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陉县第一个抗日县政府驻在我家

我家住在胡仁村，位于井陉县西北部深山区，三面高山环抱，南距井陉煤矿三十华里，北与平山县只有一山之隔，有山路相通。“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据了微水、井陉城、井陉矿，激起全村父老乡亲的极大义愤。听说平山来了八路军，又使全村父老乡亲受到极大鼓舞，人们盼望着八路军早日到来，组织大家抗日。一九三七年秋末的一天，吃过早饭后，就见村北通往平山县的山路上，走下六、七个人。他们进村后，遇到人便和蔼地说∶“我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日本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争相看看八路军是啥样。这几个人中，头里那个穿着长袍，留着分头，自我介绍叫徐达本。还有个女的留着短发，自我介绍叫田吉。这几个人在村里转了一圈，边走边向人们了解村里的人口、土地、生活等情况，下午，又沿着来路朝平山走了。第二天上午，从通往平山的山路上走下几十号人，进了村径直来到我家，除徐达本、田吉等头天来的几个人外，其余的都穿灰色旧军装，由侯排长带领。徐达本向我哥哥范聚宝说∶“我们来你们村建立抗日政府，从今天起就住你家。你先去村里找几个管事的人来，我给他们说说。”我哥哥找来范珠小、范富奎、范喜顺三人，徐达本给他们说明来意后，让他们先给群众说一下。群众知道后，都主动把家里的余粮送来了。

我家是个上房五间的四合院，座落在我村西北角村边，西依山梁，前后邻两条沟。徐达本住东上房，田吉住西上房，其他同志分住厢房和邻街，侯排长带那个排住在我家对面的路勇家。第二天，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徐达本宣告井陉县抗日县政府成立了，由他来担任县长，并在我家大门口的槐树上，竖起一面大红旗。抗日县政府成立后，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召开群众大会，由徐达本同志亲自讲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发动群众积极抗日。二是帮助群众建立抗日组织，首先在我村成立自卫会，青壮年组成自卫队，让我哥哥范聚宝担任队长，每天由侯排长在我家房后地里操练一次。然后又到周围邻村活动，不到半个月时间，各村都相继建立了抗日群众组织。三是积极为抗日筹集粮款，由县政府田吉同志开信，我村自卫会派人，持信到各村找自卫会联系，推行合理负担，定数量、定品种、定时间将粮菜送到县政府。同时将财主大户的主事人请到县政府当面交代政策，让他们自报捐款数额，那时叫“请老财”，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村一带自然条件差，财主大户很少，县政府就派人到三十里外的横润川、五十里外的威州川“请老财”。四是严厉打击不法地主汉奸。有一天，我见我家东屋墙根捆着一个人，经拷问后，用布蒙住他的眼睛送到了平山县。原来那是从井陉煤矿捉来的汉奸。

自从抗日县政府的干部住到我家之后，和我们村的乡亲真是亲密无间，象当时唱的歌一样∶“军队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徐达本经常指着我的大侄子开导我哥哥∶“孩子大了，一定要供他上学识字。”田吉同志经常帮助我嫂料理家务，我嫂也经常给同志们缝补衣服。徐达本等同志住到我家的第二天，范珠小、范富奎、范喜顺结伴到我家找县政府，一进院子正遇到田吉同志。他三人叫了一声“田太太”。田吉同志扑哧就笑了，说“我还没有结婚”。他三人赶紧改叫“田小姐”。田吉同志一点不恼不烦，解释说∶“共产党、八路军都叫同志，以后你们叫我田同志成者小田就行了。”

抗日县政府的建立，极大地振奋了群众抗日情绪，一些青壮年经常到县政府报名参加八路军。但也使日本侵略军恐慌不安，便千方百计要消灭抗日县政府。一天下午，有两个人到我家找县政府报名参军，晚上就以解手为名逃跑。第二天引着日寇从井陉煤矿出发，沿赵庄岭、胡雷村偷偷地爬到了我村东面的一个山头上，用机枪长时间扫射我家。当时，正赶上桃王庄给县政府送菜，把驮子卸下后，拴在大门口槐树上的毛驴，即被日军子弹射倒。正在尾里办公的徐达本、田吉和其他工作人员，立即收拾文件和行李，在西屋后墙掏了个洞，顺我家后边的一条沟撤到了平山，侯排长带领的一个排也同时撤走，没有一人伤亡。

井陉县抗日县政府在我家住了不到半年时间，一九三九年春，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中共井陉路北县委、县政府移至米汤崖村（那时井陉分路南、路北，路南属晋冀鲁豫边区，路北属晋察冀边区），距我村十里山路。县支队下属三个连常驻我村，支队部驻我家。韩支队长住我家上房。那时，县政府在米汤崖村住我哥哥的岳父家，所以同志们到我家很随便，和我们家里人都很亲近。有一天上午，我见县政府来了一个人，带两个警卫，韩支队长跑到大门口迎接。下午走时，韩支队长和全体人员都出来送行。我想这一定是个大官，于是问韩支队长那人是谁，韩支队长拍着我的肩膀指着那人说∶“这是你们的县太爷，新县长朱自平。”从那以后，我常见朱自平县长到我家，与韩支队长带人到敌占区打游击。在县政府和支队的同志们影响下，我和我侄子范岱由县政府李伯林同志介绍，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俩是我村第一批党员，后来我担任了我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韩支队长在抗战时期光荣牺牲了，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灵堂里挂有他的照片。全国解放后，徐达本、朱自平等同志都到北京工作。他们一直没有忘记老区人民，没有忘记房东———我们家里的人。徐达本曾给我哥哥捎信让他到北京住几天，并问我家里的生活怎么样？父老乡亲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忙的事？六十年代初期我村和胡雷、冶西三个村联合安装电灯，我们村由我哥哥具体负责。那时，我们那一带农村资金短缺，为了少花钱，我哥哥和其他两个村的负责人就到北京找徐达本，想让他帮助买些残品，拉回来整修利用。他们在国家煤炭部传达室给徐达本打了电话。徐达本听说房东来找，很快就出来接见。亲人相会，一见如故。徐达本详细询问了农村的生产、生活。他们向他说明了来意，他满口答应，并一再表示∶“我们对老区人民有愧，井陉是我的第二故乡。”没几天，徐达本就给联系到几车电线、横担、螺丝等线路用品和变压器零配件，让秘书给办妥手续，并联系好汽车给送回。临出发前，徐达本叮嘱司机∶“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牺牲，现在他们的生活还很苦，路上要带足干粮，装满水壶，生活上除装老乡点开水外，不要再给他们添麻烦。”我哥哥他们听到这些话，眼睛都湿润了。那些司机真好，从北京出发，路上我哥哥几次给司机买了饭，司机都没吃，总是啃自己带的干粮，喝自己带的水。把货拉回来卸掉后，本想招待一下司机，可是司机没吃一口饭，只是装满水壶调转车就走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三个村的人经常提起这件事，总是感慨地说∶“老县长始终没忘记咱老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