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穴生涯一回忆我在石家庄解放前后做地下工作的经过

进入石门

我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由束鹿县公安局派到石门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进入石门以后，我归冀中十一分区城工部领导。城工部部长林润田、朱康同志，副部长刘汝西同志；干事有李继真等同志。机关驻地在藁城、栾城、赵县三角地带的郄马村、马房村、梅花镇等处。进城之前，十一分区敌工部马捷、商亚平同志对我说∶“为了摸清石门敌军的情况，为解放石门打下基础，打算叫你到那里去做地下工作。”并且说，“石门的敌人很顽固，但被我们四个分区包围着，东南面有我们冀中十一分区，西南面有冀南一分区，东北面有冀中七分区和西北角的四分区，当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解放区在扩大，敌占区在缩小。”接着城工部部长朱康同志说∶“做地下工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石门的国民党军由于进了大城市，有了安全感，反动气焰十分器张，即便同情我们的反复性也较大。今天同情革命，明天就可能反对革命。过去曾给我们送情报做些工作的，现在有很多都反目了。你去后一定要提高警惕；二、必须以群众为基础，要相信群众，紧密地依靠群众，立足于群众之中；三、保守秘密，不论在任何环境和情况下，不能随意乱说，对解放区的事一定不要讲；四、要改变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写字时不要象我们八路军这样横写，字也要写正规些。因为敌人是在办公桌上练的字，而我们是打游击在膝盖上练的字，你稍一疏忽，就会被敌人看出你在八路军里做过事。所以你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五、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敌入内部做工作，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要牢记党的纪律。要坚定不移，威武不屈，即使牺牲也决不能暴露党的机密。要甘当无名英雄。

马捷同志还说∶“这次所以派你去，是因为在日本时期，驻束鹿县辛集镇的伪军赵学臣团，在日本投降后，跑到石门了，投靠到侯子固（侯如墉）先遣军部下。你对他们的情况比较熟悉。赵是杂牌军，不是国民党的嫡系，他们矛盾很深、很乱，他们撤到石门后，二营赵副营长曾派人到辛集镇找原来镇公所的通讯员王庄庄去接关系。我们已和二营赵副营长说好，他同意我们派人去。赵副营长在束鹿时是我们的关系，供给过我们情报。他要求我们尽快和他取得联系，你去后在二营安排个位置，先打到这个营部里，将来把这个队伍掌握过来，争取反正起义，你接头时由王庄庄陪你一同去。”

第二天，就派王庄庄带着马捷的信去石门找赵副营长联系。同时叫王庄庄侦察一下敌情，王庄庄回来说没有什么变化。领导分析情况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复，但也要慎重。决定我亲自去联系。见机行事打入敌人内部，看准情况再进行活动。为了保守组织秘密，我和王庄庄约定了碰头时间和地点，就各自分行，他先走，我后行。

我到石门后，首先到柏树胡同12号我的老乡殷明飞家里隐蔽。当时殷明飞在伪警察局收发室当班长。他与我们党组织已取上联系。他的家院内住着三户，我去后和邻居拉得很近乎，称他们大伯、大爷的，并帮助他们打水，上街买东西，关系搞得很好。为了更好地掩护开展工作，我改名叫殷志杰，和殷明飞兄弟相称。我对明飞说∶“明天我到西花园与通讯员见面，如果办好了，我就到赵学臣团第二营里去做隐蔽工作，以便了解先遣军的情况，解救遇难同志，瓦解敌人，争取起义。”殷明飞说∶“近来敌军很疯狂，到石门来接关系的人有的被捕和牺牲了，你千万要提高警惕别上当。”

我和王庄庄议定∶第二天十点在阜康路一个大车店见面，等赵副营长亲自来接头。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在预约好的和平剧院见到王庄庄。他说∶“没有什么情况，我们一同去吧！”走到地洞（现在旧地道桥）。我对王庄庄说∶“到阜康路大车店附近时，你先到马路东边看看，观察一下赵副营长来了没有，他们共来了多少人，带什么武器，态度如何？有没有反常行动。我在西边路北侧等你。”庄庄两次侦察的情况都是来了十多个伪军，没有带大枪，也没有接关系的赵副营长。他们行动鬼祟，态度蛮横，大摇大摆地进了大车店，一直等到十二点多，我们的关系也没有露面。我对庄庄说∶“来者不善，情况有变化，看来敌人在玩鬼把戏，我们不接头了。明天我们到西花园和平剧院后边见面后再说吧！”第二天十点见面商议后，我亲自到大车店去了解一下。我到大车店问店主老王，昨天来的伪军到你店里找什么人。他说找一个姓李的，伪军说一个姓李的在我店里等他们有事商量，他们一进店，两个伪军在门口内站了暗岗。两个看店薄，其它到各房间去搜查，没有找到姓李的就走了。他们走时还说∶“姓李的怎么不讲信用，没有等我们，便宜了他。”

回来后，我马上写了信，叫王庄庄回十一分区向马捷汇报，两天后我也回到十一分区，向马捷做了详细汇报。马捷说∶“姓赵的变得这么快，在束鹿讲得好好的；怎么到石门就变了卦。看来对敌斗争的情况更加复杂了。”这次打入敌军的计划未成功。我们就以辛集镇王庄庄的名义给赵副营长发了二封信，一是表扬他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二是批评他有的情报不详细，对团长赵学臣活动报的不清等，有意地叫赵学臣知道。结果被赵学臣发现后把赵副营长解了职，关了禁闭。惩治了敌人。

由于敌情的变化，一进石门争取伪军的工作未能完成，我有些灰心丧气，不愿意作隐蔽工作了。几天以后，我到石门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曙光、组织部长李继真二位领导同我谈了话。领导同志耐心地启发教育，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决心为解放石门而战斗到底。经组织批准决定二进石门，继续深入虎穴，瓦解敌人，争取力量。我带了通讯员李中业同志，二进石门。到石门后仍住在殷明飞家。

这次我首先对石门的敌情、地形、机场、敌人力量等做了初步的观察了解。对国民党军队和行政机构，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情况做了初步的侦察。并通过通讯员及时向十一分区作了汇报。

根据十一分区领导的指示精神，并经李继真同志批准，发展了一批力量。其中有∶在警察总局收发室任班长的殷明飞，在日伪时期当警察、后在石门警察局一分局侦缉队当队副的吴景仁，打入警察局高柱派出所当警察的王钟文，在商场经商的殷春满，当警察的王书栋；在西花园戏院卖糖果、香烟的姬景海，自拉三轮车的马大牛，在中山路东头开烟店的李中孚、李中业，以烟店为掩护的，搞社会情报的马根山，还有经我介绍到《石门醒民日报》当副编辑的李达三，以及在醒民日报社当行情记者的内线胡松涛，为我党地下工作壮大了力量。

在党的教育下，这些人的觉悟不断提高，利用他们的身份，配合我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殷明飞在西花园派出所任户籍警长，吴景仁管机要文件。锁庚元当时是一分局局长兼侦缉队长和“十九号”副组长。机要文书的上报、下达文件均由锁庚元批示，吴景仁存档保管。这样通过殷、吴的配合就截留了下边特务报来的我方人员来石活动的情报。等到特务研究逮捕前，我们的人已在得到消息后提前撤离。得到这样的情报先后共有两起，使我们的两个工作人员安全脱险。

打入《醒民日报》

为了更好地隐蔽不来，组织上决定让我打入《醒民日报》社。该报社在中山路东头八条胡同，社长杜文明在中山路市场街开诊疗所并任所长。他利用其父杜振江与国民党第三军32师的魏显廷团长是莫逆之交的关系，让魏团长出面办起了《醒民日报》。于一九四五年冬开始筹备，一九四五年末开始营业。由原国民党河北省宣传部三青团选核班书记张学勤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王跃东、李达三为副总编，报社共有六十多人。报社开办时，曾得到殷明飞、吴景仁的大力支持。因此我经殷、吴两人介绍，到报社当了发报组组长。在报社借报社自由职业者之名，搜集了解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各机关的秘密情报，并及时转给党组织。

深入虎穴

一九四六年春天，十一分区领导分析了形势，认为我继续在《醒民日报》工作不能深入敌人内部，和达到“寻找线索，千方百计打入特务组织”的目的，于是我辞去醒民日报社的工作，对石门的特务组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争取进一步深入虎穴。

当时石门的敌伪组织情况是∶

国民党石门先遣军是一支地方杂牌军，司令候如墉是石门的地头蛇。拥有较大的特务机构。军统特务任福如是候如墉十一纵队谍报队队长。（后来任福如又成为北平行署领导下的石门第三联络组组长，一九四七年任华北剿总二处石门联络组组长，归剿总二处处长史洪，副处长王世超直接领导。）

在石门国民党的统治权最大的是军统特务机关，是归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领导下的石门特务组织的首脑机关。设在石门法院街四号。头子是张景岳，下边是警察局特务机关，与国防部、厅有联系。头子叫锁庚元（回民）在石门势力最大。锁庚元在日本时期就参加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曾被日本人察觉而逮捕。日本人投降后他就冒了出来，成了正牌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还有以军统特务黄青为首的一派，在民族街路南设有一部电台是直属北平行辕领导。

中统特务设在南大街二十四号，调统室主任是赵志成，是搞学运宣传教育的，是文的，没有武装特务力量。

市（国民党）党部系中统特务、书记长刘昌模领导，主要是管党组织。要打入特务组织，从那里入手呢？经研究分析，决定从军统入手。找关系打入内部，站住脚，打开局面。

据殷明飞介绍说∶有一个叫刘文贵的天津人，经常住石门收买机械零件。他住在龙泉池北边胡同的福中旅馆。此人好吃好喝，爱交朋友。是殷明飞、吴景仁在查店时结识的。他看到殷、吴都是警察，很想在他们的保护下做好生意，故经常与殷明飞、吴景仁在一起吃喝打牌。此人比较忠诚，讲义气。而且和石门大兴纱厂机修车间主任张志华关系十分密切。并和军统特务任福如吃喝不分，是老朋友。

张志华是石门郊区大郭村人，交际很广，他和军统特务任福如是师兄弟，从小都在大兴纱厂学徒。任福如是石门任栗村人，他俩又沾亲，任福如在参加特务组织后，张志华在经济上经常接济他。他们来往很密切，十分知己。另外张志华还和侯如墉的参谋长于学清是干兄弟，认于的母亲做干娘。

张志华虽然和特务头子、敌伪人员接触多，但是张志华为人正派，讲义气，重朋友、重技术、爱交际。虽然不问政治，但有一定的是非观，又是生长在劳动人民的家庭之中，忠厚、诚恳。他是我们打入敌特机关的关键人物。于是我们拟定了从刘文贵入手，结认张志华，拉拢于学清，进攻任福如，打入敌人内部的详细计划，报请十一分区领导批准。

在十一分区领导批准后，由殷明飞、吴景仁出面和刘文贵说∶殷明飞的哥哥叫殷志杰，很想找个工作，混碗饭吃，请你帮帮忙在大兴找个事做。刘文贵满口答应，并通过张志华把我安排到大兴纱厂去做工。不久，张志华又向厂里要了间工房叫我搬去住。

通过和张志华在一起生活，了解到张虽是大兴纱厂的机修车间主任，但他自小进厂当徒工，尝受过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之苦，因而对工人有同情心。尤其是看到日本侵略军在石门郊区，实行“三光”政策，更激发了他的爰国思想。抓住这些我就经常给他及其妻子讲一些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使他们逐步由对革命的同情，转到积极帮助进行革命工作。尔后，我又利用张志华之妻与任福如的嫂子是叔伯姐妹这一关系，打入任福如的特务队。

打入任福如特务组织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是张志华的保举，后又在华北饭庄宴请了赵振华、高峰、高鹏、张志华、吴景仁、殷明飞等人。当场由赵振华执笔写了保证书，张志华、吴景仁二人签字做的保证，才算正式办了手续。从此以后，我感到在任福如手下活动才挺住腰杆了。

任福如特务组织由六个人组成的领导班子，有任福如、赵振华、高峰、潘树精、高胖子、傅之信。这些人都是经军统华北特务机关批准备案的。他们设有情报组、行动组、内勤组、外勤组。原来他们没有电台，发报时就通过侯如墉电台发报，后来又通过张景岳电台发报。在一九四七年春接收黄青情报站，由民生街搬到民族街，自己才有了电台，自己发报。任福如有时在民族街中间路南小门里办公，有时在任栗村东路北他的家里办公。或在民生街路北胡同里办公。

开始我在任福如手下做试用情报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正式提升为情报员。冀中十一分区对我初步打入虎穴做了肯定。同时指示我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要逐步深入，争取更大胜利。同时石委会领导还指示我，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要组织石门地下党支部，任命我为支部书记，下有四、五名党员，象殷明飞、殷蕊芳、王钟文、李全忠等，进行单线领导。地下隐蔽工作建立了核心领导机构。

经受考验

特务队里的人，对我非常怀疑，因而多次对我进行考查，百般刁难，甚至于经常派人对我进行秘密监督、跟踪。我处处小心，同时有意去接近任福如的家属，得到了他家属的信任。又经组织。上批准，故意泄露给任一些我们的情报。就这样，他们监督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任何毛病，解除了一些对我的怀疑，记得一九四六年春，殷明飞的婶子病故，我名义上是她的侄儿，为了遮人耳目，应付敌人，经党支部研究，我身穿重孝，痛哭流涕地守了七天灵。任福如、赵振华几次派人来看我，名义是问候，实质在监督考察我，但却没有看出破绽来。在往束鹿送灵时，赵振华派特务们以送灵为借口暗中盯着我，看我是否向外给八路军带东西和带可疑人，可是，我没有出卡子，送到市郊就回来了。

一九四六年秋天，赵振华、高峰、傅之信还是对我不放心。任福如对我说∶“你的工作要深入下去，要在藁城、栾城、赵县、宁晋一带建立情报站。在面上铺开。”我将敌特的要求向石委会作了汇报，经李继真同志研究后，伪造了几个联络站，从束鹿县发展起到晋县、宁晋、栾城和二十名地富分子人名单，由我转交了任福如。过了几个月任福如说∶“把你建立的情报员叫到石门来，我和他们谈谈”。我说∶“叫来可以；如果暴露了怎么办？你能保证在市里不出问题，保证不了市外。出了事怎么办？”任福如的二老婆对我说∶“赵、高怀疑你年轻，那来的这么多社会关系，怎么能每县搞一个联络站”。我说∶“我的联络站都是靠束鹿的亲戚朋友一县一县联络起来的，不信叫他们去看看嘛，这可不是吹的！”赵、高怀疑我有假，又不易辨证。叫他们出去看看他们又怕出石门被八路军抓住。不去，又打消不了他的戒心。后来任福如叫赵振华跟我一起到各县去看看。我知道任与赵、高之间因分脏不均，勾心斗角，互相怀疑有矛盾。我故意说∶“一旦队副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责任。”任说∶“如果发现赵有可疑不听话，暴露我们工作秘密，你可以随时处理。该杀就杀，干我们特务这行的害怕死还行。”我说∶“再考虑考虑”。第二天，我立即向李继真同志汇报。继真、润田同志分析了情况后说∶“可以叫赵来，等他来了就把他抓起来。”我说∶“这样弄不好，我就回不了石门了。”继真同志说∶“我们审他十几天再一同放你们回去，没关系。”我回石门后，对任福如说∶“如果赵振华在市外出了事，给今后的工作找了麻烦怎么办？”任福如说把权交给你了，出了问题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任福如找赵振华谈了谈。说∶“你既然对殷志杰不放心，你可跟他到东边各县去视察一下。”开始赵不愿去，主要怕出事。说家有父母，需要照顾，出了事不好办等。任福如坚持叫他去。赵没有办法，反过来对我说好话。说∶“老弟，这可不是检查你的工作毛病，咱们去玩一圈就行了。回来后，我帮你整理材料。你保我平安回来，我保证向上边说你好话。”

事定后，第二天晚上，张志华收到一封由大兴警卫转给我的信，信中说∶“志杰同志，听说你带一个大特务，要到解放区去，为了你工作顺利，我们可以帮你的忙，护送你们出去。如果需要帮忙，就在大兴东北角墙上，在白粉笔口字中画个‘十’字。如果不需要帮忙，就画个‘一’字。你的战友，x年X 月x日”。我来到大兴东北角，见墙上确有一个用粉笔写的“口”字。此信没有姓名，谁写得呢？我和张志华、殷明飞、吴景仁共同研究，认为这不可能是我们的同志写的。此次同赵出市，只有任福如特务组的人知道，其它人一概不知。我们革命组织都是单线联系，互不相认，除了市外石委会外别人不知道。此信不敢落姓名，很可能是敌人玩的鬼把戏。大家仔细分析字迹很象是赵振华的，可能是他在搞鬼。为了有利我们工作的开展，加深敌人内部矛盾。决定把信交给任福如看看。借此增加他们狗咬狗的矛盾。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任福如家里。任福如看了信后气得脸都白了，说没有家贼引不了外贼来。我说你先别着急，看看这笔体象谁写的呢？咱们外出的事，除赵振华知道，别人是不是知道呢？任仔细看了多遍，神情更加紧张的说，象是赵振华的笔体。后来把赵振华写的材料拿来对照，十分象赵的笔体。当时又没有别的证据不能完全肯定，任问我怎么办？怎样弄清事实。我说好办，三天内我弄清事实，交给你组长来处理。第二天早晨，我就到赵振华家中。赵还没有起床，我和他老婆说了一会闲话，在桌子上翻着书看，发现了相同的信纸和信封。赵这时还没有起床，我说拿两张纸去买东西用，悄悄又拿了两个信封，我就出来了。回到大兴一对照，果然一样。肯定了信是赵振华写的。我拿着信纸、信封叫任福如看，又反复把赵振华写的公文来对照。任肯定了信是赵振华写的。任说∶“这小子太可恶了，骗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带他去吧，不行就干掉他！”

后来我和赵振华商定，上午九点在西三教东边见面。他化装成农民，我和通讯员化装成商人，一起到解放区去视察情报站。在见面地点等了一会。赵振华与他老婆同伴来了，他说老婆来是为咱们送行的。当快出卡子时，赵振华很得意地对我说∶“你以为我真同你去吗？我去了一旦出了事，你如何向任组长交代，，你对得起你大嫂吗？还得连累你，你还是自己去吧！你走后，我在家里藏着不出门，对组里说我已出市。等你回来后，到我家，我一定好吃好喝地待你。咱们再边吃边喝，边编写材料，保证福如哥满意，保证你升官也满意”。我说各县联络站人们都等着赵组长大驾光临，这样不好向任福如交代，但说什么他也不去，而且他老婆还在旁边哭哭啼啼，不叫他去。她一面向我说好话求情，一面向我许愿说∶“你回来后，嫂子给你做好吃的招待。”我看他实在不敢去，只好作罢。于是我和通讯员到石委会住了十几天。向李继真同志和林润田同志做了汇报。继真同志说∶“这样也好，他不来你就主动了。回去你怎么说怎么对，还抓住了赵振华的小辫子。造成了任福如和赵振华之间更深的矛盾，工作更加主动。你回去后，不要一下都给任福如说了，要抓住时机，一点一点地说，逐步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他们的矛盾。”我从石委会回来后，与明飞、张志华详细研究了上级安排的对策。第二天才去找赵振华。他以好吃好喝招待我，开始他还想叫我自己写，以便将来有问题他好推脱。我不干。我说∶“出去前你说好的，材料由你来写。”我把县里建立情报点、联络站活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并把束鹿县的几名民兵保护我和宁晋县民兵怎样查我、审我，我又是如何逃脱回来等编了一大套。又骗他说，如果不是联络站情报员保我，就有被捕的危险。幸亏赵组长没有去。不然也得经经这场凶险。还把联络员怎样搜集情报也编了一大堆。最后又说军事上由他看着写。

赵振华把材料写好后，我和他一同去找任福如作了汇报。任也信以为真，很满意。任请我们到大春芳饭店大吃大喝了一顿。我对任福如说∶“还怀疑我吗？这些情况可都是赵振华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写的。”我这样一吹，赵振华在特务人员中威信又提高了，所以赵也很得意。赵向特务们吹捧我说∶“志杰真能干，各县建立的组织名不虚传，都是真的，起作用很大。我和各情报站的人也都谈了话，干劲很足。如果没有联络站的人协助，我们二人都回不来了。”任福如和特务们都信以为真。从此，把我提升为正式情报员，每月发给60斤大麦片。

林润田、李继真同志对我说∶你刚走上吃敌喝敌消灭敌人的第一步。

两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是叛徒出卖。赵振华接收了一个赵县人，叫钱好义，原在十一分区做地下工作，后来成了叛徒。他知道李继真同志是我的领导人。钱对赵振华说∶“殷志杰可能与藁城县城工部有联系，也可能与十一分区李继真有关系。”于是赵振华派他到我组搞情报，以便引我上勾。有一次钱对我说。他在十一分区作地下工作，现在不干了，因为十一分区光要干工作不发生活费。为了革命，把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可现在又不要我了。我听他谈话前后有矛盾，很可疑。第二天就派通讯员回十一分区向李继真汇报。得知钱好义确实叛变了。李继真同志叫我再考验一段。如没有悔改之意，就想法干掉他。后来，果然这个死心踏地的叛徒向敌人出卖了我，因而我被敌军抓了起来，送到三军拘留所。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只是钱的一面之词，我又拒不承认，后来只好通过任福如把我要了出来。后来高峰把钱派到正定东边一个村驻防，因分赃不均，高峰把钱干掉了。我们终于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叛变革命的败类。

我第二次被捕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天。有一次我到石委会汇报工作，李继真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利用特务身份证掩护干部进入石门。

我们约定在将到敌占区时，由我在前边走，他和通信员李中业在后边走。我们三人经过郄马到了邱头村口时，天已亮了。我一个人先进了村。刚进村就从茅房里钻出两个扛大枪的伪军，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了起来，进行盘问。我有意识地叫后边的通讯员和干部看到，不要再进村，就大声和伪军纠缠起来，后来伪军把我带到连部。到连部后对我进行了搜查。当时我身上带着《论联合政府》和两份过时的《冀中导报》，还有几份揭露敌人的小册子。他们认为抓住了八路军，对我进行了审讯。我只说这些东西都是党国的机密，上级叫我搞的，不见组长不能说。我有身份证。我以搞情报工作的面目出现，态度很硬。第二天，经营、团部把我送到三军军法处监狱。（现市公安局大院）把我的车子和书以及材料都扣留了。在审问我时，我说是军统任福如的人，我出石门有任务，如果你们不信可打电话问任福如，他们不通知任福如，是想叫我给他们些钱。借故搞敲诈。但又不敢怎么欺侮我，就对我进行了秘密关押。一个专门管犯人的班长，外号叫“龙头班长”，很蛮横。别人对我说∶新来的都得睡在大小便池边，每当别人解手时，都溅一脸。有钱送给“龙头班长”就可以立刻离开。又说龙头班长看上了你的手表，想要，但又不好直说。你把手表给他吧！他可给换个较好的地方。向外送个信。那你就方便多了。我也看出他的这个意思。就把手表送给了“龙头班长”。果然他马上给我换了一个好位置。我又给了“龙头班长”5万元，请他给殷明飞、吴景仁、张志华那里送个信。他们三人知道后都来看望我。我就把被捕的过程告诉了他们。并叫殷明飞去找通讯员李中业，马上向石委会汇报。同时张志华去找任福如，叫任福如想办法把我要出去。任福如找了三军的军法处几次，就是不放。其原因就是要钱。任福如是一个一毛不拔的鬼难拿，他仗恃特务组长的身份不肯出钱，而且说话还很硬。扬言要到北平告状。但军法处还是不放人。结果由张志华、殷明飞七凑八借，搞到三百多万元，给了姓吴的法官，在他随三军北上时才放我出了狱。

配合解放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秋我被捕放出后，我军正要攻打石门，让我抓紧搜集军事情报，首先要弄清在石的国民党的驻军、火力、碉堡。当时清风店战役已经结束了。在石的敌人只剩下三十二师，军心大乱。我们把敌人的党、政、军、警、中统、军统、各机关、团体等情报都搞清交我机关。为了配合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我给交通员要了一张特务证，可以随便出入石门，我们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力量都发动起来，对群众宣传不要怕，不要跑，不要躲藏，要群众团结起来支援解放石家庄的战役。

在大兴纱厂，我利用大兴纱厂的所谓“八大盟兄弟”发动工人，为解放石家庄做工作。当时大兴纱厂分地方派和南方派，厂部经理及主要头头都是南方人，而八大兄弟都是北方人，他们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我抓住他们的矛盾，利用他们的矛盾，为我党的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利条件。在解放石门战斗打响后，市东南角护城沟电网，是大兴纱厂电厂供电的。电网直接阻碍我解放军的进入。领导指示我设法把电网拆掉，为攻打石门扫清障碍。但两次破坏未成，我找发电厂主任马奎元说∶“八路军要打石门了，护城沟电网用的咱们的电。打起仗来，阻碍解放军进攻石市，你我都跑不了，使八路军受到损失，咱们都有责任。”经我这么一说，他答应到时候帮助断电。我与张志华在攻打石门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把电网破坏掉了。使攻打石家庄的解放军顺利地突破了防线，为解放石家庄开辟了道路。

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第三军被歼灭，石门军事吃紧，解放的石门说法越来越多，军心大动，人心不稳。任福如在北京，闻讯不敢回来。当时任给张志华来一封信，内容是∶“石门形势不利，有被攻打的可能，一旦国军失败，请把组内的文件全部烧掉，把电台藏起来。对你嫂子要设法安排一下，可搬出住宅，以防家属受损失，有机会时可送来北京，见面后重谢。任福如。”后来，我与张志华按任福如的意思办了一些事，从而继续与任福如挂上了勾，为后来进北京再入虎穴找任福如，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按上级的意图，保存了敌人的一些重要档案。，我对吴景仁说∶“掩护好身份，不要暴露，要把警察局一分局的档案材料保护好，不能让敌人带走！”在战争打起来之后，他把档案巧妙地埋藏好。等战争结束后，我们一同把敌档案材料全部挖出来交给晋察冀社会部许建国同志，并汇报了潜伏在石家庄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全部情况。

许部长指示∶石家庄的特务机关最多，特务满天飞，敌人统治时间很长，基础很深。有一部分特务可能乘机跑到平、津、保去了，有一部分死心踏地的特务可能借混乱时期潜伏起来等待天再变，和我们做拼命斗争。在平、津、保的特务机关还会不断派遣有经验的特务来石市。我们要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寻找特务潜伏点，一网打尽。同时，搞好同敌人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这是巩固石市胜利的关键。

特殊的战斗

解放后，石家庄市公安局成立，局长陈守中、办公室主任张行言、侦察科长王应慈、李继真同志找我秘密谈话，让我继续追踪特务头子任福如，以便把潜伏下来的特务一网打尽。任福如在解放前夕，跑到北京没有回来，高峰、赵振华在解放时乘乱也跑到北京。但他的下属组织人员大部潜伏起来，有的特务还继续造谣活动。当时，北京、天津、保定、太原、元氏都没解放。为了彻底消灭特务任福如及其下属，王应慈、李继真同志要我继续潜伏在任福如组内工作，因在解放前任福如来信说让我安排特务组的工作，和我还挂着勾。于是由我和王耕、殷明飞同志负责组织了地下工作队。为了掩护工作，我们在新华路于家北胡同口开设了自行车修理部，伪装为修自行车的小工商业者，还把王耕同志的爱人接来掩护。

石家庄解放后军管时期，一天，任福如的小老婆李月娥（外号二百五）偷偷找我说，她要到北京找任福如去，要求我送她。我和张志华商量了一下，同意她去北京，不然她也会偷偷跑掉，不如以她作礼物送给任福如。我向市公安局领导汇报了，局领导同意送她去北京，以借李月娥的枕头风使任福如更相信我们，为我们今后工作创造条件。于是决定由张志华、李中孚去送，我和张志华找到李月娥说∶“计划把你送走，可石家庄解放时钱放在厂里，没有钱怎么走？”目的要挤她的钱当路费。因她急着去北京，就给了两个金镯子卖掉做路费。事情办好后，叫张志华和李中孚用自行车带着她，从石德路到天津。（当时火车不通，也没有汽车）并把王耕同志介绍给李月娥，说他是我们的人，在工商局工作，把你们送出解放区的边界。到北京找到了任福如，他一看我们把李月娥送去了很高兴。李月娥对任福如说∶“志杰保护了咱全家，因为志杰的情报员王耕在工商局工作，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送来。”任福如说了感谢我的话，他还要求有机会把他前妻和儿媳都送来，我们也答应了。张志华把送月娥的经过和石家庄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任福如，使任对我更加信任了。

任福如对张志华布置了我们在石家庄的任务，让我把组织搞起来，继续搜集情报。张志华对任福如说∶“石家庄当前形势对我们不利，就剩下殷志杰和潘树精了。在那里站脚很不容易，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建立情报组织的事，看看形势变化再说吧。”

回来后，张志华向科长王应慈、李继真同志作了汇报。局长陈守中，社会部长许建国两位领导同志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任福如内部，为保卫党中央和石家庄而斗争。一定要把任福如案件搞清，搞彻底，最后消灭他。确定我的工作重点是以搜集敌人军事特务活动的情报为主。

从此有殷明飞、王耕、张志华、李中孚、李宗悦、马根山等几个人组织起石门情报组，由我负责。经领导批准，报告了任福如。同时派张志华、李中孚以跑行商为掩护做交通员，从敌占区购工业原料、电器五金、医药等产品，支援我市工业发展，从中也获一部分利润。

为了使任更信任我，领导上决定由张志华等同志把任的大婆和儿媳及冯增杰的老婆送往北京，由王耕同志送到定县以北。家属见到任福如和冯增杰，异口同声地说我对他们热情负责∶“没有见过象这样好的朋友，没有志杰和王耕我们是不可能来的。”张志华顺便说我“真对得起福如兄。”冯增杰也帮腔说我们真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任福如也见人就吹捧我。要求我为他们做好工作，并说叫我去保定商议石门建组织情况等。我们为使隐蔽斗争坚持下去，我还借用任福如本家任振翰、任福海、任振朝的力量稳住任福如。张志华约请他们三人，以经商买药物为掩护，经常跑北京、天津、保定，常在任福如家落脚。任福如也对我进行了解，可是三个人都不知道我的真面目，只知道我在石家庄为他们工作并掩护的很好，建立组织，开大众书店、自行车铺等。他们说∶“殷志杰不是八路军，是我们的人，诚心诚意为我们搜集情报”他们这一讲，别人也在外边讲，任福如手下的人都知道我和任福如很要好，是任的嫡系特务。因此，对我由怀疑变成惧怕，很多人都相信我在石市有力量。说我坏话和怀疑我的人被压住了。

再进虎穴

任福如一心让我去北京见面，我向局里请示，决定第三次进虎穴去北京。王应慈、李继真同志说∶“要了解敌特对石市的阴谋活动，处处事事要多加小心，提高警惕，随机应变，说话要有余地。尽管我们利用各种风吹掉任福如对你的怀疑，但还要防万一。对我们党公开的、同时也可以让敌人知道的事，你就向任福如讲，做为送给任福如的情报”。我就把公开的资料抄写了一部分作为见面礼。这次去有我、张志华、李中孚，是坐大车绕道天津到北京的。住在北京大栅栏一个旅社（任福如在此旅社有包房间，经常在此办公）。结果他不在，到保定去了。我们就拍电报叫他回北京，共商建组织之事。

当时北京最高特务机关华北剿总二处，处长史虹、王世超，史虹是戴签时代八大金刚之一，是傅作义驻军的军统特务头子。那时各地都有戴笠的嫡系，权势很大，任福如就成了华北剿总二处的爪牙。任福如叫我在石家庄建立电台。我说回去和王耕研究一下。任福如还要我搜集八路军军事、政治情报，并叫我搞石家庄警备司令部的情况，还定了今后如何联系。我答应叫张志华当交通员，负责来回联系。在解放区有王耕协助。高峰要求把他在民生街大春芳饭馆当女招待的妖妇菊芳送到保定，我答应回石找到后就办。这次去把北京、天津、保定的情况了解了一些，特别是剿总二处的情况，回来后向公安局王应慈科长做了全面汇报。同意把高峰的拼妇菊芳送到保定。

经过几天寻找，在西花园找到她，她以搞暗娟生活。当把高峰让她去保定的事告诉她，她很高兴。当时，高峰在石家庄的人也不少。为了把高峰的特务全部挖出来，我就对她说∶“任福如、高峰让我在石家庄建立组织，现已有若干人，因人员少，还得再找一些人。”经多次谈话做工作，她才相信了我，并把高峰在石家庄用过的特务、地痞流氓、行商、投机倒把人员等全部提供给我，我向局里汇报了。当把她知道的特务全部弄清之后，决定把她送走，作为我在石市为任福如工作的证明人，从而减少了高峰对我的怀疑。当张志华把她送到保定交给高峰时，他高兴极了。菊芳也向高峰说我对她生活，上很照顾。在我二次去北京时，高峰和菊芳还特意招待了我，对我也减少了疑心。

一九四八年，我们与任福如斗争非常尖锐，由交通员张志华来回带情况。我们为了彻底肃清任福如留下的特务，密秘组织了任福如石门联络组，并以吸收组员的名义，从中发现了几十个党政军特务分子，他们在石门偷偷地活动。经汇报公安局后，这些人有的被惩办，有的暂时被控制使用。

一九四八年春，我去北京领电台，先请示了公安局陈守中局长，陈局长又请示中央批准把电台弄到石家庄，目的是通过敌人的电台了解敌人的情况，开展空中侦察。上级指示∶我们的机密情况决不能让敌人知道。并说这次虽然有工作保证，但危险仍然很大，要提高警惕等。接到指示我们连夜进行了研究，科长王应慈、李继真对我说∶“电台给不给还不清楚，将电台拿到手也是一场斗争，实在不行就回来，不能作无谓的牺牲。”并告诫我在工作中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要提高警惕，注意斗争策略等等。

这次去北京有张志华、李中孚和我。王耕同志把我们送到定县北面一个集镇，就在一个客店里等着我们。我们到保定杀牛胡同路东周敬之家，这里是任的特务队部。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任福如、刘铸明、冯增杰、高峰、赵振华，并了解了他们特务组的机构。任福如是组长，刘铸明、高峰、赵振华为副组长，黄文为电台长，译电员张青。这次去他们都很高兴，看样子是要靠我在石家庄为他们建立电台搞情报了。我问任福如电台在哪里，任说在华北剿总二处（在北京），可以到那儿去领。我说∶“我去行吗？”任说∶“你不去人家不给电台。”我又说∶“我没有见过大人物。”任说∶“你和张志华、冯增杰同伴，让冯增杰给你们带路（冯为特务组秘书），这还不行吗？你怕什么！”第二天，我们三人到北京，见到特务头子史虹和王世超，把来的意图和在保定见到任福如的情况一一作了说明。史、王问∶“你叫什么？”我说∶“叫殷志杰。”问∶“哪里人？”我说∶“河北束鹿县人。”问∶“你为什么不在解放区？”我说∶“家中有一百多亩地，定为地主了，被斗户，家中一无所有了。叫出义务工，还要征兵，所以跑到石门混饭吃。”问∶“你搞敌工是怎样打算的？”我说∶“石门未解放前，我们在束鹿县建立联络站有情报员，赵振华副组长亲自见过情报员，谈过话。石门解放后有两个情报员已混到八路军政府部门负责工商方面工作，现在调到石门工作，因为私人感情对我完全负责。”问，“你在石门发展多少人？”我说∶“有八名情报员”。问∶“你领电台如何掩护？”我说∶“在石门建有大众书店、修理自行车铺两处，兴华药房，书房等为电台活动点，私人住宅两所，做为电台掩护点。”问∶“电台长如何掩护？我说可以化装为商店职员。”问∶“什么时间电报联系好呢？我说最好在晚上十点至十二点为宜。”问∶“一旦被八路军察觉了怎么办？”我说∶“这个可能性很小，只要多加小心可以避免，一旦被察觉我愿和电台同归于尽。”史、王说∶“有骨气。你怎样运回电台呢？”我说∶“打算买几百斤中草药来掩护运回石门。”对于敌人的盘问，我都一作了回答，结果他们很满意。史虹表扬我有骨气很勇敢，还说傅作义司令很重视石家庄的形势，只要你们好好干，将来有前途。午饭后，又让曹总电台长领我看了几十部电台的工作情况，并说要给我们一部美式电台，我问∶“石门有电台联系否？”曹说：“等你回去就有了。”史虹说∶“明天领电台时，你们找两名少将军衔保人，这是领电台的规定。”天快黑时，派汽车把我们送回旅馆。

我和张志华、冯增杰共同商量，到哪里找保人，找谁给担保？冯增杰说∶“咱们找于学清去。”见到于学清后，说明在石家庄建立电台，为任福如搞情报，到二处领电台还要两名少将保人。于学清说∶“我算一个，你们再去找侯子固（侯如墉）求情就办了。”我们又找到侯子固，说明领电台要找保人的困难，侯子固同意担保了，并招待了我们。第二天，我去剿总二处办理领电台手续，当时二处就发给了我们一部美式新电台，定了频道，并给了一个密码本。史虹要了一辆车把我们送回旅馆，并派郝副官送我们到保定。第二天，我们买了汽车票，连同电台一块运回到保定。见到任福如后，又研究怎么带电台到解放区进石门。我们买了一部分中药品，把药品装在箱子里，药中间放着电台，用大席包伪装好。买药的钱由任福如拿出几百万。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石家庄的时候，突然任福如收到华北剿总二处的电报，说运往石家庄的电台暂时不要起运。接着=二处的信也来了。信的内容是∶赵振华写信告发我（（殷志杰），说我靠不住，担负不起这个责任，有被八路军查出的危险，运电台有怀疑，要慎重些。我和张志华研究，决定找任福如谈谈。第二天，我对任福如说∶“你相信我殷志杰，还是相信赵振华？这是你要下决心表态的时候了！不相信我，电台我也不用往回运了。你考虑考虑吧。你的两个老婆谁给你送来的？情报谁给你的？石门的电台建了又是为谁呢？还不是为你的事拚命的东跑西窜，结果还得不到你对我的信任。有赵振华我就不干了！我走，我决不连累你！”任福如一时拿不定主意。但他也不敢让我走，用好言安慰我让我再等等。我和张志华在旅馆等了两三天，志华去找任福如说∶“殷志杰非走不可，说再也不和狼心狗肺的赵振华在一起干了，让赵振华给你干吧。志杰干了几年你还不相信，我也不干了，回石家庄当工人去！”任福如说；“赵振华是我们眼中钉肉中刺，早晚得把他干掉！”郝副官和张志华找到赵振华，问他根据什么怀疑殷志杰，理由是什么？结果赵振华也说不出怀疑的理由，只是说他对任福如负责，担心殷志杰有无运电台和保护电台的力量，怕出事。郝副官说赵振华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于是任、郝两人让赵振华写信给华北剿总二处，说明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承认其阻挡在石门建电台是错误的，并保证今后再不出此事。同时，任福如也向二处写信说明保证不出问题，出了问题由我任福如负责。两三天后二处回信同意任福如和郝副官的意见。就在我们起身时，任福如表态说∶“志杰，你要真的是八路军，我的命就算交给你了。我们为你在石门建电台一事，在二处立了军令状。”我说在解放区建电台发电报是很危险的事，尽量保安全。最后在保定一家饭馆吃喝了一顿，赵振华当场表示了歉意。一切都准备好后，他们把我们送到清苑县杨家庄，也就是敌占区卡子处。我们带上电台长刘令群，出了敌占区。到定县解放区检查站，我说明了情况。检查站站长姜小留说接到了边区政府的通知，知道你们从保定来，带有电台，让我们保护你们。后来找到王耕同志一起动身。就这样，我们把电台安全带回了石家庄。

引狼出洞

这次带来的电台长刘令群，是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原籍邢台，天主教徒，20多岁。思想清高，不爱交际，好静不好动，也不爱看电影看戏。他是由特务头子侯子固培养出来的。我对他说∶“你到石市后，尽量少活动，不要走亲访友，以防暴露身份发生危险。可到大众书店玩玩。人民政府干部王耕，是咱们的人，掩护咱们工作。你有事可找王耕商量。北于家胡同是咱们的联络点，有事也可直接找我。等情况稳定站住了脚，可将你妻儿接来同住。”我们的目的，是用家属解决他的胡思乱想，进一步互相建立私人感情，控制他的活动。经过半年的实际考验，对我们地下对敌斗争工作，无形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安装电台的地方找了好几处，当时与派出所结合，经常查户口找麻烦，使刘令群认为在解放区作事不容易。最后建在北于家胡同马根山的私人房子里。电台放在一间小暗室里，为了隐蔽电台，出入方便，打了一个小门，就从小门出入。李继真同志让王耕给派出所说明情况，派出所对我们工作给予保护。不料电台安装好还没有用就坏了，不能与任福如联系。后来通过王耕找了一个私人电器修理部给修好，才与北京剿总二处取上联系。

电台与任福如联系上以后，有二十多天，规定每三天向二处报告一次。我们向他们报告的都是我方公开发表的并经公安局王应慈科长批准的一些情况，换回的是敌人政治、军事等情报，都向局里做了汇报。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电台又坏了，电报发不出去，也收不到二处的信号，这怎么办呢？准备派人去找任福如，可派谁去呢？我向局里王应慈科长请示，决定让张志华、李中孚与刘令群同去，并了解刘在敌区的活动情况。他们三人到保定后任福如十分高兴，说我（志杰）是好样的，真能干。感到台长刘令群能来保定很不容易，就给了他一些钱。后刘令群到华北剿总二处，报告了石家庄的情况，并说志杰交际很广，对我和电台掩护的很好，没有出过问题，完全可靠。如果电台不出毛病可以继续下去。后发给刘令群几组电池、电料和电台零件，奖励了他几十万元，就让他回来了。

二次引狼出洞

后来，领导研究想把任福如调来石市，将他们一网打尽。任福如来不来呢？怎样调他呢？我不能再去叫他了，只好拍电报，写信让他来石市检查工作，当时华北剿总二处也催促任来石检查电台的情况，可任不敢来。任来信告诉我，决定先派秘书冯增杰来石看看。我向局里汇报后，局里同意让他们来，并派王耕同志到保定附近去接。任福如的秘书冯增杰坐大车来石后，住在马根山的南屋。领导指示生活上好好照顾他，争取他，并从他口里了解潜藏在石市的敌特线索。我问他，任福如为什么不来？冯说先让我来看看，下次他会来的，因剿总二处也非让他来石不可。我问石家庄还有没有任福如的人呢？冯说没有，实际上都在保定。我把石家庄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并说我组人员生活上有困难，任福如得支援，多从敌区运些物品，从中得利以维持生活。让他转告任福如。最后看了看于学清的家属和他的一个住在阁西胡同的朋友。我问他这个朋友可否发展，冯说可以，但此人胆子小，恐怕用处不大。在此期间史虹给冯增杰来电报鼓励了一番。电台也让他看了。并让他看了向剿总发报的困难过程，他表示很满意。（我们结合派出所清查户口，制造紧张空气，危险局面叫王耕出面保他）。他要求回保定，对我说要到剿总二处汇报我的成绩，保我升级。经向市局请示，为今后再引狼出洞，就让他回去了。

三次引狼出洞

华北剿，总二处促任福如来石，任还是不愿意来。但在二处的压力下，在冯增杰亲身体验和动员下，任不得不来石门看看。

华北剿总二处来电报对我说∶任福如去石家庄要保证他的安全。我们按科长王应慈同志指示，一保证安全，二严密监视，三发现敌特线索。决定王耕和我到定县出入解放区岗卡“迎接”，李继真同志带十六七个侦察员，身穿长袍短褂，戴礼帽、眼镜，商人打扮到淳沱河“保护”。目的，保证安全，进行监督。接到任福如后，我把“迎接”他的人一一作了介绍，并告诉他都是自己人。我们围住他问长问短，他很高兴，见来了这么多人接他，也感到自毫。路灯亮后才进石家庄，安排他住在张志华家中。张志华对我说∶任福如偷偷带来二十片安眠药，目的是万一被捕就自杀，这是任福如的小老婆李月娥对张志华说的。任看了存放电台的地方，也亲眼看了向北京史虹发报的情况。史虹用电报鼓励任福如说，你在石家庄很安全就好。我们向史虹拍了一些石家庄公开的一些情况，任福如很满意。他亲眼看到我们在为他工作，心里十分高兴。任福如在石家庄呆了七、八天，便想回去。我向局领导汇报后，决定将任密捕起来，争取他为我们服务。陈叔亮局长说∶“要密捕，要快审，不能出问题，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并决定在捕的时候让我和张志华跟着他，把他送到于家胡同口，张志华和任福如一块走，连张志华一起捕（事先已告诉张志华）。让靳英把安眠药片抓住，不能让任福如吃（事先已知药装在什么地方）事已决定，并已安排妥当，就等着行动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不亮，任福如要出市，张志华跟着他。我把他俩送出门口就回去了，当他俩走出于家胡同口的时候。有几个同志把任福如张志华抓住。靳英抢先一步抓住任的上衣兜，把安眠药片掏了出来。任一看药片被没收，自杀无望，只好束手被擒了进了市公安局后门，把他们关在一间房子里，瞥卫看守着，任福如和张志华在一起，生活上对他二人照顾很好。可是在审讯任福如的时候，只承认是特务不认罪，就是不说活动，有一天夜里，任福如对张志华说∶“志杰被捕了没有，如果他也被捕了那就全完了。如果没有被捕就该来看看我们。”这些话张志华对王应慈说了，继真同志说∶“叫志杰来见见任福如也好，不见任福如不利工作”。随后通知我，让我来看任福如。第四天上午我来到公安局。一见任福如，他大发牢骚，说我对不起他，不该出卖他等许多难听话。我说∶“怎么对不起你，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保护电台为你送情报，不是为你吗？为了挽救你和你的全家，政府安排了几十个人为你工作，你应该好好想想，你的前途究竟是什么？你带二十片安眠药干什么？想自杀吗？你下边的人哪一个是好人？还不都是借你的势力发洋财！你早该清醒了，是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的时候了。”我还批评他说∶“你落个什么？最后只落个骂名。如果你不投降，电台马上停止发报，对你也没好处。”任福如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说∶“只能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你就干，不利的事决不能再干。”他说∶“如果公安局放我回去，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我说∶“你在保定，我在石家庄，咱们联合起来和敌人斗争”。他同意了。科长王应慈请示市委根据投降立功政策。让他写悔过书，开始他不愿与，经过多次对他做工作，他写了悔过书，签了字，盖了章。随后，王应慈科长，李继真副科长把我们叫去，又面对面对任福如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对任福如说∶“你的一切我们全保密，保证不向外讲，连电台长刘令群也不让知道，并保证你的安全，要求你对革命有利的事多作，不利人民的事勿作！”任福如把特务组织机构，敌人活动情况作了交代，并表示，“今后一定听共产党的话，让怎么干就怎样干。”过了几天，派人把任福如安全送回保定。任回去后，又到北京，说此次去石家庄看了看，殷志杰在那里干得很好，也建立了组织，电台掩护得很严密。把我说成是他们好情报员，他走到那儿说到那儿，把他们上下的特务弄得莫名其妙。由于我们工作上的保密，敌人丝毫也没有觉察。他们来石的人都安全回去了，也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任福如临走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你要干破坏革命的事，我就发报告你，或停止发报”。事实上他回去后表现还不错。

四次引狼出洞

赵振华这个人最坏，罪大恶极，一直与我们作对，经常破坏我的地下工作。于是想把他调来石家庄收拾掉，铲除这棵毒草。我给任福如去电报让赵振华来石，检查我的工作。他确实不愿来，怕出事。可又看到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任福如等来石都安全回去了，使他也比较放心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来了。在来前给我来信说∶“我打算回石家庄老家看看，你说行吗？”我去信说∶“你来吧，这里一切都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和他的老婆一块来了。我把他们安排在中山路路南李中孚卖烟的小店里，住在二楼一个小夹皮墙屋里，表明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对他说∶“住在这里安全可靠，又能看到中山路来往人的活动。”他很满意。对他们的监督工作都是公安局王应慈科长，李继真同志派的侦察人员。他住的周围，门口院内，楼上都放有岗哨，进行监视。我每天晚上去看他，问他想到哪里去看看，目的是通过赵的活动发现敌特线索。我陪他到民生街原特务队看了看，到中山路看了几家朋友，到他的房子处看了看（中山路西头现书店西小楼房）。每天晚上在街上转一圈。赵振华合理的要求，经请示市公安局批准，就依着他。后赵振华要看电台发报情况，我说∶“你给北京发个电报”。他写后，给他往北京拍了电。我说∶“在保定、北京、天津你比我知道得多，可在解放区，你得听我的，不然要出事的”。二处来了回电赵也放了心。对赵振华所去的地方和联系的人，我们都做了调查，没有发现新问题。但是赵的老婆不知发现了什么问题，她对赵振华说∶“咱们快走吧！时间长了对你不利，可能会增添麻烦。”我听到后认为话里有话，不可疏忽。他说第二天就准备走。我向局里做了汇报，决定逮捕他。不能让他走。王应慈科长、李继真副科长说∶“赵振华是亡命徒，千万要提防。”一切部署完毕，就在他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们进去几个同志，将赵振华抓住，戴上手铐，连同他的老婆一起押到公安局。扣押了几天，经过审讯，交代了一些问题和罪行后，把他送到华北公安局获鹿劳改队去关押。

五次引狼出洞

赵振华被政府关押后，还有高峰呢。高峰这个人很狡猾，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去信叫任福如命令高峰来石。

高峰来信说∶剿总二处命他带电台到衡水去，在衡水建联络点，企图长期隐蔽下去。还说来石后叫志杰帮助在衡水把电台建起来。时间不长，张志华同高峰来石家庄了。我们安排高住在三民街兴华诊疗所，负责人是任福如本家。高峰住了几天，还是想去衡水建电台。我问他∶“你在衡水有生死之情的朋友关系吗？”他说∶“诊所姓赵的打算帮助把电台安在衡水，是否可靠没有把握。”又说∶“电台来了就先放在你这儿，你可以指挥两部电台呼号，一个以石家庄电台呼号，一个以衡水呼号，我住在保定两个月来一次。”我问他电台长怎么办？他说∶“不用再找电台长了，一切都是你的。可多给台长一个人的工资。”晚上我带他看了几个地方，玩了几天，并没有发现新线索。我向公安局王应慈科长、李继真副科长建议，将高峰逮捕，局里不同意。因为捕了他电台就弄不来了。如果敌人通过别人真将电台弄到衡水，那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败。当时我也同意了市公安局领导决定，陪同高住了几天，就把他送回了保定。一个多月后。保定解放了。电台也没有弄来。

我们先后搞到敌人电台四部。第一部是华北剿总二处发给的美式电台。第二部电台是任福如在解放前在石家庄使用的电台，由台长黄文在石家庄解放时藏起来的。经过是∶我到保定找任福如时，黄文在保定当了电台长。晚上我和黄文聊天，问他∶“你在石家庄用的那部电台放在什么地方？”黄文说∶“石家庄临解放时。把电台放在原来组长黄青的岳母那里，其岳母住在石家庄大众剧院后院杨氏夫妇医院。”我问黄文∶“电台藏在杨氏医院什么地方？”开始他不愿说，后经过做工作，说电台藏在杨氏住的屋子东北角地板下面。我回到石家庄后，向科长李继真汇报了。李继真同志让我先去摸底，是否确实。我见到杨氏。经过多次讲道理，她说不知道。最后经市公安局决定，将杨氏予以拘留。又做她大儿子的工作，他被迫承认了。他要求政府不要对其母亲说。在晚上，市公安局派几个人到她家，从东北墙角下把电台取出来了，交给了人民政府。并将杨氏逮捕法办。

第三部电台。保定解放时，任福如逃到北京，把保定的电台藏起来了。我在北京对任福如说∶“你应该把保定那部电台交出来，作为你立功赎罪的表现。他承认有电台，说电台藏在保定南大街明明眼科诊所柳大夫那里，我写信你去取吧。”我同王耕同志到保定，先找到柳大夫之哥哥，将任福如的信拿出来，他看后说是不知道。经做工作后才承认有电台，但不在他家，在南大街路东他兄弟开的明明眼科诊所里，我们到明明诊所说明由北京来取任福如存放的电台，他看了任福如的信，立即将电台从屋顶取出。我带着电台回到石家庄。北京解放后，经我们向任福如做工作，他交代说还有一部电台，在王府井大街百货公司南边一个电料行放着。任福如守信用，把电台取回交给了政府，我也把任福如的一切工作情况介绍给北京公安局肖德科长。这是我们先后搞出的第四部电台。

后又得到两部电台的线索，也交给了肖德科长，怎么处理的我就不清楚了。

我从北京回石家庄后，正式公开到公安局任职，李继真同志把侦察科的一摊工作交给了我，我开始担任人民的侦察科长的工作。

关于傅作义部队偷袭石家庄

一九四八年十月，石家庄解放之后，傅作义曾一度计划偷袭石家庄。傅作义偷袭石家庄之前，华北剿共总二处来了电报，电报内容是∶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缓和山西太原形势。叫二处来石市与联络站取得联系，不要我们暴露身份，继续隐蔽，最好离开石家庄，国军在石不会久住等等。我立时向局里汇报，以采取措施。

为了迷惑敌人。利用敌人电台与敌特展开空中战斗。进行空中斗争，我们编写了一套与敌特斗争的方案。经市局批准后，我们向二处发报说∶“石家庄从大军区调来解放军几个师。部署到外围。共有三道防线∶一道是新乐沙河一带；二道是正定北新安村车站一带；三道是溥沱河。布置5万多解放军，还有民兵一万八千人准备在游沱河决一死战。坚决把敌人（傅作义部队）打回去，决不能叫敌人到石家庄”。剿总二处收到电报后信以为真，当时敌人到定县唐河停止了前进，返回保定。回电说∶“部队暂时不打石家庄了，等以后再说。”经我们电报以假乱真把敌威胁住，他们认为电报是千真万确，不可否认的实事。果然不敢来了。我们的胜利，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我们去电报说有5万解放军，三道防线，还有民兵等都是假设的。但也确实作了大量的战争准备工作，即有名的“备战”活动。

傅作义的美式装备机械化团，从保定回北京时，走到徐水，被我解放军包围全歼。当时张志华在保定，我们给华北剿总二处去电报说∶“国民党机械化团被保卫石家庄的八路军给打散了。”他们认为石家庄解放军确实有实力。经过这一战役，傅作义再也不敢妄动来打石家庄了。为此，敌人曾把我提升为“中校”，奖给五百万元奖金（折合人民币五百元）。

以上就是我在石家庄解放前后深入虎穴，与敌人进行特殊战斗的一些回忆。

（徐文英、赵恒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