的墙壁时，所有在场军官莫不啧啧称赞，就连孟宪复也赞不绝口；“象这样布置得体、绘制精致的军事图。少见，少见！”

的确，这张军事防务图给侯如墉、孟宪复的脸上添了很大光彩。因为当他们把这张图亲自送交到国民党三军参谋处后。同样受到了三军谋僚们的夸赞。特别是喜于纸上谈兵的罗历戎见到这张图后，立刻打电话给孟宪复，夸他手下藏龙卧虎、储有奇才，特补赏两万发子弹予以嘉奖。

“参谋处来了个孟参谋，一张图受到了罗军长的嘉奖！”这个好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纵队。随着传说，人们说我是孟司令的“亲侄子”，这时，原来不甚知底者似乎清楚了我的来历；原来怀疑我是八路军的人，他们也认为我过去可能是国民党打入日军中的特工人员了。

孟宪复这个“保护伞”把我掩护了起来。头一脚踢开，使我这个“孟参谋”很快在敌人内部站稳了脚跟。

扩大革命力量

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国民党时期比日军统治时期困难得多。因为抗日时期是民族矛盾，爱国者为一家；国民党统治后变为阶级矛盾，尤其在“二鬼子”部队里，成员复杂，素质不良，又大都是老兵痞、地富子弟，他们最痛恨和害怕共产党、八路军。所以，在国民党军队里发展革命力量，需特别谨慎。

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要扩大革命力量并发挥其作用，应当利用我这个“孟参谋”的合法身份，在国民党部队的。上层军官中物色人物。展开工作，只有这些带兵的和自己成了一手人，到时才能呼风唤雨。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往。发现在这个部队里行为比较正派、有些正义感的人，要算团长高自信和一营营长白兆祥了。果然又经过一段工作，把这两个军官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高自信，正定城关人，是个土生土长的军官，遇事缺乏主见。还有点怕老婆。他家眷就住在正定城里，夫人模样虽不大俊俏。但粗通文字，通情达理。伉俪之情十分亲昵。不料，她身患一种黄疸病，俗称“黄病”，久治不愈，为此高自信整日闷闷不乐。

我发现这种情况后，就主动给他在市内中药铺请去一个坐堂先生，经个把月的医治，病情大显好转。当然，对坐堂先生的谢礼，也都由我应酬了。对此，他们夫妻二人甚为感激。这样，伴随着医生看病，我就成了高自信家里的“常来客”。在平时的言谈话语中，又发现他老婆对他在这种兵慌马乱的岁月里，当这个不大不小的受气官十分担心。我就借机不断往这位夫人耳朵里，吹点模棱两可的“政治风”。说来，也真起作用，由于这位夫人对我党我军在群众的威望早有耳闻，所以经常规劝自己的丈夫∶“今后作事为人，不可过分。”“国民党腐败，八路军能争得老百姓，千万要给自己留条后路……。”高自信经不住这种枕头风吹，后来经常当着我的面发牢骚，骂蒋介石把他们当成后娘养的，干了事不落好。我也就趁势揭露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宗派主义，使高自信抱着“戏台上坐官，干了一天算一天”的态度。特别是他觉得我这人见识广、有远见，只要遇到什么为难事，都愿意找我谈谈，听听我的意见。就这样我们之间成了“深交”。

白兆祥，博野县人，为人讲私交重义气，规行矩步，平日最反对打家劫舍、苟且行事。别看他当了个营长，在米价一日数涨的国民党统治区，光靠他的薪水养活不了一家，所以他经常谩骂国民党内部黑暗腐败，不会成大事。他在新乐车站驻防，甚怕久后有变，总想把家眷安置在石门。我热情地给他找好房子，把家属搬进市内，还经常给他家送米送面，互相来往甚多。我深知他老家也在解放区，家乡不时来人，免不了对他讲些八路军处世为民的真实情况。交往时期长了，果然白兆祥不时流露有弃暗投明的思想，并根据我的言行认定我是地下工作者而进行试探。在那种特殊环境中，当然谁也是心照不宣。为了掌握一营营长白兆祥，我通过组织派来两位八路军战士，当上了白兆祥的护兵，预备在必要时当他的得力助手。

与此同时，我还观察到军械副官廉琢之，一言一行很象自己人。随后又把他和同乡李树章、宋仪荣（本团副官）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嫡系”“杂牌”之争

一九四六年初夏的一天，我携带一份厚礼特意去拜访孟宪复。踏入房门，只见这位副司令喝得两眼通红，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嘴里还骂骂咧咧。

我放下礼物后关切地问他∶“副司令！你这是跟谁发这么大的火呀？”孟宪复大骂说∶“他妈的！罗历戎为了补充他三军的兵员，要从咱们这里抽走一个团。你知道，我凑来凑去，就这么一个团的老本。他想把咱们一口吃掉，这不是欺人太甚么！”我听后，哑然一笑说∶“原来如此。司令何必生这么大气，胳臂怎能拧过大腿。可是，‘群雁高飞靠头雁’，他要走咱一千七百多人，可给不了他这么多心。只要司令把带兵军官的心抓住了，日后还不是一个个都溜回来。”几句话把孟宪复提醒，所提建议也正中他的心意，所以他很快转怒为喜，说∶“对！咱就按你的想法办。我他妈的得给他姓罗的按下钉子，给自己留点后手！”

果然，在他的队伍未被三军改编之前，孟宪复偷偷地扣下了四百条枪，两千袋洋面，以备东山再起之用。接着，他把下属军官们召集起来开了个饯行茶话会。他在会上说，“咱们弟兄虽相处不久，但孟某觉得还对得起诸位弟兄。如今三军仗势欺人。要把咱们弟兄拆散，，我心中实在难以割舍。”说着，还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他接着说∶“你们先去吧！如果看我老孟够朋友，日后找机会还可以回来。只要跟我孟某干，保你们步步高升。”会后，他还个别留下唯一的团长高自信，再三叮咛不要忘了他姓孟的，有朝一日一定要带着部队回来。高自信当然满口答应。

当年夏末，侯、孟的十一总队被三军改编为补充团，人员编制未动，原地驻防未动，高自信的团部仍设在新乐城内。这时，高自信觉得身边缺乏得力助手，再三请我去他团里干事。我想，从杂牌军打到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更能掌握敌情，比这个“空头参谋”作用更大。于是，为防止孟宪复起疑心，我让高自信亲自去请示司令。谁知，孟宪复十分高兴地同意了。我临上任时，这位孟司令还拍着我的肩膀说∶“有你到高团去，我就更放心了！你去后，一定要按计划行事，我让他罗历戎吃不成鱼，扎一嘴刺！”我当场向他保证∶“请司令放心。我一定按司令的意图去办！”

就这样，我这个“孟参谋”又成了三军补充团的“团副”，可以直接控制高自信这一个团了。但那时，凡是认识我的人，见面后仍然习惯地称呼我“孟参谋”。

借势顺水推舟

我到新乐走马。上任不久，边区领导派交通员阎庆祥同志秘密通知我说∶“我军准备解放定县，以便将石门至保定之间的铁路交通切断，弧立两城守敌，使其遥遥不能相顾，继续扩大我华北平原解放区。因此，组织上要求你设法组织新乐县侯如墉部队起义。倘难奏效，也要尽可能起到阻止石门国民党军队增援定县的作用。”组织上交给的这一任务比较艰巨，我从那里下手呢？

国民党军队本来就有嫡系、旁系之分，何况侯如墉、孟宪复的部队是东拼西凑的杂牌军，武器装备低劣，粮饷补给很差，官兵只拿八成薪，可一旦被改编为三军的补充团以后，粮饷变成了十成，平布军服换成了罗斯福布军装，连当兵的走起路来都觉得神气。

高自信原是日本侵略军统治时期的伪警备队长，国民党来了，才又依附在旧上司孟宪复的名下。平时，他最忌讳“汉奸”二字，更怕别人称他是“二鬼子”团长。现在编入了罗历戎的三军嫡系，又披上了一身正牌外衣，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因此，虽然他与孟宪复有言在先，但是“哪头炕热”，这在高自信心中是不能不盘算的。

过了些日子，企图保存实力的孟宪复不断捎信给高自信，叫他实现前言，勿失信于朋友。并一再敦促他，设法摆脱三军的指挥，回归他的属下。这样一来，是回去，还是不回去？成了高自信朝思暮虑的心事。为了此事，他多次向我问计，我都推托∶“还是团长自己拿主意吧！”有一天，他特意备了一些茶果将我请去，非让我出个主意不可。我见此情景，觉得机会难得，只好顺水推舟了。

我问∶“高团长！你说是三军好，还是保安队好？是罗历戎的根子硬，还是孟宪复的根硬？”高自信坐在椅子上只是抽烟，不吭声。

于是，我直言不讳地讲了早已考虑好的观点∶“现实摆在面前，问题也十分清楚。我们编入三军后，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总队优越得多。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树底下能乘凉，能挺起腰板，谁肯总在地下爬呢？”这一现实我知道高自信早有结论，问题的关键是，是否离开三军，仍然投奔孟宪复。于是，我接着说∶“孟司令催我们回去”是想保持自己的势力。问题是罗历戎比他的根子硬得多，孟司令惹不起，我们也惹不起。再说，如果你从三军不辞而别，那罗历戎定你个祸乱军心的罪名，你小小一个团长吃得消吗？

“要说讲朋友义气，那就更谈不上了。孟宪复刚到石门时，还不是个光杆司令！如果不是你带那么多兵投奔他，他手下哪会有这么多人马？正因为如此，他才拿你当朋友，假如你手下没人马，你高自信也只是高自信而已。”

这时，我看高自信直眼相视，心有所动，接着说∶“根据这些，我个人认为，为了部队的所有弟兄，尤其是团长的前程，我们不能随便离开三军。话又说回来，你在三军不走，孟宪复不是瞧着干瞪眼？吓死他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高自信本是个优柔寡断，毫无主见的人，听了这一席话，触动肺腑。最后连说，“孟参谋说得有道理，有道理。我看咱们暂时不去理睬孟宪复，看他怎么办！”看样子，呆在三军的主意他是拿定了。

谁知，孟宪复几次捎信不见高自信的动静，就把我从新乐召回石门，当面问讯。这时，我随话答话地回答说∶“孟司令！为了此事我曾经多次规劝高团长，可他当面哼哼哈哈，一转脸就变卦谁晓得他抱着琵琶，想弹什么曲子！”孟宪复又问∶“你对他的看法怎么样？”我说∶“据我看，高自信是‘乐不思蜀’。现在的人，谁不是‘宁扶竹竿，不扶井绳’啊！”一句话，说得孟宪复拍案而起，火冒三丈。大骂∶“高自信这小子不讲信用，成心拆我的台。你他妈的忘恩负义，咱们走着瞧吧！……”

临走前，孟宪复还再三嘱咐我∶“此次回团里去。你给我先发动军官们往回跑。谁先回来，我有重赏！”我连连答应∶“司令先别着急，我保证不让他们在那里四平八稳地呆下去，一定让高团长顺从司令的安排。”

从此，孟、高之间矛盾不断加深，以往的“亲密无间”变成“貌不合神相离”的关系了。

—不做，二不休

日有阴晴，月有圆缺。高自信的好景不长。出乎意外的事发生了∶一九四六年九月底，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下了一道命令，叫罗历戎就地征兵补充缺员，把改编的高自信团仍然退还孟宪复，恢复原建制，至十月十日截止供给。

这一下子孟宪复可逮住理了∶“你高自信不是想跟着三军的屁股往上爬吗！这次你想回来我还不要你呢！”孟宪复企图借此机会逼高自信“负荆请罪”，以便今后俯首贴耳地为其效劳，果然，一到十月十日三军停止了供应，孟宪复也不发给，使高自信这个团成了大庙不留、小庙不收的“飘流鬼”。高自信束手无策又让我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当时，我想趁机发动高自信起义，一考虑条件还不成熟，于是就利用军、地关系，到市内要求商会援助粮款，以维持一时，待机而动。这时孟宪复得知高自信依靠商会接济，硬着头皮就是不低头，才如梦初醒∶“高自信的肚里没有这个杂碎，准是孟庆元给他出的点子！”于是，就大骂起我来“孟庆元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只要惹着我，看我一块收拾他们！”

一个团的兵马只靠要饭过日子，总不是长久之计。这时看着高自信进退两难，我又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孟宪复不是想治我们于死地吗？正说明这家伙心狠手辣，我们再不能跟他跑了，要跟也跟不出好结果来。他有关门计，咱有跳墙法。咱们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另立炉灶！”

高自信一听“另立炉灶”，立即面带愁容说∶“你是不是让我去投八路军？”我把手一摆说∶“不！不是。我想，咱们这里往北就属保定管辖，莫如去投奔十一战区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咱们有一千七百人，一千多条枪，他一定会欢迎的。何况，咱们在这棵大树下乘凉，总比孟宪复强得多吧！”高自信一想，这个主意不错，忙问∶“怎么个投法？”我说∶“咱们先给孙连仲发个电报，就说侯如墉、孟宪复无力供应我们，叫咱们自找上司，请求编入十一战区，不就得了！”其实，我给他出此计的目的，就是要“投八路”。但不是直接起义，而是以投孙连仲为名，趁部队调往保定途经解放区时，让组织上派兵中途截击，逼迫他们起义投诚罢了。

高自信完全同意投孙连仲后，命我亲自赴定县借用兄弟部队的电台，向保定发了报。此时已是一九四六年腊月后半月了。

趁机逼上“梁山”

一九四六年旧历腊月廿五日的黄昏。我正在新乐城内团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为电报发出、尚无回音的事而焦急，突然一营通讯兵小史敲门报告∶“司令部参谋处的于主任来到了营部，白营长让你去作陪吃饭。”

参谋处主任于守智，我和他一块共事时对他就有所了解。此人是国民党“中统”的成员，与孟宪复是一丘之貉，又是孟的亲信，是个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笑面虎”。这个时候他突然来到这里想干什么？为什么他不直接到团部来。而先到了一营？为了弄清来由，我披上军大衣，顺手提了瓶好酒，出城赶到了一营营部。

到了营部后，果然见于守智正与一营营长白兆祥喝酒。因不便直问，我加入酒席后就先互相酌饮起来。于守智这家伙是个酒鬼。喝多了嘴就把不住了，所以一会就被我二人灌醉，说出了实情∶原来，我们往保定发电后，孙连仲一见大喜，很快就复了电。因新乐高自信的团部没有电台，就把复电发到了石门专署代转。石门专署一看是给侯如墉的部下高自信来的电，就直接交给了先遣军司令部。侯如墉、孟宪复看到这份复电后，气得七窍生烟，大骂高自信想造反，想投八路，非想法收拾他不可（当然也同时把我这个“黑参谋”也包括了进去）。所以，这才特派于守智赶来新乐，先稳住一营营长白兆祥，控制住车站；计划第二天早九点，孟宪复亲自带兵前来，以补发粮饷为名，扣杀高自信，并撤职法办我。开始，于守智并不打算让我知道这件事。因白兆祥早已是我地下工作者，他们见面后白一再为我解脱，并建议最好把我先请来，摸一下高自信发电报的底细为好，这才使我提早得知内情。

我们三人喝完酒，吃罢饭，已是夜九点多钟了。第二天孟宪复就来下毒手了，高自信还蒙在鼓里。怎么办！我觉得时机巳到，机不可失。于是我起身告辞，于守智怕我给高自信透露消息，说什么也不让我走。后来，我借口今夜值勤，不回去反而会引起高自信的怀疑，他会马上赶来找我，把事情败露；我回去以后，保证守密，否则军法从事。又经白兆祥一旁帮腔，这才放我回了城里团部。

赶到团部后，我马上找到高自信说明了这一紧急事态。开始，高自信觉得现时自己既没有投孙连仲，又没有投八路，你孟宪复不会把我怎么样，不甚着急。这时，我把孟宪复的阴谋讲了，我说∶“孟宪复早就给你定下了死罪。他把军队归三军时扣留的那四百条枪和两千袋洋面，一古脑儿扣在了你的身。上，还说你拉他的部队要去投八路。就这两条罪名，就够枪毙你了！”这下子吓得高自信浑身打颤、呆若木鸡。不一会，他哭丧着脸说∶“我算完了！没想到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完了！完了！”并连连求计∶“孟参谋，快想个万全之计，救救我吧！”我说∶“现时的万全之计，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高自信问我如何走法？这时，我把自己在回来的路上早已想好的两条办法，讲给他听。我说∶“我们面前只有两条活路，就看咱们选择那一条走了。”高自信附耳静听。

“第一条路∶我们现在拉上队伍就去保定投奔孙连仲。”这样做，高自信深知必须通过一百公里的解放区，很怕与八路军打了起来。他借口没有提早联系，保定无人接应，此路不可走。

那么，第二条路是什么呢？我说∶“团长，连孟宪复对嫡系三军不满时也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我们今夜拉上队伍秘密起义，去投八路军。第一条路不走，这就是我们今晚唯一的一条活路了！”为了让高自信坚决走这条路，我讲了当前全国的革命形势，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程等道理。关于这些，由于我们过去在交谈中都议论过，而且高自信就确认我是“那边的人”，所以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不由我多讲，忙说∶“老孟！咱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今天一切我都听你的。不过，我的家眷还在正定城里，我可不放心啊！”我当即答道∶“只要团长下了决心，一切由我来安排！”说罢，唤来通讯兵王秋荣，命他立即乘马赶赴正定城内，将团长家眷转移到朱古衬亲戚家。此事办妥后，不准对任何人走漏消息。我这一安排，使高自信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着，我代团长下达命令∶“调二营、三营、一营的二连和三连、团部的警卫连和迫击炮连立即集合，拂晓三时半出发，黎明前赶到侯家洼剿匪！”因为考虑到于守智正在一营营部，不能惊动他，所以留下营长白兆祥的一少部分人没有动。

随后，又迅速找我地下工作人员、军械副官廉琢之交代∶“你马上出城赶到侯家洼，找到八路军负责人，就说我们今晚率部起义，天明赶到侯家洼。因为这个部队咱们没有工作基础，请他们派部队设个包围圈接应一下，到时我和团长一下令，可能顺利些。”交代完毕，廉琢之同志立即出发。

这时，我与高自信商量∶“为了防止姓于的抓捕咱俩，咱二人都换上士兵服装，扛上大枪，和尖兵连一起出城。另命两个士兵牵上五匹马，走在部队最后，等部队全部出城后，再让马赶。上咱们乘用，叫他于守智望着我们叹气吧！”高自信连连点头称是。

这时，一切安排就绪。我看了一下手表，已是午夜二时。“咱们走吧！”高自信向我说罢，我二人粗略收拾了一下，各穿上士兵的棉大衣，冒着腊月的寒风，向部队正在集结的操场走去。

起义部队受挫

一九四六年旧历腊月廿七日拂晓，一支所谓“剿匪”部队秘密拉出了新乐城，向东北方向开拔。真正的目的，只有我和团长知道。

其实，在我们调动部队、尤其是调动一营二、三连集结时，就被刚刚睡下的于守智察觉。他深知事情不妙。马上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了孟宪复。孟一听大怒，大骂于守智草包无能，不会办事。并命令他立刻借兵截击高自信，把我二人抓起来。同时，孟宪复那里也要调一部分队伍中途阻击。

于守智放下电话后，就命令白兆祥带队伍去拦截。白畏难地说∶“我这里就有把守车站的这点兵了，黑更半夜的万一打起来，咱们兵力少，是要吃亏的！”于一听有道理，决定“擒贼先擒王”，派兵先把我二人抓住，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他亲自带上那少量士兵，赶到我们正在出城的东门两侧的民房，上埋伏起来，专等我们骑马过来突然抓捕。

他那晓得我和高自信随着尖兵连早已出城。由于事前早估计到他的阴谋把戏，一千多人的队伍来了个一路纵队前进。等他们见到队伍最后马匹时，我二人早已走远了。所以当于守智见几个士兵牵着几匹马出城来，立刻上前拦住问∶“你们团长和团副呢？”士兵答∶“团长只说叫我们牵马出城备用，，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这时，于守智才知道上了当。他命令白兆祥去追，白是我们的同志，当然不追。眼看着我们的部队走完，他才回到车站再次打电话报告、请示。这时，孟宪复已通过罗历戎命令三军驻防在东长寿的一个团，坐火车赶到寨西店截击。并命令于守智提前出发，赶去配合拦截，要尽量抓活的。如若反抗，可以就地击毙。

当时，由于思想上麻痹，总觉得侯如墉、孟宪复手下没有多少兵力来追击，即便来也不会多么快；估计他们赶到时，我们早已到解放区了。所以，在行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只考虑到拉长时间不让他抓住我二人，结果一千多人的队伍，一路纵队行军，再加上这些士兵对出发目的不明，内心害怕与八路军打仗，拉的时间过长，到天明，刚刚走出不到三十里；二是早晨士兵饿了，要求吃早饭。本应“灭此朝食”，一鼓作气继续行军。由于这伙杂牌老爷兵懒散享福惯了，行不通，又浪费了许多时间吃饭。总之，违背了“兵贵神速”的原则。结果，当部队正分散在大道刘庄和东紫烟楼两个村庄吃早饭时，村外响起了枪声。

通讯兵赶来报告∶“村西南赶来一股队伍，正在包围我们！”各营、连也派人请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当时，我们经分析，认为不过是于守智借用白兆祥那点兵力，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当下高自信命令不许慌乱，各营分别占据街口民房，作好战斗准备。等待命令。接着，他把机枪排、迫击炮连和他最亲信的二营六连集中起来，占据了团部的几户高房。我到各连安定了一下情绪，布置了一下防务，等待八路军前来接应。这时，村外边打枪边喊∶“高自信和孟庆元要去投八路，弟兄们不要上当，赶快回来吧！”村里的士兵有的不信那一套，边还击、边大骂∶“放你娘的狗臭屁！”就这样，双方冷枪不断，对骂不止，一一直从上午十点对峙到下午三、四点钟。

我二人久盼我军接应，却一直未到，遂决定拉上队伍继续东进。突然通讯兵又来报告∶“从寨西店方面赶来大股部队，正在包抄我们！”这时，只听村外响起了机枪声、吹号声，我们才知鼎况严重，立即命令部队向东北方向冲出，目标侯家洼。谁知，部队刚出村，就被打散了。许多害怕投八路的官兵，纷纷倒戈跑到追兵一边，只剩下东面高自信带着一少部分亲兵突围，我在后面带着几十人掩护。眼看人越打越少，不一会儿太阳下山、夜幕降临，绕过几个小土岗子，我二人谁也看不见谁了。

这时，忽然从中间斜刺里插来一股追兵，把我紧紧包围在一块筛过花生的田地里。于是，我带领仅有的几十人利用花生地土堆作掩体，进行抵抗，但被敌人的机枪压的抬不起头来。天色更黑了，猛听东边稍远的地方有重机枪声音，官兵中有些混乱，我向中暗喜，知是我八路军已赶来接应。可是，重机枪打了一阵又停止了。不多时，三军官兵象群狼一样，从四面八方密集而来我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

事后才知道，当高自信率领少数战士东进时，被八路军接着，当我地工人员廉琢之和八路军指挥员问讯我的下落时，高自信回答∶“孟参谋开始掩护我们，后来被包围。估计不是阵亡，就是受伤被俘了。”这时天已昏黑，打也没有用了，他们只好领着高自信和冲出的几十人，进入了我军驻地侯家洼。

战友掩护脱逃

我被俘之后，先被押送到新乐县城东北的紫烟楼村。奉命追剿我们的有个小营长叫孟子彬，此人是孟宪复的堂兄，历来与高自信有仇。他本想乘机官报私仇，想不到让高自信跑掉投了八路，只抓住了个孟庆元。当时，他想拿我和同时被俘的护兵王振鸣开刀出气，正在危急时刻，白兆祥赶来挡住了他们的刺刀。白兆祥厉声训斥他∶“你孟子彬有什么权力杀孟参谋！我们必须把孟参谋交到司令部，由侯、孟二位司令来处置！”孟子彬无奈，只好在当天晚上，把我押回了新乐车站，也就是白兆祥的营部。这一下我略微沉住了点气，心想∶眼下有白兆祥在身边“保驾”，虽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但是，自己处境的危险性还很大，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牺牲。

孟子彬留下四名自己手下的士兵看管我，就急忙赶回石门去请功。在此之前，于守智也带着“共产分子孟庆元被抓获”的喜讯，返回石门向他的孟副司令复命去了。这时，新乐车站只留下了我们的自己人白兆祥。片刻，只听白兆祥在押我的门外喝斥道∶“你们是三营的兵，在这里看押人，是看管他还是看管我？这里是我一营的防地，孟参谋有我来看管。你们马上给我撤走，回去对你们营长讲，就说我命令你们回去的！”这样一来，孟子彬留下的四个人也很快溜走了。接着，白兆祥又派来四名士兵接替。我一看，其中有两名就是我从解放区调来、给白兆祥当助手的白满囤和王桂起两位八路军战士。约模在当天的半夜时分，到侯家洼与八路军联络的廉琢之也赶了回来，他见我安然无恙，就急忙和白兆祥一起去商量救我的办法去了。不一会儿，白满囤和王桂起给我端来了热呼呼的面条。这时，自己才想起整整一天没有吃饭，肚子确实有点饿了。我狼吞虎咽地吃饱饭以后，也不知是累的，还是身旁有了自己同志的保护而放心，就在那间小屋子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猛然，我被廉琢之和白兆祥叫醒，边说∶“到了这个时候，你老兄还顾得上睡觉。”我坐起来问∶“有什么消息吗？”接着，白兆祥把刚才孟宪复打来的电话讲了一遍。原来，侯如墉、孟宪复得知高自信跑掉、孟庆元被俘、起义部队大部被截回的消息后，忧中生喜。决定让孟宪复亲自出马，于明日赶来新乐县城召开大会当众枪毙孟庆元，以杀一儆百。这时，白兆祥看了看手表急切地对我说“老孟同志！现在是早晨六点钟。石门开往新乐的火车是九点钟到，只有两、三个小时孟宪复就来了。我们已经商量好，请你现在就马上离开车站，快回根据地去！”我听后说∶“这可不行！我一走，就会连累下你们，不能这么办。”他二人着急地说∶“我们早已考虑好了对策。孟宪复来了，我们就说看管不严你跑了。他抓不到我们其他证据，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这里请你放心，你就赶快走吧！”

多么好的同志啊！我没有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反而给战友们带来困难和危险。我怀着内疚和不安的心情，和几位同志含泪告别。

险中潜入虎穴

我在打入侯如墉部队后，除注意在我所在的国民党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以外，还利用日伪时期老地下关系，。在社会和军政界内部发展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其中，有以元吉生药铺伙计为掩护的王荫槐商业党小组，党员有吴子珍（永生堂药铺先生）王国士（永德裕药铺会计）和贾文锦（中和恒药铺掌柜），这三名地下党员，石家庄解放前被敌杀害，还有王焕然、王振海两同志也同时牺牲；有以铁路司机邵润海为组长的工人党小组，党员有两名（忘记了名子）；另外，在侯如墉先遣军指挥部警卫连内部还有个地下党小组，组长周希琪（警备连文书），副组长是韩文斌（警卫连长），党员有郑银甲（军需）和地下关系张良佐等。这些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都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石家庄以后，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做了不少宣传，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争取群众，以及搜集敌人情报、破坏敌人装备和为解放区筹措医药、军需物资等工作。所以，当我刚离开一营营部就想∶“自己现在逃回解放区，可是，市内的地下工作没有作好安排，如果让这些同志失掉了联系，使革命工作受到损失，可不好向组织交代。”我觉得，说什么也应当回石门把工作安排一下。还想，当下回到敌人的老窝里虽然危险一些，但也可能安全一点，因为敌人可能估计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敢返回石门。于是自己确定∶“暂时不回解放区，先回到战斗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身边去。”主意一定，扭转身来大步向南走去，边走边想进市以后应做的工作和脱身之策，不觉已步行三十里，来到了东长寿火车站。一打问，回石门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四点共两趟，我看了看表，才上午十点，离来车还早，就找了个饭铺要了点酒菜，一个人慢慢地吃喝起来。

吃罢，我来到车站一边的铁路旁，想看看有无别的什么车过路。突然有人喊我∶“孟参谋，孟参谋！司令请你！”我顺音一看，北边远处有辆轧道车，上边坐着四名荷枪士兵，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正立着向我招手。我心中一楞，听声音象孟宪复的副官周国栋，原来追到这里捉拿我。当下我没有去答理他，马上跨过铁路，见对面有个三军兵营大门，门前有两个兵左右站岗，因这时我还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就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两个站岗的一看来了个军官，马上喊了声“立正！”直挺挺地敬持枪礼，我一手还礼，随着就迈进了大门。这时，也许周国栋见我进了三军兵营，觉得自己认错了人，就再没有呼喊我，押着轧道车走了。

事后才知道。这个兵营原来是个大车店，被三军七师十九团驻用。说也凑巧。这是个东西两门的穿心院，两边是营房，见院子里无人，当下我没有停步，很快走出了这个危险地，然后向南一拐进入了长寿东南角的居民区。转游中，隐隐约约地听人们正在议论∶“刚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车站到了一列客车，当兵的检查了个遍，才走开。”我知道那是为了抓我，说明下午两点的车已经过去，看来客车是不能再坐了。我在车站附近一户老百姓家，暂时躲避了多时后，打算徒步走回石门。谁知，当我到车站道边一看，恰巧有几节拆除沙河铁桥的工程车，由一车头拉着停下，看来是要返回石门的。经与司机打招呼，就爬上了一节铁棚车。这时，正好有一位职员的妻子抱着个小孩子，也要搭车回石门过年，就这样，当天夜里十二点钟到了石门车站。

由于快要过春节了，等乘车的旅客比较多，所以半夜里车站上还人声嘈杂。我知道车站进出口处检查森严，就利用这个和我一起乘车的妇女和小孩作掩护，下车后我帮助他们提上简单的行李和年货，顺铁路向北，穿插到大桥处混出了火车站。

乔装闯出险境

当日午夜我混出石门车站以后，要了辆人拉车就坐进里面，先来到桥西北后街厂子巷一个秘密联络点、地下党员铁路司机邵润海的家里。他一见我大吃一惊∶“出了什么事，怎么深更半夜从新乐来到这里！”我暂时不想告诉他，就说∶“没有出什么事，明天一早你给我分别把王荫槐、吴新池、韩文斌找来，我有事情给他们说。今晚夜深，我也太累了，请你给我找个地方先睡一觉。”老邵见我疲劳不堪，心焦情急，知是出了事，但又不便多问，就忙给我安置了个铺位让我睡下。一觉醒来，已是腊月二十九日的早晨了。

这时市内的年味已浓，街道上不时响起阵阵的鞭炮声。邵润海家里也买好了大块猪肉等年货，还贴了两张新年画。不久，商界地下党小组的负责人王荫槐同志来了，进门见我就说∶“市内到处贴有通辑你孟庆元的布告。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这才把所发生的事情对邵润海、王荫槐二人说了一遍。叙述完后我继续说∶“我这次进市是冒险来的，主要是为了给你们见个面，让你们知道我的情况，安排一下工作。”接着嘱托王荫槐∶“我已暴露，必须很快离开石门回根据地。今后各小组的工作由你负贵掌握，有事可派家住在获鹿的王振海同志做交通，到平山封城村（当时冀晋四地委城工部的驻地）找我联系。”安排完毕，王荫槐走了。不一时，打入国民党部队的地下党员韩文斌穿着军衣来到，我要求他∶“在军队里的几个同志，要特别小心，作长期隐蔽打算，不要轻易暴露自己。”并让他准备两辆好自行车、两支手枪，于明天送我出市。他答应一声，也迅速离去。最后来的是地下党员吴子珍的女儿吴新池，这是一位只有十五六岁、十分机灵的小姑娘，又是一个比较能干的小交通。我让她到中山路秋林西服店，把我已经做好的军官呢大衣取来，准备穿用；并让她告诉其父，我要走了，要继续努力工作，并加倍小心！小姑娘活泼地答应了一声，也去照办了。接着，我叫邵润海正常上班，一切照常，以免引起敌人怀疑。老邵上班走后，我这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躲在他家小屋子里，好好地休息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是腊月三十旧历小年，黎明前就飘起了小雪，年节的气氛更浓了。我决心趁机出市，并周密地考虑好了出去的方法∶乔装国民党高级军官，闯出危险境地！这天一早，小吴姑娘夹着个布包就把国民党军官呢大衣送来了，还兴奋地报告了他父亲昨天才搜集到的情报∶“旧历二十八日晚，八路军拿下了寨西店。侯、孟二司令十分惊惶，认为我军此举与高自信和孟庆元率部起义有关。他们怕驻新乐和东长寿的部队都靠不住，经请示罗历戎下令将两处驻军撤到了正定城，以保存实力。随之，我两县民兵已将这段三十余里的铁道，全部扒毁。另据说，我军将很快攻打定县。”（实际定县于1947年1月20日解放）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高兴，觉得自己搞的这次起义虽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起到了一定的瓦解敌人、打击敌人的作用，心里感到有些欣慰。

“天在下小雪，今日应该早出发，不然就不好走了。”我正着急，韩文斌把车子推来。只见他内穿罗斯福布军装，外披一件日军留下的毛领毛袖口皮军衣，身上斜跨一支木套匣枪，显得威风凛凛。他当时任司令部警卫连长，人很勇敢，枪也打得很准。这次选他送我出市，心里比较踏实。进屋后，他掏出一支驳壳枪递给我，我接过枪顶上子弹后，就将想好的出市路线和闯出办法与他商量。他说∶“咱就先一蒙二唬，不行就打出去！”说罢，邵润海妻子已经做好早饭，我俩简单地吃了点，让他们谁也不要送，就骑上车子登程了。

除夕的早晨，小雪纷飞伴随着微微寒风，街上行人不算多，我们登车一前一后，直向正西第一道封锁沟的第九哨卡驶去。这哨口直通大郭村飞机场，一般老百姓不敢走这条路。快到哨口时，只见小韩急登几下，飞快赶到前边，向值勤的几个官兵一致礼，理直气壮地说∶“后边是我们团长，要到机场上飞机赴北平，有紧急公务。今天小年，是弟兄在值班啦！”正说着，我骑车来到。只见把口的有七八个人，其中有正规军，有瞥察和便衣，还有个带班的小军官。他们看我身穿军官呢大衣，领边佩戴上校领章，气势汹汹而来，忽有人喊了声“立正！”几个衣着不一的家伙很快分站两边，让我们通过。这时，我举起戴白手套的右手答了个礼，过去了。随后，韩文斌追上，我二人继续西行。当我们走到外封锁沟的哨卡时，仍用同样办法闯了过去。接着，小韩把我送到获鹿县的海山村，知是已进入我八路军的游击区，我二人才松了口气。因为在这次比较顺利地乔装送行中，小韩同志没有暴露，所以我让他又返回了石门，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至此，石门之行的计划得以实现，自己也基本上脱离了险境。

胜利返回基地

我冒着飘飘小雪又慢慢骑车十几里，来到了获鹿县城南关，在南门外的顺城关街有个聚丰厚烟铺，就推着车子走了进去。

这个烟铺在事变前是个当铺，那时在这个铺子里从掌柜到伙计，全是我县老乡。所以从日伪时期起，我们地下工作者在市里为八路军搞的医药品，大都是先藏在这个烟铺的地下室，然后再转运出去的。因我过去曾经来过这里，大家都熟悉，所以他们象招待远乡客人一样，让我在那里过了一个安静舒适的春节。

正月初五上午，交通员阎庆祥来了，见面后他说∶“组织上派我来接你，还带来建屏县武工队，现他们正在城北山上等我们。”于是，告别了烟铺的乡友，我仍然披上那件国民党军官呢大衣，随阎庆祥离开了获鹿城。出城往北二三里有个杨庄炮楼，这是国民党对抗我八路军游击队一系列炮楼中的一个。我俩绕过这个炮楼，刚走到山下，准备上山，我猛然灵机一动，对老阎说∶“现正在过年，趁敌人麻痹，咱们不如把这个炮楼拔掉，搞他点人和枪带走，回到根据地也算是向组织上的献礼！”“行吗？”老阎问，我说∶“准行！我身披军官服，又有武器，现在正过年，当兵的麻痹，只要武工队配合一下就行了。”接着，叫他先爬上山去与武工队说明拿炮楼的计划。不到半个小时，从山上下来两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排长，其中一个是老阎，由我带领来到炮楼封锁壕的入口，大声命令哨兵∶“我是三军军部的，到这里来视察防务。快把吊桥放下！”哨兵一看来了大官，急忙进炮楼通报，很快下来个身材枯瘦的连长，慌忙跑到吊桥处隔沟给我敬了个礼，并命令哨兵∶“还不快把吊桥放下！”接着迎出来，弯腰请我进去。我不理会他，神气十足地带领二位走过吊桥，然后巡视了一周沟内沿的伏地碉堡和防护沟，冲着这个连长训斥道∶“军部规定防护沟必须六米深、六米宽，你们挖的这个沟为什么这样窄浅！这能挡住共军吗？”那连长边连声称是，边说天气寒冷，请我进炮楼喝茶。这时，听到炮楼顶部有士兵们赌博的声音。我们上到炮楼二层一看，里面摆有烟茶糖点，还有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她卖弄风流地给我点了支烟，我喷起烟雾说∶“你们是我三军的屏障，事关重大，你们千万要严加防范！”正说着，外边响起了枪声，还有”交枪不杀”的喊声。这时，老阎立刻把那连长揪住，用枪逼他∶”我们是八路军！快下命令，不许任何人抵抗。不然要你的命！”吓得他向炮楼上边大喊∶“弟兄们！不准打枪！不准打枪！”此刻，武工队员们早已冲进来，国民党士兵就纷纷把枪从炮楼上扔到院内，举手投降。就这样，不到半小时就拿下了这一炮楼，除一个叫张尚德的逃亡恶霸地主被当场处决外，其他被俘的十几名国民党官兵当场教育释放，然后我和武工队员们，扛上缴获的枪支弹药，又说又笑地。上了山，回到了革命根据地。

（安飞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