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辉对解放石家庄的贡献

黎辉（1925一1968）原名李书义，化名李建时。原籍河北宁晋县，生于石家庄。姐弟五人，兄弟中他排行第三。因家境贫苦，他哥哥从小就进大兴纱厂做童工，他靠早嫁的媪旭支持读完初小，后来和少年好友林青（底金斗）一起考入邢台师范学校。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第三军在石家庄抓壮丁把他抓去，编在直属炮兵营，因他有文化，就被委以上士文书。踏入军界后，黎辉发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腐败堕落和日伪军一个样，穷苦人家照样受苦。尤其是他哥哥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还得上班，弟弟小小年纪也到铁路大厂去学徒，全家人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这切身的感受，使黎辉本能地产生了反抗和不满情绪。加上他早在日伪时期就耳闻大片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现在的解放区更是他一心向往的地方。正在他苦闷徘徊的时候，我冀中十一分区石东办事处派在市内搞情报工作的林青找他来了。少年好友接触后，几经谈话，黎辉很受教育。尤其在阅读了党的七大文件，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朱总的《论解放区战场》及《冀中导报》等文件、报纸后，他恍然大悟，心情非常激动。随即在林青等同志的介绍下，正式参加了我石东办事处领导下的地下组织，边工作边接受党的教育。当时是1946年，黎辉年仅二十一岁。

黎辉一经走上革命道路，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往的愁眉苦脸为之一扫。他精神焕发，一身是胆，积极工作，很快就搞到了三军炮兵营全部情况。随后又按上级的指示，他发展了少年同学、盟兄弟武广兴。并利用武的社会关系一起打入国民党石门市警察局侦缉队。随后又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转入了三军直属谍报队。在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打入敌特机关，积极为我党工作

国民党统治下的石家庄，权势较大的特务组织有两大系统，一个是警察局的侦缉队，一个是国民党三军的谍报队。黎辉、武广兴同志，按组织的指示，分别先后打进了侦缉队和谍报队。

石门警察总局的领导人，如局长刘清池、督察长赵劲军、侦缉队长王永升及下属的保安警察大队队长颜省吾，都是国民党从重庆直接派来的军统特务。在市内可以任意抓捕人，权大遮天。其中督察长赵劲军与侦缉队长王永升矛盾很深。原在四川时，王永升官大、管着赵劲军。而到了石门市后，王永升按他在四川时的老经验（即四川侦缉队权力大），仍想抓侦缉队，当了队长。但没有想到赵劲军当了督察长，倒过来是直接领导侦缉队的，王永升的一切活动必须向赵劲军报告、经他批准。为争权夺势，两个人矛盾很深。王永升为扩大自己的实权，就多方面拉拢人员培植亲信。武广兴有一社会关系正是王永升在四川时的盟兄弟之母。黎辉知道后就和武广兴二人前往求助。果然深得王永升信任，把这两个青年人当作自己的心腹。当王永升被赵劲军即将整倒的前夕，王就把黎、武二人介绍到和他私交甚好的国民党三军谍报队第一任少校队长狄孟亚那里。又成为狄所信赖的两个年轻队员。

在侦缉队时期，黎辉虽然只待了三个月，仍做了不少工作。比较突出的是对我方进驻石市和国民党搞谈判的“军调三人小组”人员进行了情报、保卫工作。事情发生在一九四六年的三月间，我方代表徐德操、陶希晋、王昭等同志，住进了大桥街的“石门旅馆”（大桥街路北，与五一街相对）。黎辉利用他在侦缉队的身份到这里来了解情况，做我方人员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和武广兴发现在该旅馆的斜对过两层楼房的“东洋服装店”（解放后叫过“大众服装店”、“新陆皮鞋店”，现为新华区轻工业品展销门市部）的店员全部换新，感到情况可疑。他俩就闯进去，故意找茬寻衅，说要做几身西服，马上量、马上做。一下子把特务们的原形戳穿了。于是，他们还进一步了解到，敌人不仅在这个服装店的二楼上安装了破译我方电码的电台、窃听器等，而且三军谍报队长狄孟亚，还从南京请来一个高级女特务，以妓女身份混在“石门旅馆”内，直接探听我方电台和工作情况。每当深夜我方电台（当时是随军调组公开工作的电台）开始工作，向我军总部发报时，这个女特务则率领一伙妓女、女招待等，成夜地的打闹喊叫，有时竞突然闯到我方工作人员所住的二楼上纠缠。不仅旅馆内是特务，就连这两条街上摆摊的、挑担的、拉车的、要饭的，也全是敌特所化装。他们利用监视、跟踪等手段严重地威胁了我方人员的安全和工作。这期间就发生过我方翻译被绑架事件。而要想接近我方代表也就更为困难。有一天下午我方代表王昭外出散步，即被特务跟踪。由新华路向西走过与中华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仍往前去，到了公园门口又被几个特务监视尾随。由于王昭同志对市内不太熟悉，他又继续往西走去，而西边就是有名的妓院集中地一新市区，情况对王昭同志已十分不利。当时，黎辉以万分着急的心情也跟在其后。他突然发现一个特务想借机寻事，就灵机一动，立刻向那个家伙闯去，两句话不对就动手打了起来。亚趁机高喊∶“我是侦缉队的，你敢打老子!”王昭同志一看这种情况，马上返身，急速回住处去了。就这样，黎辉同志巧妙地保卫了王昭同志的安全。

为了及时将敌人的活动情况报告我“军调小组”，黎辉同志将搜集到的情报转交给当时以《大同晚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林青同志。林青由于经常采访侦缉队队长王永升，与侦缉队的一些人也较熟悉。当他接到黎辉、武广兴等同志的报告后，即以记者采访我方代表为名进入“石门旅馆”，机警地将情报直接送给陶希晋、王昭等同志。当他走出旅馆时，身后即被几个人跟踪。为了摆脱敌特，他径直向庆华园澡塘东侧的侦缉队队部奔去，说是“找王永升聊聊”。特务们眼看着，也不敢动他，只好离去。

黎辉、武广兴利用赵劲军整王永升，王也想把亲信转往国民党三军直属谍报队，以待东山再起之机，很快转到了三军直属谍报队。该队第一任少校队长狄孟亚和王永升私交甚密，所以黎辉、武广兴又取得了新的信任，一般队员也就不敢欺负他们。他俩在获知敌特要捕人、抓人时，就尽力设法营救我方人员或基本群众。如一九四六年秋天，敌人发现市郊东焦村内一家电料行是我方地下掩护点。主任王善录是专给解放区买电线、电料的。在去捕之前，黎、武二人就设法先通知了王。告诉他已暴露要迅速撤离，王遂得以安全脱身。还有一个在民族街开“复兴理发店”的人，叫甄月亭。该店是我解放区在市内的地下工作点。不料原籍民兵队长被特务策反后，告了密。谍报队长让黎辉、武广兴去抓捕。因时间紧来不及予先通知，抓住甄后，当天就设法到他家中告诉其亲属∶是叛徒告密，得赶快托人，但必须是能在谍报队长梁鑫那里说上话的人才行。他家中的人就按黎、武二人的指点，到玉华饭庄（原三民街路东，大西洋钟表铺北面），找一个外号叫“小妃子”的女招待。这个女人是梁鑫的娣妇。最后，果然在“小妃子”出面说话后，甄月亭被取保释放了。还有一天黎辉值夜班，从队员郭宝录的日记本上发现，郭查出了我方采购员张小三来石采购军事物资一事，准备明日报批捕手续。黎辉当夜就向林青紧急报告，由林青通过组织及时通知了张小三，使敌人扑了空。

在三军谍报队的后期。黎辉先后被敌派出到元氏、栾城、正定等县的军事情报站当负责人，每周回市内一次，定期与林青联系。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国民党三军在市外围的工事分布、兵力配备、作战计划，以及敌人成立“石门紧急动员委员会肃奸组”

（即南大街十九号）的情况准确及时地报出。

黎辉和他的战友们，凭籍当时的特殊身份彼此协作，还先后搞清了二十多个国民党在市内的流亡县党部、县政府的情况以及三十二师谍报队、石专保安司令部谍报队、法院街四号军统机关、晋冀平津宣导委员办事处石门分组的情况。黎辉同志自己还按组织规定发展了其四弟李永锁（18岁石市铁路大厂会计）、贾进起（伪区公所文书）、王一夫（在三军《前锋报》当编辑）、刘平（原名陆银山，也在三军《前锋报》当编辑）等四人为我地下工作人员，亚对他们不断进行革命教育。

二、叛徒告密，机智脱险

194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三军参谋处的上尉参谋、军统特务吕品来到黎辉所在的正定车站情报站。他让黎辉把人员集中起来当场宣布∶“谁认识一个叫李书义的？”连问几声没人答应。又说∶“李书义是共产党，就在正定车站上，咱们得马上抓捕住!”黎辉一听，心中一惊，但随后他见在场的人谁也不开口，自己心中就有了底。知道虽是出了问题，但自己化名李建时，敌人一时还不清楚李书义就是他的原名。于是就镇定地告诉吕品说∶“我们在这里没有听说这个人。你们是否到正定城内去查查看。”当把敌人支走后，他对在场的人员说∶“大家知道，初五是我弟弟永锁结婚的日子，希望大家都去!我这个当哥哥的现在得先回家一下，好为弟弟作点准备。”当时，特务们早已知道李建时弟弟要结婚，有的还送了礼物。现在听说李建时要先回去一下，谁也不怀疑。而黎辉自己心中十分清楚，就在正定火车站上有个路工叫杨哲西，从小和黎辉在一个小学上学，知道他就是李书义。吕品到正定城内查不到李书义，返回车站用不了多久就会问清的。黎辉当机立断，借了，上尉特务组长邓益华的一辆自行车，火速离开正定赶回市内。

黎辉凭着三军谍报队的特务证件闯出市区是完全可以的。但回解放区和上级联系是必须有自已组织内的人领着去。而这个领路的联络员就是林青的父亲底恩垂，但一时又找不到老底同志。在等候老底同志的空隙时间，他分析了形势，断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敌人可能已知道他和他领导的这个小组，但不会知道这个小组外还有一个单线，就是平时人们知道的拜把盟兄弟武广兴同志。于是黎辉来到武的家中，将发生的问题向武讲清，亚要他留在市内注意观察敌情。当天夜里，黎辉由底恩垂领路，回到了东部解放区。

黎辉在解放区的藁城县九门村，向林青等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随后很快查出，原来是担任我石东情报站交通员的赵新元叛变投敌，但仍混在我内部。经马上突击审讯，他供出是∶军统特务从他手中获得了黎辉这个组的全部情况，因赵新元只知领导人叫李书义，却不知化名李建时，所以敌人才未能抓住黎辉。当天中午，林青没有让父亲吃中午饭，叫他立即返回石市，通知全部人员马上撤出。但已经晚了，敌人发现在三军直属谍报队的少尉骨干队员竟是个共产党，慌忙电告南京，由南京国防部下令通缉追捕。与此同时，敌人按名单，把黎辉的父亲李万顺、哥哥李荣科、四弟李永锁以及贾进起、王一夫、刘平（陆银山）、武广兴、杨幸暇、以及赶回市里的林青的父亲底恩垂等共九人全部逮捕。后来，连黎辉爱人李静玉也逮捕入狱。三军直属谍报科中校科长梁鑫又亲自写了劝降信，交林青母亲带给林青、黎辉。林青、黎辉当即把敌人的信件上交党委。组织决定∶第一、人不回去；第二、以组织名义向石门敌人刘英、刘清池、赵劲军、梁鑫等写了警告信。要他们放下屠刀，否则革命人民是要向他们讨还血债的。

敌人抓不到黎辉，就对其亲属施以严刑。四弟李永锁虽年仅十八岁，但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十分坚强。最后敌人将李永锁、刘平（即陆银山）二人活埋了（解放后，找出两烈士尸体，开了追悼大会）。对黎辉爱人则长期软禁、严加监视（一直到石市解放，才获得了自由）。对其他人则因查不出什么证据，又迫于形势，敌人才没下毒手。

三、清查敌特，消除隐患

1947年10月22日，清风店大捷，国民党三军以罗历戎为首的一万七千余人全部被我歼灭。三军的军长以及师长等高级领导人物被很快查出。上交，但三军的直属谍报、特工人员，尤其是特工头子们，其反动身份不高，隐蔽活动较多，平时就少为人知，现在都换上了普通士兵的衣服伪装起来，混在俘虏群中更不易辨认。对这些人，上级的要求是，必须就地迅速清查出来以除遗患。任务十分繁重，时间又很紧迫。在歼敌的中心村落西南合村子里，黎辉参加了我军审俘工作。他以敏锐的目光，从俘虏群中查出了谍报科长兼队长的梁鑫、少校副队长孙中立、上尉参谋吕品和少尉文书张星灿等军统特务多人，为人民清除了隐患。

在随后的解放正定的战场上，黎辉和战友们还查获了该县身兼警察局长、还乡团长、军统组长的杀人魔王赵子云。

石家庄解放后，他和战友们乘胜追击，捕获了潜伏欲逃的南大街“十九号”特务头子锁庚元。

黎辉，这个打入敌人内部，出生入死，被南京政府国防部下令通缉的人，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在“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死于非命，享年仅四十三岁。

1979年1月，党和政府为黎辉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对他参加革命以来，为党为人民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对解放石家庄所做的特殊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号召人们学习他为人民解放事业勇于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