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述其人

马祖述，字述之，一九〇三年出身于我县南横口村的一个仕宦地主之家，约于一九二七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政法系。学生时代加入了青年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激于青年人的义愤，曾投笔从戎参加过东北义勇军。为时不久，转回关内，曾先后于天津、石门（即今石家庄）两地充任挂牌律师，承揽诉讼事务。“七七”事变前夕，又转回我县任公安局课长职务。

“七七”事变后，我县被侵华日军攻陷，马祖述偕其妾躲往椅子圈村其挚友刘俊卿家避难。井陉县成立维持会时，最早的出面人是李庭瑞和苏宪三（俱系城内人）。但按当时侵华日军物色人选的标准，须以豪绅富户和有学历有“威望”的上层人士充当为宜。而李、苏等人家道平平，且学历甚低。因而日军当局又授命李、苏，先将在许水滋村岳父家“避滩”的王景岳搬出，又由王景岳举荐，把和他有亲家关系的马祖述从椅子圈村拽了出来。王被任命为维持会长，马当了维持会的治安处主任。不久，维持会改组为伪县政府。王当了伪县长兼保卫团长，马当了保卫团副团长。这样，马祖述实际上掌握了伪县政府军事大权，成了第二号汉奸。

一九四〇年，保卫团里忽然来了两个神秘人物。为首的叫任培之，河北省大名县人，是由驻扎在河南林县深山沟里的侯如墉司令部派出来的国民党军统组织的“正太游击组”组长。另一个叫张伯华，是该特务组织的报务员。马祖述把他们安排在保卫团里的服务处工作，使他们取得了公开合法的身份。

不久，军统组织从西安拨给他们军用电台两部，马祖述倩其长子马直琰亲赴太原，利用合法身分避开日军检查，将电台带回井陉。其中一部暗设在保卫团团部附近一个破院西尽的炕洞内，另一部则设在南横口他家的南大窑里。

从此，因民党军统组织在我县伪政府任职的某些上层人士中有了发展，不仅马祖述的长子马直琰、次子马豫琛、三子马晋琨（当时任译电员，现居北京）都成了该组织的成员，而且，伪商会会长矢清芬（落庄人）、苏黄中（北石门人）、王克谦（孙庄人）、许步员（北横口人）等也都加入了该组织（上述几人都在日军投降前夕，先后因避缉捕而出逃）。

为了切断日军的运输命脉，破坏日军的铁路交通，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春，埋伏在井陉南横口南大帘内的电个，曾四次与国民党飞机联系轰炸翟家庄大铁桥。前几次并未击中，曾有一颗重刑炮弹落于南横口关帝庙前的河滩内，扎入地中，幸未爆炸伤人。至一九四五年初春，终于击中桥身，桥梁折断，正太铁路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后日军大力组织抢修，运来大批道木，从河滩桥井根架起道木将铁轨顶住强行通车，并派日军严加防犯。我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于是年春的某夜间，冒着刺骨寒风，从上游潜水收到桥边，用汽油将道木点燃。一时间火光冲天，迈明如昼。翟家庄大桥彻底落了架，直到日木投降，一直未修复。

马祖述等人的活动终于被侵华日军当局发觉了。被发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该组织内部人员的“告密”？原来，邻近的军统组织还有个“平汉游击组”，该组组长任富禄（获鹿人）被日军捉住后，禁不住日军当局的软硬兼施，向日军当局交代了“正太组”的活动，于是日本宪兵队决定逮捕马、任等人。

一九四五年初春的一个中午，石门市和井陉县日本宪兵队指名叫马祖述带领任培之和马的护兵杜锦生、杜锦民（均系南芦庄人）到南关开会。这自然引起了马的怀疑。马、任等人一直在研究对策，这时杜锦生从团部外出观察动静，发现宪兵队阎翻译带着许多便衣在左右埋伏监视，于是杜连发三枪向团部示警，宪兵队便衣不敢贸然动手，当即撤离。

当夜，马、任等人决定出逃。遂带领亲信杜锦民、杜锦生、尹成楼（柿庄人）、许志文（上安人）、杜贵昌等溜出团部，沿城背岭出北关城门，在下寺塔处过河到贡家庄，然后又折回河东塔炮台（马的妻弟李博任中队长，在该炮台驻守）。在炮台稍事休息后，当夜隐蔽于柏山岩山上的旧庙内。一天后，又逃往梅庄、神堂寨。后又在梅庄东山马祖述的佃户家隐蔽了有半个多月。

在此隐蔽期间，经多次协商，决定分头出走。先是由社氏兄弟从上安车站送走了任培之，逃往山西洪洞县。后来，马祖述由杜氏弟兄二人护送，步行经南关、乏驴岭等山路，到南峪车站，逃往太原隐蔽。

杜氏兄弟返回后，收拾上电台和所带枪支，到了上安，将电台、枪支埋于，上安祠堂寺后洞内，然后弟兄二人跑到河南投靠了侯如塘的第四纵队。“八一五”日本投降，马祖述返回井陉城内。他满以为曾为国民党卖过命，再谋个一官半职是非常容易的。曾被他掩护过的军统特务任培之又被任命为“石门组组长”，不料任培之却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于马祖述的名下注上了“铁杆汉奸”四个字，要求严加审查和制裁。

在半年多草行露宿的颠浦生活中，马祖述感染了伤寒，正卧病在床，任培之这一报告给他的打击，比病魔的袭击更为沉重，气恼之下，在一九四五年冬，终以夹气伤寒死于井陉城内，时年四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