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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年铁窗生活

石家庄政协   时间:2021-07-16   浏览量:

一、被捕


1933年春,我在石棋峪村小学当教员。清明节后的一个黄昏,刚吃罢晚饭,正洗刷锅碗,忽然听到许多人的脚步声闯进学校院内。我出去一看,原来是十几个带着枪、穿着黑制服的警察。他们立即把我包围起来,当头的警长对我说∶


"李先生,我们局长请你谈话。"


"谈什么话?"我问。我已感到又要失掉自由了。


"不知道,还叫搜查你呢!"从他回答的后半句,证明了我预感的正确。记得在1928年被捕时,也是这种情况。那次是被奉军抓捕的,这次却成了警察,那次没有搜查。这次既搜查了住室,还搜查了身上。好在一些赤色书藉都借出去了,组织上的文件、书信,看过便烧了,并没有搜出什么证据来。


刚搜查完,村长和校董来了。"怎么呀?"村长问,表现出惊惧的神情。


"没有啥,我们局长请李先生谈话。正说去见你们,你们倒来了。我们和李先生马上走,请你们把学校保管好。"警长边回答,边注视着警察们,又带着命令的口气说∶"好啦!"顺便看了我一眼,"李先生,一块走吧!"


象早已安排好似的前边三个人,左右各两人,其余的都跟在后头。村长和校董送出校门,我对他们道∶"请把我的东西收拾在一起,我的情况暂时不要告诉我家。我爱人才生了小孩,她知道了没好处,再见吧!"


"再见,李先生,要很好保重,你的东西保证玉不了。"村长回答我。


"警长先生要多关照。"校董插了一句。


"自家人,当然要关照。"警长虚伪地回答。


石棋峪到岩峰只三里路,下了土岗便过桥,过桥后再走百八十步便到公安局了,一路上我曾想法逃跑,但被他们紧紧围着,瞅不到机会。


进了公安局,局长没有马上和我谈话,把我锁在个黑居里。刚进去,没有动静,稍停,有人说话了,很耳熟;一问才知道是赵金山、何瑞林和赵美璧三同志;想不到他们已先我而到了。


"你们怎么也来了?"我问。


"还不是共产嫌疑?悦民,咱俩是第二次了,再尝当这味道也好。"赵金山粗声大嗓地回管。


"是啊,只要没有证据,他们也不敢把咱怎样。"我稍停,接着说,"老何、小赵要沉住气,打一打官司也是丰富生活。老当教师没有什么意思。"何瑞林和赵美壁是西焦两级小学校的教员,何是地主家庭出身,刚从保定二师毕业。赵是富农家庭出身,刚从乡师毕业。何忠厚老成,温柔地象个大姑娘。赵刚毅机瞥,很活泼。我怕他们苦闷,所以用这类话鼓励他们。


"不管怎样得想办法!"何提出意见,"情况不了解,办法不好想。"赵回答何。


我想,情况真不了解吗?不,是了解的,我和赵金山同志都是第一个县党部的组成人员,县党部因赤色嫌疑,被查封了,我俩便成了老牌共产嫌疑。乡师暴露了党组织,我和赵美璧又是那里的领导人。我在乡师附小任教员,被革职,便是反动统治者对我们动手的开端。何瑞林同志是在保定二师学潮中毕业的,这足已说明问题。情况是清楚的。


"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承认了便是判罪的根据。白己不承认,便不会暴露组织,牵连同志。牵连同志和暴露组织,便是对自己的暴露。现在到了考验我们对党、对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时候了。"我把在1928年被捕时应付敌人的办法讲给大家。


"悦民,咱们是硬骨头,第一次被捕已经考验过了,这次还是老样!"赵金山同志首先回答。


"就是这个道理,既没有搜出证据,再来个坚决不承认,他们便无可奈何我们。"赵美壁同志也坚决地说。


"自己承认了,敌人还逼你咬旁人,那是害己,害人。坚决不承认,一切都可以拒绝了。"何瑞林同志深思熟虑之后,最后回答了。


我明后感到很高兴,但仅口头那样说是空话,还须实践证实,我提醒同志们还应注意随时出现的新情况。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把失掉自由的第一夜消磨了。第二天清早,给我们加了大绑,派了二十多名警察押送我们上了火车,解往井陉城。

   

二、起解


1.解往井陉城


火车刚进井陉站,站台上已布满了警察和保安团。警戒森严得象出了什么大事。我们被推下车后,为首的人员走近我们,点罢名,便令反动武装分守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向城内进发了。走在前面的吆喝人们让路,走在后面的拦截人们不得靠近我们。


踏过横在绵河。上的狭桥,由南门进入城内,穿过南街,东绕而进了衙门内的看守所。一进里边没想到张千东和李康二同志已先关在里边了。


看守所在衙门西边的廊房内,厚壁高墙,仅有北屋三间,一明两暗。东暗间便是关犯人的牢笼。我曾在这里探望过因县委第一次被破坏和发动驴骡夫斗争而被捕的董希儒、李含章二同志,也曾探望过被地富所诬陷的老实农民郝捧金和郝捧银两个外甥。曾在此探望过他人的我,反成了被探望的人了。有没有敢来探望我的人呢?不知道,因为我既无父母,又无弟兄姐妹,更无亲朋厚友;而爱人又刚生了小孩,且家贫路远,来趟不容易。


没想到刚进去不一会,便有人来看望我了,使我喜出望外,我被引到看守所门口时,还以为是叫错了人呢。等门上的小窗一开,看到了我两个学生,李瑞祥和李发祥弟兄俩,才相信真的是看我了。瑞祥、发祥一望到我,四只眼睛扑簌簌地落下泪来,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顿然使我的鼻了酸了起来。


"不要那样,这不算啥。"我先开口,稍停又说∶"你们那样,反使我难过。你们应该宽心,在这样社会里,谁敢担保不吃官司呢?希望你们听大人的话,好好读书,多学些本领,我便安心了。"


"李老师!"瑞祥边哭边说∶"我们拿来二斤点心,你留下吃吧。"瑞祥把点心从窗口塞进,我不客气地接住了。这时他们的眼泪淌的更多了,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你们回去吧,只要死不了,总会再见。"我这一劝,他俩哭声更高了,看守带着讨厌的神情,猛地关上了小窗,便结束了我们的会面。这次探监,是我三年铁窗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后来听说瑞祥在抗日时期参加了八路军,发祥已做了中学教师。


我们住的那间牢笼不过十平方米,朝南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西北角上安着个小门,厚厚的,高有三尺,宽有二尺。三十多名普通犯,除早晚放风两次外,便整天整夜在里边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当时天气不太热,可是,一进去,立即汗流决背,污浊的空气,闷得喘不过气来。门口边放着个尿尿缸,缸的盖上放着接送屎尿的小盆,那小盆可算忙极了,待会这个要大便,待会那个要小便,要不然有人要去呕吐。一夜之间沥沥啦啦之声,从不断绝,睡觉只能侧着睡,弯套弯挤得紧紧的,今夜面朝东,明夜面朝西,睡时躺成啥样,起时还是啥样,不能伸腿,更不能翻身。那里面臭虫有黄豆大,虱子有麦粒长,不怕人,不分黑夜白天都在活动。咬一口便起一个疙瘩。牢房的窗子虽小,倒安着玻璃,没有一个流通空气的缝隙,里面的尿味、屁味、尿味、汗味、臊味……混成一种臭不臭甜不甜的味道,就象炎夏臭了的酱缸或腐了的尸体一样,令人发呕。"熬煎折磨"、"人间地狱"等词,过去虽也有体会,但不如这时体会得更为深刻。那一小片天下,可算是人间最黑暗的角落了!犯人们都是过了今夜愁明夜,过了明夜愁后夜,每一进入,立即会产生长夜漫漫,何时方旦的念头。


记得在第二天清早放风时,我们几人围住了值班看守,叫他想办法,不再进入牢笼。他的答复是得请示长官,请示结果叫暂时白天在看守宿舍床上休息,夜间进入。到了第三天,我们曾要求按政治犯优待,他说,长官们正在研究。可是,一直拖到第五天早饭后,看守说∶"咱这小庙没法优待,叫,上解你们呢!"看守的话刚说完,一群手持绳索的警察进来了,点罢名,又加了大绑并用一条长绳把我们连在一起,牵的牵,推的推,拥出了看守所。这时衙门内外,尽是保安团和警察,又和来时一样,押送到火车站,推上火车。


2. 解往石门


我们被解到石门后寄押在公安局看守所,一去即解了大绑,换上了手铐。关进禁闭室时,见贾良田同志已先我们关在那里,使我甚感惊异。便意识到一定是组织被破坏所造成,不然不会到处遇到被捕的同志。这时贾良田同志问∶


"悦民!你们怎么也被捕了?"


"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你呢?"我边答边问。


"吴正庭叛变,特委被破坏,我曾与李耕田约定,X日X时,在市郊X地接头,想不到,我在那里等他,他倒没去,而去了些宪兵和警察。他们问我是干啥的?我答是小贩,因赌搏输光了本钱,没办法买了张报在这里看。他们没说长短便把我带到这里了,曾审问过我一次,我仍坚持原口供。你们呢?"听了他的话后,我才知道我们的被捕,也可能和特委破坏有关系,我随即答道∶


"大概是一个原因吧?不过我们几人中,什么证据也没有,只要坚决不承认,敌人是没办法的。我已经向同志们说好了,不管敌人怎么样,我们一个办法,死不承认,我想你坚持原口供,敌人便无可奈何,即便李耕田咬,上你,也可以说根本不认识他。"


"是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咱县的同志你都熟,要很好掌握他们!"贾良田同志说罢,我又将我们的被捕经过和在井陉看守所的情况向他详细说了一遍。他又把当时的形势向大家谈了谈,给了同志们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那时我是第一次带手铐,很感别扭,一夜也没有入睡。


第二天清早,很疲困,早饭每人一小黑碗的米粥。将吃罢时,忽然听到院中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瞧,是警察们往窗台下投放脚镣,随后把我们叫出,边点名,边下手铐,边砸上脚镣。初次戴手铐别扭,初次戴脚镣更别扭,特别是既不知道用布条∶将镣环吊在小腿上,又没有提镣的绳子,且要立即动身走向相距二里路的车站去,那只好用两只脚拖着去了,砸破了袜子,砸破了脚骨,鲜血淋淋地染红了裤脚和袜筒,一直到上了火车,我们才收拾了一下伤痕。


3.解往北平


汽笛一鸣,火车向北开动了,我和李康同志并坐在一起,他的右边是一位带盒子枪的宪兵,他笑着问那宪兵∶


"老总,往哪儿送我们?"


"不知道!"那宪兵板着个脸,带着不屑的样子回答。晚十时左右,有人喊到北平了,我随着大家望去,只见前面漆黑一片,几点明明暗暗的流萤般的灯光在游动。接送犯人用的是摩托车,我们一下火车就被押上摩托车。车开到一个坐北朝南比较宽敞的大院落——“北平宪兵司令部”。


等人全送到后,政治犯站了一大片。凡是石门(直中)特委所属县,差不多县县都有被捕的了,真可算是一次大破坏啊!点罢名后,改为两人带一脚镣,因为人多镣少,不得不如此。我是同灵寿县的芦东喜同志带的一个镣。原一人一镣还未带熟,改成两人一副,更不习惯。我们这些政治犯本来是心连心的,现在又脚连脚了。说动都动,说停都停,他大便我得随着去;我小便,他得跟着来;睡觉是仰面朝天一左一右。真可谓是思想一致,行动也一致啊!


三、寄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


我们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内整整寄押了两个月。刚一去,被关在北号房,见不到阳光,很潮湿,墙脚头的土坯潮湿得一层层脱落。可间一盘大炕,炕面铺的是大方砖,既无铺草,也无席子,一躺下感到冰凉刺骨。因此犯人们十有九个闹肚子。好点儿的宪兵,我们一喊解手,便给开门,坏的宪兵,不是不理我们,便是来个干脆不准许。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局在纸里,有的局在手巾里,有的局在袜筒里……满屋子臭气冲天。有的把屎带到厕所内,,有的顺手投向窗外。一次,宪兵发现窗外有屎,要追查,但没人承认,从此喊解手,开门比较及时了。


到那里不久,一天,一个中等身材、三十上下年纪、身着深灰色中山服的人,迈着稳重的步子,走进了监房内。值班的宪兵行了个军礼,他也轻轻地将右手扬了一下,象是还礼的样子,便从东到西走了一遍,停在中间说∶


"你们尽是政治犯吧?"无人回答。稍停接着又说∶


"政治犯是光荣的,暂时失掉自由不算啥,咱中国只有两个大党,一个国民党,一是共产党,现在国民党当权,把你们逮捕了,将来共产党当权,还要逮捕国民党呢!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到那时你们就吃得开了。要忍耐,要好好学习,你们是有前途……"回头看了一下站在门口的值班宪兵说∶


"要好好照顾他们!"命令下罢,便转身出去了。


宪兵告诉我们,那人是队长。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很难揣测。从他的满口东北腔,知道他们是东北宪兵,这样我们便预料到他的话会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欺骗;一是不满。欺骗是同国民党走的一条路;不满便有可能同情我们。


有一天下午,押进来一位身着银灰色呢绒西装、头戴礼帽、脚蹬明光光的黑色皮鞋的青年,从他的苍白的脸色看,至多不过二十五岁左右,雪白的衬衫领下,系着一条华丽的领带,显得很精神,一进去,便满口京腔地说∶"我没啥,等我妹子报告了主席,打电报来,我就可以出去了。"边说边上炕,躲躲闪闪,象怕脏了他的衣服。


过了一天,没见他出去,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那人象发了疯的样子,站起、坐下,躺倒、起来,先吃发了霉的窝窝渣,后吃炕边上的灰块,最后把脚缝中的泥都抠下吃了;宪兵外出时,自己撒尿自己喝;再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洋相百端,丑态百出。后来问旁人,才知道是烟瘾发作。


又一个下午,忽然听到外面响着哗啦哗啦的沉重的脚镣声走进来,原是一位身着褐色学生装的青年,个子不高,方润而瘦削的面庞上,衬着浓眉大眼和高鼻梁,还有些稀拉的络腮胡子。他气宇轩昂,大有满不在乎的神情。因为长期没有理发,好象留了个大背头,等他安排好铺位后,告我们说∶


"是政治犯,从军事监狱来,要解往南京。"


"军事监狱的情况怎样?"我问,


"那里关押的多是负责人,吃的还好,就是刑讯厉害,灌辣椒水、毒打、翻肋骨、猪鬃刺尿道、烧红的火柱刺肛门……想不到的刑法,都使用上了。"沉思了一会又说∶


"不少人,都从深夜拉出去,不知下落,据说是填了枯井或活埋掉了;真他妈的残暴!"他表现出极其悲愤的神情。


"你为什么解往南京?"我问。


"不知道。"他答复很简单。正想再谈,忽然听到∶


"先来的政治犯,搬到两边号房去,赶快收拾东西。"值班宪兵大声喊叫,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去收拾东西搬往西号房了。


西号房也是个大通间,可间一个大铺,铺是木板的。朝东一面除了一个板门外,全是木棂大窗,没安玻璃。糊的窗纸大都撕掉了。窗子正对着看守所的大门,来人去人,只要留意,都会看的很清楚。首先发现的是李耕田和许承化住在宪兵的房间内,不断打扫室内室外。李至少供出了和贾良田同志的接头时间和地点,许的情况怎样?叫我很耽心,因为他是井陉城内人,同我有过组织关系,果真他叛变了,一定会加重对我的判处。又想他是正丰矿上的工人,或许不致出卖同志。


寄押在那里的人,除政治犯外,便是汉奸,其他犯人是很少的。记得是一个傍晚,押送去三四名象巨商一样的人,吃得肥头大耳,穿着长袍短褂,寄押不过个把小时,便拉出去枪决了,罪名是现行汉奸。未过几天又送去一人,穿的很破烂,不会说中国话,老是默不作声象个哑吧;看样子可能是朝鲜人。据说也是汉奸。他整天从早到晚捉虱子,捉到虱子便抛向口内,一嚼便咽了,其表情大有"你咬我,我吃你,以牙还牙"之势。接着又送去一个白种人,黄发、蓝眼、尖鼻子,自称是德国人,也说是汉奸。真是德国人吗?当时国民党当局是不敢逮捕德国奸细的,后来证明是冒充德国人的白俄。


我们既已看到与贾良田同志被捕有着直接关系的李耕田,便干方百计想法和他联系上,使贾的问题不再发展而化归乌有。趁李扫地时给了李个条子,李的回条是叫贾坚持原供,他说不认识贾就行了。但我与许承化却没有联系上。


过了很长时间,忽然提审我们了。地点是看守所东边的一座大屋内,一个一个提去问。内容很简单,问了姓名、籍贯、年龄和职业后,便是何时加入共产党。其他的都是如实回答,而何时加入共产党,回答是"从未加入过"。正因为无一人承认,那审讯者对每位同志最后都上了一堂说服课。大意是∶你们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了,可以算你无罪,供出旁人可以给职业,供出组织还给官做,要很好考虑自己的问题!祸福全在自己……不管你说得怎样天官赐福和锦上添花,我们只有一个老主意,即坚决不承认和决不连累任何人。


过了几天,估计又得提审我们了,并预料到可能动刑。要动刑我便是首当其冲的一名。因此我把仅有的一条线裤,透过铁镣环穿了起来,为了多一层隔阻,受刑或许轻一点。果然在当天下午提审我们了,上次审讯是先问旁人,这次审讯先问我,使我立即感到敌人是用打一儆百的办法对付我们的。


审讯我的共四人,中间的是个青年,我估计可能是叛徒吴正庭。我站稳后,首先问我∶


"你认得我吗?""不认得。"我回答,


"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老共产党员,谁不晓得?"


"我不是共产党,你根本不认识我。"我反驳他。


"我就是小李,你是知道的!你,我也是久闻大名的。不要再抵赖!"他这样一说,我认定他是吴正庭。


"小李不小李,我不认识还是不认识。有名总是会叫人听到的,我不是共产党,听到名也不是共产党。"我刚说完,吴正庭左边坐着的一个洋绅士大拍桌案说∶"混蛋!人证物证全在,你敢抵赖?叫他跪在脚镣上!"两个宪兵过来,将脚镣铺在我的脚前,把我按在脚镣上了。


"吃苦的还是你自己,照实说吧,不然还会有更大的苦头吃。"吴正庭接着又说。


"不是共产党,人证物证都不是真的,是捏造诬陷。我说的全是实话,即便杀了头,也不能说瞎话!"我进一步反驳。


这时吴正庭和那洋绅士咕咕着,"不老实可要吃大亏了,还是照实说吧!"吴正庭象打定了主意似的又说。


"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吃大亏有什么法子呢!"我刚说完,洋绅士冒起了火,站起来说∶


"妈的,不知好歹,非给你个厉害的不行!拉下去打他五十军棍!"两个宪兵把我架在门外,另一个持军棍的宪兵,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一齐将我扭倒在地。一个按着头,一个按着脚,便打起来了。记得头几棍打得很痛,后来便麻木了,再后更痛了。


原以为,受刑后还可能问我,结果只一个一个地问过了其他同志,便又把我们送押在看守所了。从此宪兵司令部便结束了对我们的审问。当同志们架着我回去后,有的同志用毛巾给我敷伤口,有的同志用纸灰给我止血,使我感激地流下泪来,但对反动统治者我是有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思想的。宪兵司令部的拘押期限为一个月,必要时可再延长一个期限。我们便是被延长了一个月才转走的。当时因李大钊同志出殡,出殡的群众人山人海,唱着国际歌,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口号。反动统治者出动了大量的军、警、宪兵和侦缉队,大搜大捕,所有看守所,都有人满之患。又逢我们被延长的一个拘留期已满,便通知我们收拾东西,转解他处了。


这次转解,两人一副脚镣和一副手铐,我同何瑞林同志合带着镣铐。我们迈着同样大小的脚步,经过皇城的西边向南去,转到了司法部街的高等法院的第一分院,寄押在地方看守所。


四、寄押在北平地方法院


1.初到


这里和其它看守所一样,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统治人民的工具。一到那里,所吏和看守们都板着鬼脸,点了数,问了名,记了号,还拍了照。象验收商品一样收下,送进牢笼里了。


我们政治犯住在最后一栋楼上的北监房,东边是住两人的小监房,西边是大监房,可住十来人。我们井陉的几个同志都住在西边的大监房里。


住在这里的同志们,全国各地都有,职业也不同,有工人、农民,也有教授、教员和学生。由于时间长了,彼此便熟悉了,从互相借阅书籍,到写纸条谈心,感情日趋浓厚起来,阶级友谊胜过亲兄弟。原来是有啥书看啥书,无目的,无计划,是一种自流状态。在此情况下,深感光阴虚度,对将来出去后工作没有好处。经我们计议,需组织学习小组。我们井陉被捕的几个人开了一个会,确定我和赵美璧、李康等同志学习外语,张千东、赵金山等同志学文化。有了学习小组,大家学习才有了方向,但是黑暗的监狱里,总是一有感触,便容易思念家乡而郁郁不乐。于是我们除学习外,讲故事、说笑话、唱歌,活跃大家的生活。


记得刚把学习安排好,侦讯厅开始"侦讯"了。候审时关在木笼里,木笼小的不到一立方米,上下左右前后,都是厚而密的板子,一进去呼吸都感到困难。侦讯也是一个个查问。和宪兵司令部一样,问姓名、年龄、职业、何时加入共产党…·…这里侦讯是两个月,同样因人证、物证不足,第一个侦讯期满后,又延长了一个侦讯期,共花了四个月,才依原样起诉。


在起诉之前,因敌人抓不到贾良田和何瑞林二同志的可靠证据,只好让保释了。


2.绝食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狱中的伙食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坏。每日两餐,每餐两个窝窝头,一碗汤,既吃不饱,也饿不死;而窝窝头的面还不洁净,菜汤只是白开水加点盐。大热天,剩下的黄窝窝都变成黑窝窝了还让吃,味道简直不能闻。一开饭,同志们纷纷议论,要求改善待遇,不吃有味儿和不干净的饭;而所方不但不答应,反说∶"你们剩下的就得掺进去,谁叫你们犯法……。"敌人这么一说,更加激起同志们的怒火,纷纷要求找所长直接说理。狱中党组织根据大家要求,商量对付敌人的方法,决定展开绝食斗争。


当时,分析开展这一斗争的有利条件,一是所方对政治犯是比较麻痹的,以为绝大部分都在审讯中,不会和他们展开斗争;二是政治犯中,除个别来历不清外,绝大多数是纯洁的,另外有些同志还和党保持着联系。这次斗争是以与地方党有联系的郭达同志(清华大学学生)组成领导核心的,姜纪五等同志负责研究对策,指挥斗争,向所方交涉等。经过发动,酝酿组织,这次斗争确定三项要求∶1、改善伙食;2、监房白天不准加锁;3、不准虐待犯人。并起草了稿子投给报馆,向社会上揭露了看守所的黑暗,争取社会支援。斗争的步骤确定∶先向所方递呈文,如不答应就进行绝食。递上呈文后,果然不出所料,所方没答应。于是就通知大家第二天开始绝食斗争。事先又向同志们提出,在斗争中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不管敌人采取什么手段,威胁也好,利诱也好,绝不能动摇。大家坚决保证∶团结紧、不动摇、斗争到底!


斗争的前一天晚上,已夜深人静了,但同志们都睡不着,在几十个同志沸腾的心胸中,正在孕育着一场风暴,思索着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


1933年6月的一个黎明,在阴森森的看守所中,终于爆发出了雷一般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巳经沸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


国际歌声,震动了所有的监房,狱吏们惊慌混乱,到处窜来窜去,喊着、骂着,想制止这不平常的怒吼。可是在同志们的雄壮歌声中,这些人的喊叫象暴风里的蛤蟆叫一样,没起到一点作用。


雄壮的国际歌唱完后,所方感觉着要发生问题了。在我们住的监房附近,增加了不少武装看守,企图用武力威胁我们。


吃早饭的时候到了,看守按照惯例,抬来窝窝头,稀菜汤,要大家吃;可是铃响后,同志们没有一个去吃的。


这时,监房里又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


"反对所方剥削犯人!"


"改善待遇!"


"白日不准加锁!"


"不实现要求,坚决斗争到底!"


……


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这种拼死的决心面前,那些武装看守反而发了慌。


一会儿,二科科长陪同着所长——一个矮胖子、满脸横肉的家伙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跺着脚喝叫;


"坐牢还犯法。谁要再胡闹,莫怪我手狠!"所长的脸上露着凶色。"谁在犯法?谁在胡闹?问你们自已的良心!"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接着又是∶"俄着肚子不吃饭犯什么法?""提出合法的要求,谁都有这样的权利!"他一句我一句地嚷个不休。


二科科长和看守所长见势头不对,怕事情闹大了,对自已不利,赶紧向门外溜走了。看样子是去研究对付我们绝食斗争的对策了。


在下午吃饭时,把饭又抬来了。开饭铃响了半天,同志们都动也不动。看守沿着监房说∶


"还是吃饭吧,不吃饭怎么能行呢?饿肚子还不是和自己治气。"同志们好似没听见,都未作声。


看守所长看我们劲头越来越大,就叫看守们先劝说新来的同志,新来的同志不听挑拨离间,提出不答应要求,坚决不进食。


看守所长这种狡诈、离间、挑拨的手段又遭到了失败。


我们绝食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家在北平的同志的家属,要求接见一天天频繁起来,所方便利用这个机会,请家属劝导他们的亲人复食。可是,这些同志揭穿了敌人的骗人手段,劝告家属不要为他们操心。并把狱中的黑暗情况和绝食斗争的消息传出去,向社会呼吁。


绝食第二天,所方又用欺诈的方法,叫看守们散布∶"前楼政治犯已经复食了,你们不吃饭是傻瓜,饿死了还不是白白送命!"


"这些骗人的话已经听够了,不答应要求绝食决不停止!"


"去吧,别瞎说了,当心你们的脑袋!"有的同志警告着看守们。


看守在同志们的愤怒斥责下,不敢声张了。


绝食确实是最难熬的痛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这次斗争中,同志们的斗争情绪一直是饱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饥饿、疲乏的程度逐渐增加,头脑昏昏沉沉地象在云雾里一样,眼前飞着金花。同志们的面容消瘦成皮包骨。前腹塌陷和后背贴在一起,颧骨突得高高的,腰脊和四肢再也没力气支撑了。井陉的赵美璧同志本来就病着,又加上饥饿的折磨,生命危在旦夕。我们把狱中仅有的一I块面包送给他,劝他吃一点,解解眼前的痛苦。他坚决拒绝了照顾,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利益,大家的利益,一定坚持斗争到底,不胜利不罢休。"


第三天下午所方看到情况不妙,便又用馒头、大米粥、牛奶、鸡蛋诱惑一些同志,企图破坏斗争。可是敌人的伎俩是不能得逞的,同志们的信心仍然很高,没有一个复食的。监房还不时传出低沉的声音∶


"我们不活了,赶快给我们买棺材!"


到绝食斗争的第四天,难以形容的痛苦重重压在同志们的头上,浑身没一点劲儿,连路也走不动,只好扶着培壁一步步挪动。同志们嘴里渴得干涩涩的,舌头都要裂开了,尽管把舌头舐抵上腭也生不出一点唾沫来。话也说不响,身体弱的同志躺着不能动,大有等待死神光临的景况。


敌人满以为在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情况下,我们会动摇复食,敌人的打算又错了,完全低估了我们的意志,我们始终如屹立在风雨中的岩石,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到夜晚掌灯时分,所方看到我们很坚决,如果绝食斗争再继续下去,还会遭到社会上的反对,弄得不可收拾。于是,看守所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政治犯进行了谈判,被迫答应"改善待遇"、"白天监房不加锁"、"不得任意训斥犯人"等要求,并劝告大家停止绝食。至此,我们经历了水米不打牙的四昼夜的绝食斗争,全部胜利了。


这时同志们虽然憔悴多了,但憔悴的面容却显出了胜利的骄傲。


复食后的第一个早晨,同志们先喝水,后喝稀粥,最后吃馒头。当同志们吃上一顿白面时,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斗争换来的啊!"从此,看守所中的伙食改善了,监房门敞开着,同志们可以相互往来,借书、学习、读书、散步、作体操,甚至曾在一个大监房演过简单的戏。


由于绝食斗争打开了新局面,同志们的情绪与已往大不相同。有的开始了世界语的学习,有的开始了日语的学习,也有学俄文、德文、英文、法文的,也有写文章、小说向刊物投稿的。仁仁俩俩地互相谈论,学习马列主义成了常事,看守所实际上成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学校。


不幸的是,在这次绝食斗争后,我县赵美璧同志因肠胃受到伤害,身体日趋虚弱,不多几日即与我们永别了,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3.判刑


经过二次审讯,最后宣判。统治者为维护他们的尊严,我们五个人虽没有确凿的证据,却没有一个宣布无罪的,都是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法"条文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减半执行。


黑暗的法庭,贪赃卖法的官吏,就是这样"执法无私"把我们宣判了。心里不服想上诉,认为光凭"嫌疑"二字就判刑,这算什么法?经过同志们商议,想到在反动统治下,到处都是一样黑暗。你不服再上诉,他把公事转来转去,顶少得一年时间。待批回来时,也就快期满了,因之也没有上诉。


一个阴森森的清晨,凶狠的二科科长带着几个看守,给我们带上手铐。我倒比别人优厚,还带了十多斤重的脚镣,要解向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去。


五、监禁在北平第二监狱


洋手铐的链子较长,但越撑越紧,甚至紧到把铐环吃到肉里。带上十多斤的脚镣,脚是不好转动的,所以送我们到监狱去时,我的行李书箱,都是同案的同志们帮我收拾带出去的。当时看守们,特别是二科科长赵景庄,简直象一只疯狗一样,他吆喝持枪的看守,把我扯下去,他在后面推操着,有时还踹上一脚。长期没有走过远路的腿,带着沉重的脚镣,只下了一层楼,走到看守所门口时,两条腿便已哆嗦地站不住了,只得坐在已经打包好的行李上。


"到那个监狱去?"我问一个押送的看守。


"二监。"看守答。


"多远呢?"我又问。


"不远,不到二十里。"看守再答。


"从楼上下来,站都站不住了,怎么能再走二十里?"


"你说怎么办?"看守反问我。


"去掉脚镣,不然不走。"我提出意见。


"下镣?不行!雇个洋车怎样?"


"你看着办吧!


在看守找洋车时,我才发现我的手腕上已经肿起了好几条红印,这原是在下楼出看守所时,被他们推操拉扯,过分地撑动那洋手铐而造成的。


我坐了一辆洋车,另一辆拉着大家的行李和书藉,其他同志和十来名看守步行着,我虽然是要犯,但因我带着两套刑具,又坐在车上,有时走得靠前一些,倒也没有过多地干涉。


我曾告洋车夫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等到共产党得了天下,咱们穷人就能过好日子……"那洋车夫不断揩擦着面上的汗水,不时地向后瞧望。


穿过几条宽街大路,绕过几座楼台亭阁,转了不少弯角,我们一行出了德胜门。德胜门外,当时的情况好象一个乡村中的大镇庄似的。又往西绕了个弯子,便走进第二监狱了。办完了手续,换上和尚服式的灰色囚衣,被送进了铁闸门。经过个大幅射点,穿过不少监房,又经过个小辐射点,便留下了其他同志,把我一人送到洪字监了。


监房内有一条小床,一个小马桶,一个小洋铁痰盂,面积长三米,宽一点五米;朝东的屋子有两扇玻璃门,一排铁柱,一层铁网,朝里是个木板门。很厚,门上安有二寸见方的小玻璃窗,只能外开;和北隔壁监房合用一个电灯,灯安在靠屋顶的一个小坎内,两边罩有铁丝网。


两套刑具使得我吃、喝、解手、睡觉都不方便。曾考虑如何斗争?独自一人,斗争方式不对头,狱方会更残酷地对待你,甚至一直把你折磨死,监狱中死一个人,简直和死一两个蚂蚁没有分别,那样,岂不白白了此一生?不会给革命有什么贡献。且情况不熟,需要摸清情况,然后再想法斗争。想从犯人身上去了解,而隔壁又是个空监房,接触不上,我便老站在门口从小屋孔向外瞧望。


在这里住了九天后才把我的镣铐给下掉。从看守所带起,到下掉止,大概有二十来天,在这二十天里,确实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了。


后来我又想到出狱后还要继续斗争,必须有个好的身体,要有好的身体,就得锻炼。如何锻炼,便是打形意拳和做柔软操。打形意拳是我三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的一项狱中活动,我所以有现在的健康身体,是和当时这些活动分不开的。


为了看书,不断和看守们吵嘴,,吵得他们没办法,后来答应了,但不是一次把我的书全给我,先给的是中医书,后给的是旧小说,再后是日文和世界语,最后才全部给了我。我规定了时间,记得是早晨学日文,早饭后学世界语,午饭后看中医书,下午四时后看小说和文学著作。学、读、阅览、试译全干,在出狱后发表的日本作家口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便是当时的译稿,也译过一篇世界语著作《伦敦之塔》,但未发表。这些译稿都是用藏在被窝的棉絮中带入的短铅条,写在成本书的空白之上的。


隔了一个时期,我的同案们也拨到了洪字监,接着又拨去一批政治犯,每天清早又有十多分钟的外出集体柔软操活动,使我不寂寞了。我的南北隔壁原来的两位早去晚归的普通犯,我曾几次和他们谈话,他们好象哑巴一样地从未答过腔,当时他们也拨走了。北隔壁去的是临城县的张治同志,南隔壁是江苏省的一位姓许的同志,张和我谈话方便,因合用一灯,有灯坎容易传音,和许同志谈话,必须双方向窗子说才听得见。张是小学教员,满肚子的奇闻怪事,不断讲给我听。许爱好文学,一说便是诗歌、小说之类,经常把一些中外的文学名著借我看,过了几个月,忽然把他俩调走了,北隔壁又去了个家住北平的袁成隆同志,南隔壁是赞皇县的许庆玉同志。许也是个小学教员,很幽默,一谈总爱开玩笑,袁是个大学生,经常帮助我学日文。因家在北平,有人定期接见,接见人可能是党员,他每次接见回来,总告知我一些地方党的活动情况,并把送去的糖、面包、奶油、水果等分给我一些吃。他的书籍很多。我曾借阅过他不少中文或日文的书籍,其中有不少是日文社会科学著作。我看过的日文版《资本论》、刊物《新支那》和中文版的《世界文学大纲》、达尔文《进化论》、希尔费丁的《财政资本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书刊都是他的。


对中医书籍,我曾背诵过《脉诀》、《药性赋》《汤头歌》,曾看过《本草备要》、《医方集锦》、《医宗金鉴》等等,使我敲开了中医的大门。可惜出狱后忙于革命工作,这些都束之高阁了。


监狱是一座"大学校",是个很好的学习场所。所后悔的是贪的太多,多则不精,说起来一知半解,深追下去,便不知其所以然了。


洪字监的政治犯逐渐增多,我们便想到如何过组织生活的问题了。但各住一室,不能聚会。如何过倒是个难题。经过清早放风时的传条子,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确定一个礼拜出一本生活小册子,有政治栏,介绍接见时得到的有关政治形势一类的材料;批评自我批评栏,自我批评和批评其他同志;其他栏,学习情况和心得以及出狱后的打算。都是用短铅条写在四寸见方的小纸上,通过放风,交给四川省王昆同志去汇辑的。


六、释放


1936年的春天到了,北隔壁换进了一位青年同志叫郭秀峰,定县人,是北平师范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快出狱,因当时一连几天大雪,冷若严冬,怕我在归途中衣着单薄不能御寒,便把他的棉袄送给了我,我也着手整理了我的东西,把暖水瓶、洋瓷缸、鞋、袜和书籍等,分别送给了磁县的同志们。在一天上午,看守叫我们换掉囚衣,整理好行装,不多时另一个看守来提我们了,当时很想和其他同志们握手言别,但看守不准许,使我们心中难过极了,记得曾吟了这样几句∶


"有缘千里来相会,南北东西人一家。


此别无言泪暗流,茫茫前路日将斜。"


我当时的心情很沉重,背起了行李,随看守出了监狱,到办公室办清手续,便和同伴们匆匆地走出了第二监狱的大门。


一出狱门,感到自由回到我们身上了。稍停了一下,深深地呼吸了几口空气,放眼眺望那白茫茫广阔无际的平北原野,从此可以信步而走了,这时心情很愉快,但也感叹年近三十,犹日将过午,革命之路茫茫,还需我们大踏步地去迈进啊!


(李悦民,井陉威州寨湾人,1908年生,乡村师范毕业,1927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是县委组建成员之一。1928年和1933年曾两次被捕入狱。后曾任工委书记和工作团主任,回井陉恢复党的组织和建立抗日政权。1938年8月调离井陉,1981年离休,离休前任河南省冶金厅副厅长。)


(刘育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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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文史资料》作者:李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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