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伪城高校长的回忆

我叫梁信之，今年78岁，井陉狼窝村人。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一直从事教学工作。

我一九二九年考入井陉师范，于一九三0年又考进天津师范，一九三六年毕业后，就在井陉师范担任四班科任兼事务。因管事务账目清楚，加之四班在全省统考获奖，被后来在日伪县政府任秘书的杜怀荣（北关人）看中。本来井陉城沦陷后学校解散，我即回家种田了。这时，杜怀荣三番五次地写信催我回城任教。我没答应，杜再次写信威胁道∶＂若再不来，派人去抓。＂那时，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我只得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重进校门。任井陉城县立高小（简称＂井陉城高＂建于一九三八年十月）校长。

学校设在井陉城内（城关）东门里＂皆山书院＂旧址。当年院内有月洞门、屏门、鱼池、荷莲、后花园，校舍宽敞，环境清雅。还有书院、阁楼、甘林寺、马王爷庙等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现房舍已不复存在）

起初，学校分初小、高小两个男生班，以后每年招一个班，直到一九四三年又单另招了一个＂女生班＂。招生范围大，除本县路南、路北抗日根据地外，均可招收。南至赞皇，东至元氏，北至平山，考生自由报考，择优录取45人。因招收名额少，报考人多，所以入学新生成绩较高。入学时，每人每月交二元生活费，不交学费，其他自理。若生活困难的学生，可每月补助二元。一般一星期吃一顿白面，主食是玉米面、小米饭。师生、校长同等待遇。校长月薪30元日伪币，教师月薪28元日伪币。

课程有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及音乐、体育、美术、劳作（包括手工、剪纸、泥瓦工）等，实行六年一贯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学生学习四年后，经考试，成绩合格升入高小。若有一门不及格，可补考，两门不及格留级，直到成绩合格，方可升级或毕业。

学校设施较简陋，只有课堂、师生宿舍、食堂、体育器械室、贮藏室。搞体育活动就在院北的大操场，体育器材有篮球、平台、浪木、秋千、单双杠、跳马等。此外，学生们有时弹弹风琴，到池边看看鱼跃，到花园散散步，就算是最有趣的活动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有时接县政府、新民会通知，或者教育科指示，才带领学生打着五色三角旗上街游行，宣传＂强化治安＂，其目的是借学生活动为日伪县政府装潢门面，充当他们的吹鼓手而已。

学校校纪严明，有校规、寝室公约、教室公约、学生公约、食堂公约等。班务工作由正副班长主抓，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当时的教师多是县政府人员的家属或有联系的人。语文教师李永秀（南关人）是马祖述的亲戚，史地老师黄本正是日伪财政科长的侄儿，数学教师杜国瑞是秘书杜怀荣的亲戚，语文、自然教师何润德与县政府有联系，只有历史教师许建文是位老秀才。所以我胆小怕事，处处小心谨慎，谁也不得罪。既不与官府政界来往，也不涉足政治，安分守己地教学。学校始终渗透着＂以文化为主，关门教育＂为日本人培养奴隶的亡国奴教育思想，因此，功课重，作业多，迫使学生们一天到晚钻在书堆，只顾读书、学习，空气很沉闷。

县政府还在学校成立了教育分会（相当现在的校委会），要求每个老师都必须参加，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达到其所谓＂中日亲善＂的奴化目的。特别是修身课，是学生们的一门主课，专讲＂王道乐土＂、＂四书、五经＂，讲授＂忠、学仁、爱、信、义……等等，麻痹、奴化学生，抵制或消弱学生们的抗日救国思想，俯首贴耳地受其摆布。但是中国人总是中国人，爱国思想是抹不掉的。

曾有一次，学校贮藏室起火，滚滚的烈火映红了校园上空，这下可轰动了整个县城，县政府调动公安局、警察、日本消防队，还有大部学生扑灭大火。之后，县公安局传讯我，要我查清纵火者，以＂私通八路，纵火烧校＂治罪。我摸清底细，是一位学生吸烟所致。怎么能让学校和学生遭难呢？想来想去，最后编造了一个＂老鼠肇事＂的谎言才哄过了公安局。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说谎。

挨学校操场不远是日军马草垛，有日军一个班看守，来回绕着草垛巡逻。换岗时，常常牵着大洋狗从校院穿过，许多学生连课堂门也不敢出，直接威胁着学生们的生命安全。我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给予解决，就是没人理睬。后来与老师们商议，干脆用砖头石块封了操场上的门。意见统一后，在一个寂静的黄昏，大伙搬的搬、垒的垒，不一会儿就垒好了。第二天，新民会多次找我要打开此门，我们不理他们，最后他们也无可奈何。

一九四四年冬，教师何润德暗地与伪县长王景岳联系，要在学校毕业生中再办一个补习班，由县政府拨给经费，以学文学武为名，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日军的爪牙——保卫团的骨干。我知道后，再也不能克制，就气呼呼地找到何严肃地对他说∶＂有我姓梁的在城高一天，就不许你办这个班。学生是来学文化的，不是去干坏事的，如果有个差错，怎么向家长们交代？难道你就不怕众人唾骂？＂一席话说得何哑口无言，打消了办班的念头。事后，县教育科、大绅士高省三等先后多次来劝说，都被我顶回去，补习班始终没办成。从此，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伪县长王景岳和何润德都对我有了看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进驻井陉城，伪军摇身一变称为国民党先遣军，挂起＂青天白日＂旗，伪县长王景岳摇身变成国民党县长，何润德成了三青团骨干，并串通王景岳撤消了我的校长职务，让我回乡种田。随即河北省政府特派员张达夫委派胡谦容任城高校长。

胡谦容到校后，不仅不给教师薪水、办公费及其他费用，甚至连欠我的薪水也不给。临走时，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去找胡谦容。谁知，他蛮不讲理地说∶＂我接收的是日本人留下的财产，我不管你的薪水。＂

当时，许建文教师听后，当着胡的面辞职回乡，另谋生路。胡还狗仗人势，蛮横地说∶＂谁愿走就走，三条腿的蛤蟆难找，象你这样两条腿的人天下有的是。＂

我再也看不惯这种无理的行为，找到了县教育科、县政府请求解决学校经费问题。他们推推委委光答应，不解决。几天后，我协助尹克明老师向在北京工作的梁近情老同学求援，希望他通过报端披露，用舆论给县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发动教师联名写控告信。一封封信件飞进保定城河北省政府，半个多月后仍没回音。后来，我就坐火车，三进保定城到河北省教育厅催促解决教育经费。回城不久，城高学生们罢课，教师停教。此事轰动了整个县城。国民党县党部意见不一致，正在争论不休时，河北省政府下达批文∶按原经费支付。

教育经费事件结束后，我才离开井陉城高到别地教书去了。